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9-"高考"在美国 (最新增补本)-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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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回学校；期限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仍未收到你的回执卡，我们设想不是邮件寄丢就是你已接受其他学校的录取；我们仍然对你感兴趣，我们可以把最后决定的期限延迟到6月15日……　　　　
　　　　这会儿，学生又会不自觉地飘飘然起来。　　　　
　　　　一旦你把回执卡和400美元定金寄出去，由于你已经是“他的人”了，学校又会神气十足地用通告学生的口气规定你必须在某月某日前完成某三件事……　　　　
　　　　几个月内，一会儿“当爷爷”，一会儿“做孙子”，角色互换数次，可谓尝遍世态炎凉。　　　　
　　　　有人说，结婚前，女人专挑男人的缺点；结婚后，男人专看女人的毛病。想想美国的高校招生，倒有些像：申请前，学生专看学校的缺点；申请后，学校专挑学生的毛病。录取前的三个月，学生乖得像“孙子”；录取后的一个月，学生“N”得像“爷爷”。　　　　
　　　　这个互相“追求”的三个阶段，不仅很有意思，也很有点迷惑人：怎么双方会在不同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呢？　　　　
　　　　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凡是“推销”自己的阶段，都是“夹起尾巴”的时候。第一阶段是大学“推销”自己，第二阶段是申请者“推销”自己，第三阶段又是学校要“推销”自己。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铁律：顾客永远是上帝。　　　　
　　　　应该说，学生是学校的服务对象，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上帝”。　　　　
　　　　中国高校的架子比普林斯顿或哈佛还大，套用打官司的俗语：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大学基本上连“作案”（推销自己）的动机也没有。反观国内的私立学校，总是在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以至于几乎是来者不拒。　　　　
　　　　只有市场经济的双向选择，才会迫使高校放下架子，不断地改进自己。　　　　
　　　　中国的高考使得考生多是处于“推销”自己的境地，没有在数所大学之间讨价还价的机会和地位，总是抬头仰望高校……　　　　
　　　　更让人不解的是高考一完，在尚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就要孩子靠估计的分数来填志愿。要知道，中国的高考有时是一分定终身的。这一估，有多少孩子的终身追求给估掉了！　　　　
　　　　我曾追问教委的官员：“为什么不等孩子知道考分后再填志愿？”　　　　
　　　　得到的回答是：“为了让一些差的学校得到好的学生。”　　　　
　　　　我心里一颤：这是侵犯学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过去，读过一个剧本《假如我是真的》，讲的是一个假高干子弟的一些经历。虽然剧情基本上忘了，但是剧本达到了超出剧本本身的目的——启发人从现实的状况去思考一个反面的假设：如果事情是真的，会怎么样……　　　　
　　　　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严重，为了尽量减少人员的聚集和流动，北京市对高考招生的程序作了某些改动，把原来在高考成绩公布前靠估分填报志愿，改为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再填报志愿。　　　　
　　　　不用作任何调查，我敢肯定，这项改动一定受到广大考生和家长的欢迎，甚至可以说，北京考生因祸得福。为什么这项临时的改动就不能变成真正的改革呢？　　　　
　　　　（摘自《“高考”在美国——旅美教育学专家专家眼里的中美高考》，黄全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下篇：美国高中求学面面观美国“高考”学生累不累

　　　　3＋1和3…1　　　　
　　　　都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青年的战场”。　　　　
　　　　从高三开始，儿子矿矿就被数不清的考试折腾得上蹿下跳，他感叹道：“我觉得，美国的高中阶段有点像中国的应试教育。”　　　　
　　　　美国有没有“高考”？　　　　
　　　　答案是绝对肯定的：“有！”　　　　
　　　　矿矿就是被美国的“高考”折腾得上蹿下跳的。　　　　
　　　　但是，美国“高考”的基本指导理念和具体的实行方式与中国的高考有着本质的区别。　　　　
　　　　北大附中的校长问我：“美国的高中为什么要读四年？”　　　　
　　　　当时，我没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后来，我也问了一些美国朋友和同行，均不得要领。　　　　
　　　　其实，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学制与中国的学制一样，都是十二年。一般是小学六年，初中两年，高中四年。不同的是，美国人把初中的一年移到了高中。也有的是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不管怎样变，高中四年雷打不动。　　　　
　　　　反观中国的高中，实际上是三年变两年——用两年时间读完三年的课程。　　　　
　　　　美国的高中，三年加一年；中国的高中，三年减一年。这一加一减，玄机露端倪。　　　　
　　　　在美国，“儿童的天堂”和“青年的战场”的分界线是高中。因此，美国人给“转型期”的高中多加一年，目的之一是让那些“不识愁滋味”的青少年应付“高考”。因此，美国不但有“高考”，而且还很激烈，从高二（相当于国内的高一）就开始了。　　　　
　　　　2000年的秋季一开学，矿矿就上高二了。开学前，我们收到矿矿就读的高中寄来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重要活动时间表。　　　　
　　　　在四页纸的活动内容中，我看到了一行字：10月18日考PSAT。　　　　
　　　　由于美国的“高考”叫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多加了一个“P”的PSAT，顾名思义，“P”就是“Pre”，“预先”的意思，PSAT就是美国的“高考预考”（Preliminary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我想，高二的PSAT，大概不会像初二那样不当一回事吧。　　　　
　　　　出乎我所料，矿矿就读的私立高中根本没把PSAT当回事（一般的公立高中就更可想而知了），把10月18日的考试不分轻重地夹杂在一大堆“无足轻重”的活动中，事前既不组织学生准备，连必要的提醒也没有。问矿矿，一问三摇头；叫他去问老师，老师竟然也一问三不知。要命的是，考试提前到10月16日进行，也没有一个正式的通知。试卷一发，大家就坐下来做题。　　　　
　　　　既然学校不重视，我以为不过是拳手登场前“抱拳拜四方”一类的亮相动作而已，因为这种PSAT到了高三，还得考一次。　　　　
　　　　2000年10月份考完试后，我们也就忘了这件事。结果，到了2001年，大约是二三月份，矿矿开始陆陆续续收到许多大学招生办公室寄来的信件，其中包括所谓的新“常春藤”和老“常春藤联盟”名牌学校的来信。　　　　
　　　　其实，矿矿这次的PSAT成绩并不好，在120万考生中排坐次，尚未达到98％的优异档次。　　　　
　　　　PSAT成绩越好的学生，得到的名牌大学来信越多；PSAT成绩差的学生，在高二阶段，恐怕根本无校问津。　　　　
　　　　美国“高考”的“前哨战”提前三年进行，其激烈程度，似不亚于中国。　　　　
　　　　最令人深思的是，面对如此激烈的升学竞争，如此诱人的名牌大学的“早恋”，绝大多数美国家长和孩子不为所动。连我这个搞教育研究的家长都不禁“怦然心动”了，矿矿竟然也在不为所动之列，该玩的时候照样玩他个昏天黑地；不该玩的时候也偷着玩。　　　　
　　　　当然，也有“蠢蠢欲动”的家庭和个人，但数量不多。这数量不多中的多数又是亚裔。有个比矿矿高一个年级的印度小孩，PSAT考了满分，又上电视又登报。说起来，矿矿也尊重这个印度小孩的“死读书”精神，但要矿矿向人家学习，他耸耸肩，不置可否。　　　　
　　　　（摘自《“高考”在美国——旅美教育学专家专家眼里的中美高考》，黄全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下篇：美国高中求学面面观美国大学不照顾亚洲人

　　　　其实，受《平权措施》伤害最大的不是白人，而是亚裔，因为白人基本上能通过捐款、legacy（继承）、体育特招生等方式达到“堤外损失，堤内补”的结果，而亚裔除了死读书、苦读书外别无良策。　　　　
　　　　亚裔占美国总人口的3％强，但在美国20所顶尖大学中，平均17。35％是亚裔学生。如果再算上国际学生中占大多数的亚洲学生，可能近20％是亚洲人。这还不算那些超过标准而未被录取的亚裔孩子。如果没有种族配额的“封顶”限制，采取“谁好、谁合格，就录取谁”的招生政策，不少学校可能会像伯克利那样——亚裔占了半壁江山，或者30％以上是亚裔学生。　　　　
　　　　有一位（对中国很友好的）美国教授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们都说，在伯克利除了亚裔就是外星人了……”　　　　
　　　　对于《平权措施》，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想不通”，认为这个措施客观上间接地惩罚了勤奋的亚裔学生……　　　　
　　　　读书的时候，为这个问题，我没少和上课的教授以及班里的同学论战。　　　　
　　　　根据他们的观点，实行《平权措施》的理由，大致有这么几条：　　　　
　　　　第一，补偿黑人等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受剥削、受欺压的不平等遭遇。　　　　
　　　　我反驳道：“虽然程度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华人在美国的历史上同样也有过受剥削、受欺压的恐怖经历。”　　　　
　　　　第二，考虑到黑人等少数民族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困窘的经济状况对孩子学习的影响，所以需要实施《平权措施》对他们进行帮助。　　　　
　　　　我的反驳更是有理有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越南难民、柬埔寨难民凭一条破船飘洋过海到美国，除去身上那套衣服，真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当然，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些什么东西的话，就是满身的虱子。他们的社会地位更低下，经济状况更糟糕，文化程度一般也很低，但他们的孩子的学习大多在学校名列前茅；他们自己也凭着勤劳节俭进行艰苦创业。在我们曾居住过的某市，办得最火爆的中国餐馆就是一个一身油烟、蓬头垢面、有着武大郎般身材的柬埔寨难民开的（他的女儿曾与我的儿子矿矿是同学，成绩不错，弹得一手好钢琴）。　　　　
　　　　第三，黑人和拉丁族裔分别占美国总人口的12。9％和13％，但他们在高等院校学生中的比例很低。以上述20所大学为例，黑人学生的平均比例是6。2％，尚不足其人口比例12。9％的一半；拉丁族裔学生为6。4％，也达不到其人口比例13％的一半。这6。2％和6。4％的比例，不但与第一、第二大少数民族的身份不相配，甚至还达不到亚裔学生的比例17％的零头。有黑人愤愤不平地抱怨：“看看，美国军队中21％是黑人，打仗卖命我们占大份，读书上学我们占小头……”有人甚至叫嚷：“不但上战场要与族裔人口成比例，上大学更要与族裔人口成比例……”　　　　
　　　　我说：“犹太人善于经商做生意，他们占了美国经济很大的比重。我支持美国政府的扶持中小企业和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但我们不可能要求犹太人让出他们占有的经济，按各个族群的人口比例来平分经济。再说，在篮球场上、橄榄球场上，还有其他许多运动场上，都是黑人运动员占了绝对优势，我们亚裔也没有要求你们让一些比例出来给我们呀……”我也知道，我这种说法有些“胡搅蛮缠”的意味。就算别人真让几个篮球运动员的名额出来，我们也没人顶得上（姚明是后来才“冒”出来的）。真要让亚裔去打橄榄球，还真没辙。　　　　
　　　　第四，有些白人讲得很直白：有些少数民族不帮助还真没办法。你们亚裔太优秀，不用别人照顾，自己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所以是“模范少数民族”。　　　　
　　　　历史上，犹太人在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下，成功地进行了自救。20世纪20～40年代，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高等学府不得不在录取新生时对犹太人设置“封顶”的上限。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亚裔身上，难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院长把亚裔称为“今日的犹太人”。　　　　
　　　　每次听到这种“软”的说法，我心里总是感慨万千。确实，我常常感到非常骄傲的是，来美国十五年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乞讨的亚裔。再艰难，摆一个小货摊，也能生活得过来。更让人感到自豪的是，不管家境有多困难，亚裔孩子的学习都非常优异，这在美国是有目共睹的。亚裔孩子甚至成了“学习努力、成绩好”的同义词。我认识一个华裔心血管外科医生，他父亲是个广东农民，早年飘洋过海来美国，用了一个已死去的亚裔美国人的名字才得以注册为合法居民，至今仍不得不沿用那个已用了多年的不属于自己的姓。其几近文盲的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了五个孩子，最后五个孩子都很有成就：三个当医生，两个当律师。他总是爱自豪地开玩笑道：“我们家五个孩子，三个‘救人’，两个‘杀人’。”　　　　
　　　　有关黑人的电影，我看得不多。每次说到《平权措施》，矿矿都大度地说：“黑人需要它！”有一天，我选电视频道时无意中看到一部关于黑人的电影《Brother　in　Hood》，只那么一晃，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最后还被深深地感动了。据说，这是第一部描述城区黑人生活的电影。这部电影有一句寓意很深的台词：“把枪给我！”瑞（高中生）拿着枪要去为朋友报仇。瑞的父亲说：“把枪给我！”拿着枪参加凶杀，意味着从此走向犯罪道路；而放下枪，则意味着上大学，走向新的生活。瑞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在到达凶杀现场的最后一刻，退出了报仇行列。就在当天，他那被杀死的朋友的“高考”成绩SAT也送达家里，一所大学许诺如果瑞的朋友的SAT达到900分，将获得该校橄榄球特招生奖学金，而这个死去的朋友的SAT刚好超过900分。仅一念之差，两个人走上了两个世界……　　　　
　　　　SAT满分1600分，要得900分其实非常容易。据矿矿说，考SAT只要填了名字，就至少能得600分。我没有考证这个说法，但我知道，像瑞这样的学生考900分，非常不容易。美国高校招生，对这些学生采取的是“降低门槛”的政策。　　　　
　　　　矿矿知道我看了这个电影后，还是那句不动声色的话：“是吧，我说黑人需要它（《平权措施》）！”　　　　
　　　　第五，许多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