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谈读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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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乖讹，只能取悦浮浅的理智，乍听可惊喜，玩之无余味。豁达者的诙谐
之中有严肃，往往极沉痛之致，使人卒然见到，不知是笑好还是哭好，例如
古诗：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长苦辛！
看来虽似作随俗浮沉的计算而其实是愤世嫉俗之谈。表面虽似诙谐而骨子里
却极沉痛。陶潜《责子》诗末二句：
天运苟如此，且进怀中物！
和《挽歌辞》末二句：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都应该作如是观。滑稽者的诙谐往往表现于打油诗和其它的文学游戏，例如
《论语》（杂志名）嘲笑苛捐杂税的话：
自足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
和王壬秋嘲笑时事的对联：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乍看来都会使你发笑，使你高兴一阵，但是决不能打动你的情感，决不能使
你感发兴起。
诗最不易谐。如果没有至性深情，谐最易流于轻薄。古诗《焦仲卿妻》
叙夫妻别离时的誓约说：
君当作磬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磬石无转移。
后来焦仲卿听到兰英被迫改嫁的消息，便引用这个比喻来讽刺她：
府君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磬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
这种诙谐已近于轻薄，因为生离死别不是深于情者所能用讽刺的时候；但是
它没有落入轻薄，因为它骨子里是沉痛语。同是谐趣，或为诗的极境，或简
直不成诗，分别就在隐与显。“隐”为谐趣之中寓有沉痛严肃，“显”者一
语道破，了无余味，“打油诗”多属于此类。
陶潜和杜甫都是诗人中达到谐趣的胜境者。陶深于杜，他的谐趣都起于
沉痛后的豁达。杜诗的谐趣有三种境界，一种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示
从孙济》所代表的境界，豁达近于陶而沉痛不及。一种为《北征》（“平生
所娇儿”段）和《羌村》所代表的境界，是欣慰时的诙谐。一种为《饮中八
仙歌》所代表的境界，颇类似滑稽者的诙谐。唐人除杜甫以外，韩愈也颇以
谐趣著闻。但是他的谐趣中滑稽者的成分居多。滑稽者的诙谐常见于文字的
游戏。韩愈做诗好用拗字险韵怪句，和他作《送穷文》、《进学解》、《毛
颖传》一样，多少要以文字为游戏，多少要在文字上逞才气。例如他的《赠
刘师复》：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匙抄烂饭
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订栗与梨。
宋人的谐趣大半学韩愈和《饮中八仙歌》所代表的杜甫。他们缺乏至性
深情，所以沉痛的诙谐最少见，而常见的诙谐大半是文字的游戏。苏轼是宋
人最好的代表。他做诗好和韵，做词好用回文体，仍是带有韩愈用拗字险韵
的癖性。他的赞美黄州猪肉的诗也可以和韩愈的“大肉硬饼如刀截”先后媲
美。我们姑且选一首比较著名的诗来看看宋人的谐趣：
东坡先生无一饯，十年家火烧凡铅。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须无由玄。龙邱居士
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丈落手心茫然。
——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首八句
这首诗的神貌都极似《饮中八仙歌》，其中谐趣出于滑稽者多，它没有落到
打油诗的轻薄，全赖有几分豁达的风味来补救。它在诗中究非上乘，比较“何
不策高足”、《责子》、《挽歌辞》以及《北征》诸诗就不免缺乏严肃沉痛
之致了。
注：此文发表后，曾于《文学与生命》中见吴君一文对鄙见略有指责，
我仔细衡量过，觉得他的话不甚中肯，所以没有答复他。读者最好取吴君文
与拙文细看一遍，自己去下判断。拙著《文艺心理学》论“移情作用”章亦
可参考。
选自《我与文学及其他》1943　年10　月开明书店版
读李义山的《锦瑟》
诗的佳妙往往在意象所引起的联想，例如李义山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全诗精采在五六两句，但这两句与上下文的联络似不甚明显，尤其是第
六句像是表现一种和暖愉快的景象，与悼亡的主旨似不合。向来注者不明白
晚唐诗人以意象触动视听的技巧，往往强为之说，闹得一塌糊涂。他们说：
“玉生烟已葬也，犹言埋香瘗玉也，”“沧海蓝田言埋韫而不得自见，”“五
六赋华年也，”“珠泪玉烟以自喻其文采。”（见朱鹤龄《李义山诗笺注》，
萃文堂三色批本。）这些说法与上下文都讲不通。其实这首诗五六两句的功
用和三四两句相同，都是表现对于死亡消逝之后，渺茫恍忽，不堪追索的情
境所起的悲哀。情感的本来面目只可亲领身受而不可直接地描写，如须传达
给别人知道，须用具体的间接的意象来比拟。例如秦少游要传出他心里一点
凄清迟暮的感觉，不直说而用“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景致来描绘。李义山的
《锦瑟》也是如此。庄生蝴蝶，固属迷梦；望帝杜鹃，亦仅传言。珠未常有
泪，玉更不能生烟。但沧海月明，珠光或似泪影；蓝田日暖，玉霞或似轻烟。
此种情景可以想象揣摩，断不可拘泥地求诸事实。它们都如死者消逝之后，
一切都很渺茫恍忽，不堪追索；如勉强追索，亦只“不见长安见尘雾”，仍
是迷离隐约，令人生哀而已。四句诗的佳妙不仅在唤起渺茫恍忽不堪追索的
意象，尤在同时能以这些意象暗示悲哀，“望帝春心”和“月明珠泪”两句
尤其显然。五六句胜似三四两句，因为三四两句实言情感，犹着迹象，五六
两句把想象活动区域推得更远，更渺茫，更精微。一首诗的意象好比图画的
颜色阴影浓淡配合在一起，烘托一种有情致的风景出来。李义山和许多晚唐
诗人的作品在技巧上很类似西方的象征主义，都是选择几个很精妙的意象出
来，以唤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这种联想有时切题，也有时不切题。就切题
的方面说，“沧海月明”二句表现消逝渺茫的悲哀，如上所述。但是我们平
时读这二句诗，常忽略过这切题的一方面，珠泪玉烟两种意象本身已很美妙，
我们的注意力大半专注在这美妙意象的本身。从这个实例看，诗的意象有两
重功用，一是象征一种情感，一是以本身的美妙去愉悦耳目。这第二种功用
虽是不切题的，却自有存在的价值。《诗经》中的“兴”大半都是用这种有
两重功用的意象。例如“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燕
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诸诗起首二句都有一方面是切题的，一方面是不切题的。
原载《现代青年》第2　卷第4　期，1936　年2　月，据《朱光潜全集》卷8
谈书评
谈到究竟，文艺方面最重要的东西还是作品。一个人在文艺方面最重要
的修养不是记得一些干枯的史实和空洞的理论，而是对于好作品能热烈的爱
好，对于低劣作品能彻底地厌恶。能够教学生们懂得什么才是一首好诗或是
一篇好小说，能够使他们培养成对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那才是一位好的文
学教师；能够使一般读者懂得什么才是一首好诗或是一篇好小说，能够使他
们培养成对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那才是一位好的批评家。真正的批评对象
永远是作品，真正的好的批评家永远是书评家，真正的批评的成就永远是对
于作品的兴趣和热情的养成。
书评家的职务是很卑恭的。他好比游览名胜风景的向导，引游人注意到
一些有趣的林园泉石寨堡。不过这种比拟究竟有些不恰当。一个旅行向导对
于他所指点的风景不一定是他自己发现出来的，尤其不一定自己感觉到它们
有趣。他可以读一部旅行指南，记好一套刻板的解释，遇到有钱的顾主就把
话匣子打开，把放过几千次的唱片再放一遍。书评家的职务却没有这么简单。
他没有理由向旁人说话，除非他所指点的是他自己的发现而且是他自己的爱
或憎的对象。书评艺术不发达即由于此。在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以书评为
职业，就很难有工夫去天天写书评；而书评却不如旅行向导可以成为一种职
业，书评所需要的公平，自由，新鲜，超脱诸美德都是与职业不相容的。
常见的书评不外两种，一种是宣传，一种是反宣传。所谓“宣传”者有
书店稿费或私人交谊做背景，作品本身价值是第二层事，头一层要推广它的
销路，在这种书籍的生存战争中，它不能不有人替它“吹”一下。所谓“反
宣传”者有仇恨妒忌种种心理做背景，甲与乙如不同派，凡甲有所作，乙必
须闭着眼睛乱骂一顿，以为不把对方打倒，自己就不易抬头“称霸”。书评
失去它的信用，就因为有这两种不肖之徒如劣马害群。书评变成贩夫叫卖或
是泼妇闹街，这不但是书评末运，也是文艺的末运。
书是读不尽的，自然也评不尽。一个批评家应该是一个探险家，为着发
见肥沃的新陆，不惜备尝艰辛险阻，穿过一些荒原沙漠冰海；为着发见好书，
他不能不读数量超过好书千百倍的坏书。每个人都应该读些坏书，不然，他
不能真正地懂得好书的好处。不过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里坏书都“俯拾即
是”，用不着一个专门家去把它指点出来。与其浪耗精力去攻击一千部坏书，
不如多介绍一部好书。没有看见过小山的人固然不知道大山的伟大；但是你
如果引人看过喜马拉雅山，他决不会再相信泰山是天下最高峰。好书有被埋
没的可能，而坏书却无永远存在之理，把好书指点出来，读者自然能见出坏
书的坏。
攻击唾骂在批评上固然有它的破坏的功用，它究竟是容易流于意气之
争，酿成创作与批评中不应有的仇恨，给读者一场空热闹，而且一个作品的
最有意义的批评往往不是一篇说是说非的论文，而是题材相仿佛的另一个作
品。如果你不满意一部书或是一篇文章，且别费气力去唾骂它，自己去写一
部比它较好的作品出来，至少，指点出一部比它较好的作品出来！一部书在
没有比它再好的书出来以前，尽管是不圆满，仍旧有它的功用，有它的生存
权。
批评的态度要公平，这是老生常谈，不过也容易引起误解。一个人只能
在他的学识修养范围之内说公平话。对于甲是公平话，对于乙往往是偏见。
孔夫子只见过泰山，便说“登泰山而小天下”，不能算是不公平，至少是就
他的学识范围而言。凡是有意义的话都应该是诚实的话，凡是诚实话都是站
在说话者自己特殊立场扪心自问所说的话。人人都说荷马或莎士比亚伟大而
我们扪心自问，并不能见出他们的伟大。我跟人说他们伟大么？这是一般人
所谓“公平”。我说我并不觉得他们伟大么？这是我个人学识修养范围之内
的“公平”，而一般人所谓“偏见”。批评家所要的“公平”究竟是哪一种
呢？“司法式”批评家说是前一种，印象派批评家说是后一种。前一派人永
远是朝“稳路”走，可是也永远是自封在旧窠臼里，很难发见打破传统的新
作品。后一派人永远是流露“偏见”，可是也永远是说良心话，永远能宽容
别人和我自己异趣。这两条路都任人随便走，而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第二条路，
虽然我知道它不是一条“稳路”。
法朗士说得好：“每个人都摆脱不开他自己，这是我们最大的厄运”。
这种厄运是不可免的，所以一般人所嚷的“客观的标准”，“普遍的价值”
等等终不免是欺人之谈。你提笔来写一篇书评时，你的唯一的理由是你对于
那部书有你的特殊的见解。这种见解只要是由你心坎里流露出来的，只要是
诚实，虽然是偏，甚至于是离奇，对于作者与读者总是新鲜有趣的。书评是
一种艺术，像一切其它艺术一样，它的作者不但有权力，而且有义务，把自
己摆进里面去；它应该是主观的；这就是说，它应该有独到见解。叶公超先
生在本刊所发表的《论书评》一文里仿佛说过，书评是读者与作者的见解和
趣味的较量。这是一句有见地的话。见解和趣味有不同，才有较量的可能，
而这种较量才有意义，有价值。
天赋不同，修养不同，文艺的趣味也因而不同。心理学家所研究的“个
别的差异”是创作家批评家和读者所应该同样地认清而牢记的。文艺界有许
多无谓的论战和顽固的成见都起于根本不了解人性中有所谓“个别的差异”。
我自己这样感觉，旁人如果不是这样感觉，那就是他们荒谬，活该打倒！这
是许多固执成见者的逻辑。如果要建立书评艺术，这种逻辑必须放弃。
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欣赏一部书，如果那部书有文艺的价值，
也应该是在心里再造一部书。一篇好的书评也理应是这种“再造”的结果。
我特别着重这一点，因为它有关于书评的接受。无论是作者或是读者，对于
一篇有价值的书评都只能当作一篇诚实的主观的印象记看待，容许它有个
性，有特见，甚至于有偏见。一个书评家如果想把自己的话当作“权威”去
压服别人，去范围别人的趣味；一个读者如果把一篇书评当作“权威”恭顺
地任它范围自己的趣味；或是一个创作家如果希望别人对于自己的著作的见
解一定和自己的意见相同；那末，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应该冠上一个公同
的形容词——愚蠢！
如果莎士比亚再活在世间，如果他肯费工夫把所有讨论、解释和批评他
的作品文章仔细读一遍，他一定会惊讶失笑，发见许多读者比他自己聪明，
能在他的作品中发见许多他自己所梦想不到的哲学，艺术技巧的意识以及许
多美点和丑点。但是他也一定会觉得这些文章有趣，一律地加以大度宽容。
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明了：刘西渭先生有权力用他的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