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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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福音在上海成了企业家，也成了学者。　　　　
　　　　他在大学攻读了三年MBA课程，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拥有硕士头衔的老板。　　　　
　　　　他参与了一本学术著作的写作，书名为《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他与人一起撰写了其中的第一章，内容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上海滩的当代传奇（4）

　　　　温州人“教导”上海人　　　　
　　　　温州人在上海，决不是来当客人，也不是来当游人，而是要当主人。　　　　
　　　　温州人进军上海滩反响最大的，当数周星增在康桥办大学。这是温州人在上海的一个创举，也是温州人在上海的一个壮举。　　　　
　　　　周星增个子不高，貌不惊人，但做的事业惊人——1999年下半年，由周星增牵头，和几位朋友一起，联合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在浦东康桥开发区兴办上海建桥学院。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办的民办大学。学院占地438亩，规划建筑总面积20万平方米，招生总规模为8000人。1999年10月25日奠基，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4万多平方米的教学大楼主体工程和学生公寓、综合服务楼等辅助配套工程，并成功地进行了首届招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神话般的奇迹。　　　　
　　　　周星增出自大学，回到大学，实现了空前一跃——1983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在贵州工学院工作，后又调回老家温州大学任教。1992年，他辞职下海，把企业从温州办到杭州、办到省外。1999年7月，他又决定弃商办学，到上海办一所大学。从大学生到大学老师再到大学董事长，他从一个温州小青年变成了上海教育家。　　　　　
　　　　周星增办大学是未批先建的，他只同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意向书就干起来了。这使很多人都想不到，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未经同意就先搞起来了？　　　　
　　　　其实，这不仅仅是个胆量的问题，更有一个思维方式问题。　　　　
　　　　周星增敢于创办未批先建，是他“许可证”理论的生动实践。周星增介绍说，自己在工厂里干过，搞的是低压电器。国家对低压电器产品实行许可证管理，没有许可证就不能生产，可是要取得许可证，又必须有生产做基础，没有生产永远也拿不到许可证。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办大学上去，先不问好办不好办，而是先买地、先基建、先盖楼，把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都搞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到上海市教委审批。若是不先搞办学的必备条件，他说那就永远也批准不了。　　　　
　　　　办大学要有一定的规模。上海已有的民办大学占地面积最多的是56亩，周星增一下子就征用了200亩，第一期工程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　　　　
　　　　办大学要有足够的资金。周星增就和南汇康桥开发区签订了投资2。5亿元办学的协议书，并马上回温筹措了几千万元，一手把500万元打到上海市教委的指定账户，一手把钱投入到征地基建。　　　　
　　　　办大学要有一个好的校长。周星增就在上海请办大学的专家，经过努力终于把刚退下来的上海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教育管理专家黄清云请了过来。　　　　
　　　　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听说有个温州人在上海办大学，感到有些吃惊，也感到有些新鲜，就和市政府几个领导一起到现场考察。他看了工地，听了汇报，甚为满意，也甚为佩服。　　　　
　　　　龚学平关心地问：你没等批准就动工，万一市里不批，这上亿的投资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星增回答极好：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合要求，我坚决改正还不行吗？相信上海的领导是通情达理的。　　　　
　　　　龚学平再问：第一年准备招多少学生？　　　　
　　　　周星增答：1000人。　　　　
　　　　龚学平笑道：民办大学第一年招生，中国没有超过一千的，上海没有超过三百的。　　　　
　　　　周星增妙答：等我超过一千，请您再来恭喜。　　　　
　　　　周星增的基建，率先创造了上海民办大学的四个之最——规模最大，投资最多，设施最好，速度最快——不到一年就在空地上造出了一所上规模的高校，有4万平方米的高标准教学大楼、学生公寓和综合服务楼，以及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运动场等等。　　　　
　　　　周星增的招生，同样创造了上海民办大学的四个之最——2000年9月首次招考，报考人数5300人，录取了1352人——报名人数最多；招生人数最多；招生范围最广；收费最高。　　　　
　　　　2001年4月份，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匡迪市长签字，建桥学院又被破格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成为上海市第4所列入计划内招生，并有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　　　　
　　　　三年后，到2003年7月，学院首批毕业生1000多人，不仅按时毕业，而且就业率达到91％，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2003年9月，学院第四届招生，又录取了新生2500人。学院的规模，目前已达到7000多人。当前学院正在创造条件，申报大学本科。　　　　
　　　　周星增在浦东办学，在上海引发了巨大反响。上海市文明办等单位邀请他参加“新世纪上海人精神文明座谈会”，他以“温州人对上海说什么”为题，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星增的核心观点是：上海人应该成为世界的上海人。上海市委领导为他的讲话叫好，把他的讲话录音拿去放给有关领导干部听。这在进军上海滩的20万温商大军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周星增在浦东办学，产生了未曾想到的连锁反应：先前没有一个外地人到上海办学，此后就有了一批又一批外地人到上海办学；先前浦东没有一所大学，此后就连办了11所学院；先前上海民办大学最大的也只占地56亩，如今占地面积都在200亩以上。上海市政府也好，上海市教委也好，对周星增办学多次称赞：“建桥是一条鲶鱼，把上海的民办大学给带动起来了。”　　　　　
　　　　周星增现已在上海组建了建桥集团。周星增的最终目标是：把建桥学院办成“上海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民办大学。　　　　
　　　　温州人进军上海滩，如今已成了一个大潮流。　　　　
　　　　人数，越来越多。　　　　
　　　　投资，越来越大。　　　　
　　　　行业，越来越广。　　　　
　　　　老家的温州老板，赶赴上海。　　　　
　　　　外地的温州老板，转战上海。　　　　
　　　　如果说最早进入大上海的是从商，那么如今早已越出了商界，不论是360行还是720行，只要是有发展的空间，有赚钱的机会，有创业的希望，可以说每一行都有温州人的身影在闪现。　　　　
　　　　办工业、搞外贸、闹养殖、开宾馆、开发房地产、购买品牌经营、投资办学……温州人在上海，是一艘巨轮，越开越远。　　　　
　　　　不尽浦江，日夜流淌。奔流到海，浩浩荡荡。


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延伸阅读：温州人聚群的性情

　　　　□　王春光　　　　
　　　　聚群是温州人的一个特色。我们在外地对温州人做调查的时候，只要找到一个温州人，只要认识一个温州人，那么就很容易地找到、认识其他温州人。我曾在一本书里谈到过，按市场的技术等级来衡量，温州人处于很低的等级，有不少人还是文盲和半文盲，但是他们却能闯天下，而且还都能闯出一片天地来，这是温州人令人赞叹、令人信服的地方。那么温州人靠的是什么呢？社会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温州人能吃苦耐劳，又比如温州人精明，又比如温州人胆子大等等，这些说话都有其局部的合理性，但是有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温州的团聚特点以及互助精神。社会学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把社会关系资源加以运用，以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社会关系资源犹如货币，社会资本就像货币被用来投资获利的一种关系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温州人之所以闯天下，凭借的就是他们充分地调用其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将其变成他们的社会资本。温州人使用的社会资本大多局限于民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尽管在外出经商过程中不断地寻找与政治官僚有关的社会关系，但是民间社会关系网络是他们的立身之本。　　　　
　　　　凡是对温州人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近现代温州没有大的官员，也没有大的商人，不像山东人，在全国各地都有身处高位的官员，也不像广东人，在海外有很多大商人。长期以来，温州的发展也没有得到高层政府的强大的经济支持，而主要发自温州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呢？温州这个地方人多地少，历史上并不很富裕，民间资本并不雄厚。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发展起来了，有了温州模式，温州人富起来了，并走向全国，闯荡天下，乃至出现外地的温州人经济实力超过本地温州人的经济实力。其基础是依托于社会关系资源之上的民间金融、民间组织和民间交往，我们可以通称其为民间力量，家庭、家族、亲戚朋友、邻里乡亲、民间借贷、相互救助等等，是每个温州人必须借助的民间社会力量。　　　　
　　　　且不说在温州，远在欧洲的法国巴黎，温州人把他们在家乡的民间力量和行为方式搬用到巴黎，从而形成了一个在巴黎有相当影响的华人社区——温州街和华人经济。在异国他乡，我们最能容易发现温州人的特点。在巴黎这么一个地方，按正常的认识，我们会发现，温州人根本没有什么竞争优势和能力：早期的温州人在法国干的都是体力活，做点小买卖，开个餐馆，没有给后来的温州人提供很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不像潮州人带着金条来到巴黎；与此同时，不少温州人是偷渡到巴黎，不具有合法身份，他们对法国社会和文化可以说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不懂法语，不懂得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绝大多数温州人在法国生存下去了，而且不少人还积累了不薄的家资。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民间社会力量。他们通过亲朋好友的关系偷渡到法国，同样靠这样的关系资源找到了工作，取得了合法身份。省吃俭用、拼命工作，确实是大多数来到异国的温州人的特点，但是他们赚钱，是非常有限的，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个月在法国也就赚7、8千法郎，取得合法身份后，仅仅靠自己，是很难在法国巴黎开店当老板的。但是许多温州人一旦获得合法身份，就筹划着开个商店或餐馆，至少需要一百万法郎，他们在银行里是借不到这么多钱的。他们就向亲朋好友发出请帖，说明自己需要一批钱办实业，邀请他们参加一个“会”。每个愿意参会的人都会提交1万法郎入股，如果一个人有很多亲朋好友，那么筹集上百万法郎，不是很难的事情，有着这批钱，那么就可以开间店，加上温州人精明能干，每年都能赚不少钱，几年下来，就是一个比较富的华侨了。这种“会”实际上早在温州民间流行了，它不仅对海外的温州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温州本地经济的发展有着难以估计的影响，尽管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被少数人当作欺诈手段，所以一直没有被国家许可。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民间金融形式，而且还是凝聚了温州人的人情关系，是社会资本的经济表现形式，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关系，或者社会信誉不好，那么他（或她）就很难通过“会”这样的形式筹集到资本。这种社会关系是信任的基础，特别是在陌生社会或者在社会信任不完整的时代，如何建立信任，对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温州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人际关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便捷、最经济、也是最可靠的资源。温州人就是这样依靠亲戚朋友，亲帮亲，戚帮戚，积少成多，逐渐富裕起来。　　　　
　　　　如果说温州经济有一定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最核心内容就是这样的民间力量。这种民间力量不仅是支持温州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强大后盾，而且还是温州人远离家园而没有失去精神家园的依靠。在远离家乡的温州人，需要精神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是从异国他乡所能获得的，有了老乡关系，有了亲戚朋友关系，在他乡也能化解不少苦恼和寂寞，尽管有时候兄弟之间也会反目成仇，但是在困难关头，“上阵还是父子兵”，有了这种社会关系，就可以排解不少问题，至少从精神得到了支持和安慰。这就是为什么温州人喜欢在外地建立群落的原因之一。从西部的伊犁和乌鲁木齐到东部的青岛、大连，从北部的漠河到南面的海口，从北半球的欧美到南半球的拉丁美洲、非洲，到处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温州城、温州村。这些聚落把温州的生活方式、传统习惯带到了世界各地，它们是漂泊四海的温州人的精神依托。　　　　
　　　　所以，不论温州人走到哪里，温州人还是温州人，他们必须依靠的是自己的社会资本。我的一个法国朋友是犹太人，他告诉我说，温州人在哪儿都能找到自己老乡、亲戚、朋友帮助，这一点跟犹太人很相似。犹太人之所以很团结，是因为犹太人长期以来受到其他种族的排斥，只能求助于自己人，所以，犹太人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赞助犹太人去经商做生意；而温州人之所以很重视自己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没有其他特长，缺乏技术能力和资本，所以，只得求助于自己人的社会关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温州人是封闭的，是排外的，恰恰相反，温州人比之于其他许多地方的人来说，显得更为开放。这种开放来自于他们流动，来自于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他们之所以重视自己人的社会关系，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其他竞争优势；他们之所以重视自己人的社会关系，将其转化为社会资本，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试图为了走出去，去世界各地寻找资源，提高自己的竞争和发展能力，为了更好地去生活；当他们富裕起来后，他们更加认识到社会资本的作用和价值，因此更愿意去帮助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其他温州人和老乡。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价值和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