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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4-与ceo重走长征路-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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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迫害,他们对汉族军队怀有成见,加之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长期歪曲宣传,更让他们对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充满了怀疑和恐惧。党中央此时对民族问题非常重视,每到一处,就先派先遣队去宣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使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消除恐惧;大部队经过时,坚持群众路线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让当地群众消除疑虑,并转而支持红军,许多少数民族青年还加入了红军,为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
红军走了一路,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就留下了一路。彝海湖畔,刘伯承、小叶丹歃血为盟,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彝族群众帮助下,红军很快通过彝区,为胜利渡过大渡河赢得了时间,避免了红军重蹈石达开的覆辙。红军路过甘孜地区,格达活佛受党的民族政策感召,捐款捐物,收治伤员,并与朱德总司令结下了深厚友谊。长征路过洪岗子村时,当地回民阿訇对党的救国主张和民族政策深表赞赏,主动号召村民保护红军先遣队员,并给红军主力送去了盐和百余只羊。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不仅只是政策的宣传,还尽可能地帮助当地群众生产与生活,至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当年的“红军桥”、“红军井”、“红军树”,还流传着许多红军爱民助民的故事。长征在如此恶劣、艰苦的条件下能取得胜利,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功不可没。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团队精神的建立者
上下齐心,团队精神的建立者
“上下同欲者胜”。战略领导者必须对企业全体员工整个团队负责,必须致力于创建团队精神,打造在各个方面独树一帜的优秀团队,率领下属为了共同的事业目标而奋斗。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闹革命,必须有一种强大的革命精神作支撑,于是和朱德首倡“井
冈山精神”,号召革命队伍“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井冈山
精神”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了神州大地。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和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如果没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党中央这时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广大红军指战员响应号召,在长征路上谱写了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勇闯腊子口等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诗篇。朱德在谈到“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事迹时说:“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红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不仅仅是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也是红军团队精神的高度总结。红九军团为掩护主力转移,甘冒被消灭的危险;红四军为使部队顺利渡过大渡河,不畏牺牲,飞夺泸定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环境多么恶劣,但红军战士凭着友爱互助,硬是跨越了这些生命的禁区。《一碗炒面》《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是红军团队精神的经典写照,这些故事向世人昭示了红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团队。相反,国名党部队屡战屡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团队精神,尔虞我诈,遇事互相推诿,对利益你争我夺,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效率,消耗了他们的战斗力。红军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他们这一点,在他们的防战之间闪展腾挪,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行军路线。
大公无私,组织良心的缔结者
所谓组织良心,是指企业必须具有自己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企业文化,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要为了事业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存在。企业要使员工得到发展,并与企业共同进步;企业更要为顾客创造价值,使顾客因为企业的存在而得到需求和期望上的满足。当执行战略的过程符合伦理准则时,战略领导者就会事半功倍;否则,不但战略目标达不成,企业甚至会有覆灭的危险。
2001年12月2日,美国安然公司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无限风光后,这个能源巨头为何一夜间轰然倒下?
从表面上看,安然帝国的倒塌是自作自受:为保持投资者的信心,安然一直使用做假账的手段隐瞒巨额债务。东窗事发后,醒悟的投资者对安然投了不信任票,其股票迅速跌到了1美元以下,并被赶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这种恶果好像要由安然的高层负全责: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分红,使用会计手段制造了大量的虚假利润,毫无羞耻感地“盗取”公司员工和广大投资者的财富。但实际上,在安然铤而走险的背后,一直有一股贪婪的黑色动力在支撑。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其中之一。安达信的问题在于没有分清审计与咨询业务间不同的基本需求,错误地将咨询业务的创造性带入了需要诚实的审计业务。错上加错的是,安达信在事发后竟然销毁证据,这让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安达信毁于自己之手:公司不提倡正确的商业伦理由来已久,他们对那些公正、真实审计的审计员予以处罚,而对那些取悦客户而弄虚作假的审计员却给予奖赏。
另外,那些不可一世的投资银行也是帮凶之一,摩根大通和花旗帮助安然隐瞒巨额债务,美林帮助安然实现赢利目标。促使投资银行甘当帮凶的动力依然是利润,他们为此付出了巨额代价。
上述九大角色基本上涵盖了战略领导者的所有角色。前四个角色是战略领导者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必需的,如果不具备,就不能称其为企业家或企业领导者;后五个角色则是永续的,如果做得好,就会有助于实现企业长久的发展。
战略领导之角色调整
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战略领导者的角色重点也有所不同。
当企业处于创业期时,战略领导者应当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做好表率。当企业进入成长期时,战略领导者就不应事事为先,而应该位于中间,调整组织架构,建立管理制度,发挥承前启后、维持企业整体发展的作用。当企业进入发展期时,战略领导应该隐身幕后,因为在这里才能从更宽广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当企业进入永续经营期时,战略领导者则应该“高高在上”,从上向下看,才更有利于运用企业文化来引导整个企业的行为。如果一个战略领导者在成功之后,还依旧忙于一线事务,事必躬亲,处处做决策,则无异于越俎代庖。
毛泽东在革命早期,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这些基层工作不仅使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非常熟悉,也为他以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基础。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就转到了给红军规定纪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给红军明确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为中国革命指方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都是那时写的;做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士气,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到了瑞金之后,毛泽东受到了排挤,无权参与红军的战略制定工作,就积极地投入宣传工作,做统战和后勤工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又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红军大的战略方向的考虑上,为红军的胜利北上做出了许多高明的决策。
战略领导的角色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处于中层管理者职位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有关战略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者;当位于高层管理者的职位时,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战略制定者;如果进入董事会,则有可能从事战略决策工作。并不是所有从事与战略有关工作的人都可以被
称为战略领导者,只有那些经过锤炼并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具备高瞻远瞩、全局调配、宽广胸襟等素质的人,才是真正的战略领导者。
战略领导者的角色应当根据企业当前的工作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当前的工作非常紧急,那么,战略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必须要当机立断,必须要有决断力;如果企业当前的工作不是很紧急,那么战略领导者就应该集思广益,进行各方面的储备和积累。
红军兵分两路过草地时,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停止不前,并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党中央对张国焘违反原定战略规划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并再次命令张国焘立即北上。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命令,并于1935年9月9日夜电令陈、徐裹挟中央南下。叶剑英收到电报后随即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觉察张国焘已决意分裂,便紧急召开了巴西会议,会议决定为实现北上战略,一、三军团应迅速脱离险境。会后,红一方面军连夜撤离巴西地区,并于11日在俄界集中。毛泽东的果决再一次挽救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长征中领导能力的展现
第二节领导的三种战略能力
长征中领导能力的展现
战略,特别是有突破性的战略要想顺利地实施,组织的各个层面就需要特别强势、有力的领导。如果在战略制定之初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战略领导者的能力,就有可能导致战略流程的堵塞。企业在推行新的战略举措时,如果在短期内找不到合适的领导,那么现任领导就会被迫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会导致整体工作效率的下降,并引发其他管理问题。
长征之前的王明和长征初期的李德、博古等缺乏作为战略领导者应有的能力。他们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缺乏清醒的认识,不能把握大局,只会生搬教条。首先,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克隆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一举夺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整个地反对;第三,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第四,他们缺乏凝聚力,总是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破坏了红军的团结。“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了严重损失:至1935年,除少数地方外,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长征。
毛泽东的领导能力表现为他对时局的准确把握。在长征的准备和受挫阶段,他受到排挤丧失了指挥权,但他通过自己对战争形势的准确判断以及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逐渐又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并在遵义会议上一举赢得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随后,他的思想逐渐成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以出众的才华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观念上的能力
观念上的能力,就是指能够从复杂的现实状况中提炼或升华出理论或观念,再将观念与实际相结合加以传播和执行的能力。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一种观念上的能力;邓小平提出中国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观念上的能力。企业家提出一个新的观念,或一个好的观念,或一个适合时机的观念,都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只有具有宽广的视野、掌控多种资源、概括能力极强的企业家,才能承担战略重任。
在现代中国企业中,海尔的张瑞敏便具有这种能力。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激活休克鱼”理论,又把这套理论应用到了海尔的并购活动中。1998年,这套理论走进了哈佛商学院并传遍了全世界。
“休克鱼”是指那些硬件条件很好,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濒临破产、整顿的企业。张瑞敏认为,这些企业不是缺乏健康的体魄,而是因为没有了“灵魂”,一旦给他们注入全新的“灵魂”,企业就会再度迸发生机。张瑞敏所说的“灵魂”,指的是海尔成功的文化、管理和品牌运营。但“休克鱼”并不是死鱼,对于那些“只有地皮和劳力”的企业,张瑞敏不感兴趣,“企业兼并的目的是以少量资金投入,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兼并之后,企业扭亏为盈不是靠大量的资金注入,否则不如建立一家新的企业”。海尔收购一家“休克鱼”企业后,往往只派去两三名管理人员,对其组织制度和企业文化进行改造,解决其发展动力和经营管理问题,使其从“休克鱼”转变为跑赢市场的“快鱼”。
具体而言,观念上的能力包括以下方面:
在复杂的情景中找到战略因子的能力
在复杂的情景中找到战略因子,也就是在错综复杂的战局中找到关键点。毛泽东在这一方面表现了出众的才能。在长征后期的东征战役中,毛泽东知道关键点(即战略因子)在黄河以东的山西,只要调动了阎锡山的部队,就能盘活陕北根据地的全局。
张国焘也懂得在复杂的战局中找出关键点,但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形势,也没有看到四川省国民党内部的变化,错误地将战略的关键点放在了川康,以至于定下了差点葬送中国革命的“南下战略”。
如果企业家缺乏在复杂事物中把握战略因子、抓住主要问题及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的能力,就会造成观念的含糊、思路的混乱,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就会出现严重问题。
1999年,蒙牛成立之初,仅仅在内蒙,以伊利为首的乳品企业就有数百家。当时,与蒙牛同在呼和浩特市的伊利集团已经上市多年,有完整的冰品、液态奶和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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