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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两极-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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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新居的头一天，看到满屋的泥屑、灰尘，我们兴冲冲地打开水龙头准备清洗。谁知，怎么拧那只水龙头，也是一滴水都放不出来。于是，便去向先搬进来的邻居打听。他们告诉我，这里叫石板坡，地势高，白天水压低，自来水根本上不来，只有等到夜深人静，全城的大多数居民都不用水了，才有可能来一点点水。我推窗向外凝神一望，果然，周围几幢七层楼的屋顶都在我们脚下。
于是，我们住进新居的第一件大事，就像所有的邻居们一样，砌一个小水池，等下半夜来水的时候，把小水池里的水蓄满备用。
日子，就在夜夜等水的期待中一天天地过去。
由于夜间要等水，我和妻子分了工，我守上半夜，她守下半夜。天天晚上将水龙头大开着，等待“水龙王”“哗哗”来临。这种等待是极难熬的，但是，一家人无水便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计，难熬也得等。我便一边等待一边写小说，在那几年发表的小说后面，往往有“写于贵州黔灵山麓”一行小字，有读者给我来信说，可以想像，你一定住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读后，我只好一笑了之。
当专业作家的时候，这样的日子还能勉强打发过去，晚上睡少了，第二天可以补睡一会儿。到了1984年7月，我调《山花》编辑部任主编，天天要上班，晚上守夜就成了一件贵州人说的“恼火”事。可再“恼火”，还得等水，还得熬夜。
说老实话，那些日子里，上半夜能够如愿等来“水龙王”的次数是极其有限的，可怜我的妻子，她常常在下半夜起来等水，等来了水，匆匆地洗衣裳，轻手轻脚拖地板，蓄水。天亮了，她还得去上班，还得在上下班途中倒换三次车，每天在路上消磨三四个小时。那时她常对我说，上了公共汽车就怕有座位，因为一坐上座位，不知不觉就要打瞌睡。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在车上打瞌睡她坐过了站，赶到工厂迟到了，便要挨批评。
可能正因为这样吧，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格外地和睦安宁。相互体贴、关心着，打发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孩子也在这种氛围里一天天地长大了。那年头，我已是一个作家，时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各种各样笔会的邀请，很多笔会都是在我从来没去过的风景名胜区举办，与会者又都是全国文坛的名流，我真想去开开眼、凑凑热闹啊，但我一次次地婉辞了那些盛情相邀，只因为我想到家中需要等水，没有水，连最普通的日子也难过……
哦，那些等水的日子！
（2002年3月）
大路
山乡的安寂宁静，全是被打破的。
大路上驶来了汽车，准定是来了贵人，而且必然是不会在山寨上住宿的。于是乎细娃嫩崽们呼喊着、欢叫着跑到大路上去，围住了汽车，问这是什么车，看来的是怎样的贵人。如果客人下车后信步走去，娃崽们准会自始至终簇拥着客人，客人去看水库，娃儿们会跟到水库；客人走进寨子，娃儿们会跟进寨子，并且主动地介绍，这是张家，那是陈家。还提出警
告：这家的狗凶。
只因大路上进来的车子实在太少。偏僻、闭塞的寨子上，来一位公社的书记，来一位打着背包找队干部安排住宿的县上干部，老百姓就把他们当成是通天的官了。
坐车子进寨子来的，不是贵人又是谁？
况且这大路不是为开车子修的，那是专为山寨上通马车修的。1965年，“四清”运动结束的时候，为了显示运动的成果，带动了生产，所有下队的干部，发动了乡里的劳动力，修了这条大路，同时给沿途的寨子，配备了马车。路修成之后，由两匹川马或是三匹川马拖着厢斗的马车，就在山乡里出现了。
马车把山乡里产的无烟煤拖出去卖，马车到车站、工地揽生意、拖石头、拖沙子。一天干下来，能赚好几十块钱，抵得上一个强劳力在寨子上整整干一个月。
拖马车的汉子，自然成了寨子上受人尊敬的汉子。不说别的，单是赶场那一天，男女老幼挤上车子，挥起鞭子，一声喝，马车一阵小跑，不到半小时，就能跑到街子上。比人走快得多了。
指挥修路的干部中，肯定有那么一二位，是有预见的。说的是修马车道，但他们坚持要把路两侧，多修出一米的宽度。于是乎，路修成以后，汽车也就能开进来了。记得第一辆汽车开进寨门口，那八九十岁走不得路的老农，拍着车厢盖问司机：“这玩艺儿，一天要喂它吃多少饲料？”
大路真正当作汽车道来用，是在我离开山乡的前一年。那一年，斗篷山脚下发现优质煤的信息不知怎么被外界晓得了，于是乎，老乡们冬季里挖来用不完的煤炭，全被收买了。那些堆在煤洞口“狗向伙”人字小窝棚旁边的煤，全都变成了一叠一叠的票子。怎不惹人眼红啊！
那些原本善于挖煤的，在煤洞里日夜加班，挑灯夜战。那些原来勉强挖一点煤来充作家用的，也上了山。砖瓦窑停了火，只因用煤炭烧制了砖瓦来卖，还不如直接卖煤来钱。很多戏文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演出了。最能号煤脉的曾家老大，挖煤挖疯了，没日没夜呆在洞子里抡十字镐，把自己的眼珠子挖了出来。事后，当他瞎了一只眼睛从医院回来后，对围住问他的乡亲说：“我蹲在窄小的洞子里，眼前看到的，哪是煤啊。全是票子，是一张张的拾元大票子啊！”
我也挤在寨邻乡亲们中间，听到这话，不禁骇然。再看看四周，那一些挖出大堆大堆煤炭待卖的农民们，拼命地奉承司机，贿赂司机，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把菜园里的新鲜蔬菜，把鸡鸭，塞进司机的驾驶室。巴望司机早一天把自家的煤拖出去，好换来票子。拖司机回家吃饭，司机喝醉了酒，调戏乡里妹子的事情，传得纷纷扬扬，更有甚者，留宿的司机睡了自己的婆娘，汉子知情后，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大路带来的岂止是喧嚣的汽车喇叭声，它把安宁静谧的山乡搅得沸腾起来。
商品经济莽撞地闯进四季安然的寨子，给人上的第一课就是严酷的。
盘山绕谷的大路修进山乡，修到寨门前，越岭翻山地修到白云深处的人家，习惯于在原始传统状态下生活的善良人们，做好了大路修来的准备了吗？
（2001年8月）
第四部分
买得青山只种茶
“茶。云腴，灵芽。出生地，古华夏。芳龄几何，五千岁华。三皇神农氏，尝草识茗芽。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克星苦茶。云贵巴蜀是故乡，人杰地灵育GAFD1诧。”
上面这首一至七言咏茶诗，是茶文化研究专家舒玉杰先生所做，他对茶的形状、出生地、年龄、来历、特性以及其故乡等，作了简短而精彩的描述。这首诗里的“日遇七十二毒，瘟君克星苦茶”两句话，使我想起了插队落户时的一件事：当地有一农民外出劳作时，风雨
交加，雷电狂作，不慎被雷电击死。
按照乡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把他的尸体抬进寨子的。人们把他的尸体放在寨子外面的茶树底下。第二天，死者复生。据当地人讲，是由于雨水经过茶树叶子滴在死者身上，而使死者复活的。死者是不是被茶叶水浇活的，我至今不敢肯定，但从那时开始，我爱上了喝茶，一喝竟喝了二十多年！当然，爱喝茶，却是不懂茶道的，看陆羽的《茶经》，感兴趣的不是里面讲到的各款茶具和繁杂的煮茶、饮茶过程，而是里面记载的一段话：“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我们现今看到的茶树，一律矮矮的，高不及人。而古代，茶树高至“数十尺”，这是不是一种传说呢？当然，传说也有，但实际上两人合抱之茶树也不少见。在我国云南，古老的茶树最多，有四十多个县野生大茶树，素有“云南山茶甲天下”之说。故人们把云南看做是“自然茶寮”。《封氏闻见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茶由南向北而来，其味也似乎由浓到淡。云南、贵州、江西乃至福建一带，茶味偏重偏浓，而到了江浙一带，茶味就淡，这可能跟地域环境有关。
茶从原先的讲究实用，到了后来的讲究风雅，是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直到茶成了一种文化之后，其实用价值处于次要地位，很为某一层次的人做了风雅之事，特别是读书人家或爱茶的文人，总要在壁间挂一些与茶相关的书画。像白居易的“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盅，寄与爱茶人。”中国古代文人中，大多是爱酒的，人生不得意，借酒浇忧愁。曹操就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有凭借酒力来创作的，像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而让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白居易是“茶铛酒杓不相离”的，“看风小槪志疲成盥煌氩琛保弧熬偻分芯坪螅炙鞑枋薄保弧捌鸪⒁煌胲卸烈恍惺椤保弧耙共枰涣借迹镆魅保弧盎蛞枰徽担蛞魇徽隆钡鹊取Ｒ圆柚乃迹貌枥葱涯裕故欠浅Ｊ屎衔业模也缓镁疲膊荒芎染疲薹ㄏ窭畎啄茄岸肪剖倨保荒苄О拙右字ǎ耙枰恢眩魇徽隆薄！�
我喝茶的历史是不短了，但仍未养成喝功夫茶的耐心和毅力以及那份细致，更不懂茶道，不过，我爱听僧家那句斗机锋时常用的话：无事么？喝茶去！我从这句话中当然是悟不出什么高深的禅理的，但我会非常开心地去泡一杯茶，坐下来，写作。我这一生，喝茶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是一样长的。写作和喝茶几乎同时进行。
古人说：买得青山只种茶。信然！识得此中滋味，觅来无上清凉。不种茶树又种什么！
（2001年9月）
共和国５０年
50是个吉利的数字。
50周年当然是个喜庆之年。
当国庆50周年的日子走近我们的时候，我的眼前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已经逝去的那些个大庆之年的情形。
国庆10周年的时候，我10岁，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可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热烈气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挤在欢乐的人群里看大游行，我坐在第一排看文艺节目，记得正是那一天，我坐得那么近地第一次看到了独具风采的新疆舞蹈。到了夜晚，我怀着急切期盼的心情等待盛开在夜空中的礼花。那年头，我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文学，虽说在念小学，但我已经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读过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长篇小说。像许多男孩子一样，热衷于议论着这些小说中“战斗”的场面和革命的经历。
国庆20周年的时候，我已是贵州山乡里的一个知青。过节那几天，正是秋日里难得的晴天。寨子上宣布，为抢节气，收获成熟了的庄稼，一律坚持出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行动，庆祝国庆20周年。那一天，从清晨到傍晚，我和山乡里的农民们一起，整整割了一天的水稻，把一担一担尚未干透的谷子，从田坝上挑回晒谷坪上。大约是队长听了我们几个知青一整天的唠叨，在太阳落坡之前，总算让我们几个男女知青提前收工了。也许是从一天繁重的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也许是想到回去后总算可以杀鸡、煮肉打一顿“牙祭”过节了，走回寨子的路上，我感到这一天的晚霞格外的美丽。栖居山乡，天天沉浸于农事的劳作之中，翻来覆去读的，就是我下乡时带去的那几本我特别喜欢的书：《罗密欧与朱丽叶》、《贝姨》、《红与黑》、《父与子》、《贵族之家》、《契诃夫小说选》、《杜布罗夫斯基》……在当时，这些都属于禁书。幸好无论是山寨上的农民，还是周围的知青，谁都不曾去打过“小报告”。
国庆30周年的时候，我仍生活在那个叫“砂锅寨”的地方。不过文学已和我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书《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岩鹰》。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已在全国上映，它竟然还在我插队落户的山乡拉起白色的幕布放了一回。而一部新的长篇已赶在十·一前出版的当年第五期《收获》上刊出，那就是完全依照我的心愿仅花半年时间写出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贵州作协将遵照省里指示把我调去当专业作家，我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风凛冽》的创作之后，又完成了《蹉跎岁月》，我的孩子也即将出生。但我无意沉浸在这一片喜悦之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重新出版的大量的书籍，有“文革”之前出版过的，也有新翻译进来的，还有无数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们创作的，我深知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我珍惜命运赐予我的这一珍贵的时期。以后的好些年里，我婉辞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谢绝了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的“笔会”请柬，我日以继夜地写着、写着。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还是写作，天天都在辛勤地耕耘中度过。所幸的是，那些年里写出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每一本都印成了书。
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生活在内地省城，到了过节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乡上海。恰巧又逢我母亲患了眼疾，她盼望着我这个游子归乡，我正式向贵州提出了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一边一次一次地去找领导，申诉调回的理由，一边在家中构思着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我在省城生活已经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对省城的生疏、不适应到渐渐地融入省城社会。根据省城生活的体验，我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与《眩目的云彩》。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和同时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们一起回顾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程，思考着又一个十年的文学路子该怎么走。不论是传统的作家还是前卫的作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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