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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评判-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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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福音在上海成了企业家,也成了学者。    
    他在大学攻读了三年MBA课程,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拥有硕士头衔的老板。    
    他参与了一本学术著作的写作,书名为《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他与人一起撰写了其中的第一章,内容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上海滩的当代传奇(4)

    温州人“教导”上海人    
    温州人在上海,决不是来当客人,也不是来当游人,而是要当主人。    
    温州人进军上海滩反响最大的,当数周星增在康桥办大学。这是温州人在上海的一个创举,也是温州人在上海的一个壮举。    
    周星增个子不高,貌不惊人,但做的事业惊人——1999年下半年,由周星增牵头,和几位朋友一起,联合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在浦东康桥开发区兴办上海建桥学院。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办的民办大学。学院占地438亩,规划建筑总面积20万平方米,招生总规模为8000人。1999年10月25日奠基,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期4万多平方米的教学大楼主体工程和学生公寓、综合服务楼等辅助配套工程,并成功地进行了首届招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神话般的奇迹。    
    周星增出自大学,回到大学,实现了空前一跃——1983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在贵州工学院工作,后又调回老家温州大学任教。1992年,他辞职下海,把企业从温州办到杭州、办到省外。1999年7月,他又决定弃商办学,到上海办一所大学。从大学生到大学老师再到大学董事长,他从一个温州小青年变成了上海教育家。     
    周星增办大学是未批先建的,他只同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意向书就干起来了。这使很多人都想不到,问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未经同意就先搞起来了?    
    其实,这不仅仅是个胆量的问题,更有一个思维方式问题。    
    周星增敢于创办未批先建,是他“许可证”理论的生动实践。周星增介绍说,自己在工厂里干过,搞的是低压电器。国家对低压电器产品实行许可证管理,没有许可证就不能生产,可是要取得许可证,又必须有生产做基础,没有生产永远也拿不到许可证。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办大学上去,先不问好办不好办,而是先买地、先基建、先盖楼,把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都搞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到上海市教委审批。若是不先搞办学的必备条件,他说那就永远也批准不了。    
    办大学要有一定的规模。上海已有的民办大学占地面积最多的是56亩,周星增一下子就征用了200亩,第一期工程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    
    办大学要有足够的资金。周星增就和南汇康桥开发区签订了投资2。5亿元办学的协议书,并马上回温筹措了几千万元,一手把500万元打到上海市教委的指定账户,一手把钱投入到征地基建。    
    办大学要有一个好的校长。周星增就在上海请办大学的专家,经过努力终于把刚退下来的上海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教育管理专家黄清云请了过来。    
    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听说有个温州人在上海办大学,感到有些吃惊,也感到有些新鲜,就和市政府几个领导一起到现场考察。他看了工地,听了汇报,甚为满意,也甚为佩服。    
    龚学平关心地问:你没等批准就动工,万一市里不批,这上亿的投资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星增回答极好: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合要求,我坚决改正还不行吗?相信上海的领导是通情达理的。    
    龚学平再问:第一年准备招多少学生?    
    周星增答:1000人。    
    龚学平笑道:民办大学第一年招生,中国没有超过一千的,上海没有超过三百的。    
    周星增妙答:等我超过一千,请您再来恭喜。    
    周星增的基建,率先创造了上海民办大学的四个之最——规模最大,投资最多,设施最好,速度最快——不到一年就在空地上造出了一所上规模的高校,有4万平方米的高标准教学大楼、学生公寓和综合服务楼,以及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运动场等等。    
    周星增的招生,同样创造了上海民办大学的四个之最——2000年9月首次招考,报考人数5300人,录取了1352人——报名人数最多;招生人数最多;招生范围最广;收费最高。    
    2001年4月份,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匡迪市长签字,建桥学院又被破格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成为上海市第4所列入计划内招生,并有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    
    三年后,到2003年7月,学院首批毕业生1000多人,不仅按时毕业,而且就业率达到91%,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2003年9月,学院第四届招生,又录取了新生2500人。学院的规模,目前已达到7000多人。当前学院正在创造条件,申报大学本科。    
    周星增在浦东办学,在上海引发了巨大反响。上海市文明办等单位邀请他参加“新世纪上海人精神文明座谈会”,他以“温州人对上海说什么”为题,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星增的核心观点是:上海人应该成为世界的上海人。上海市委领导为他的讲话叫好,把他的讲话录音拿去放给有关领导干部听。这在进军上海滩的20万温商大军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周星增在浦东办学,产生了未曾想到的连锁反应:先前没有一个外地人到上海办学,此后就有了一批又一批外地人到上海办学;先前浦东没有一所大学,此后就连办了11所学院;先前上海民办大学最大的也只占地56亩,如今占地面积都在200亩以上。上海市政府也好,上海市教委也好,对周星增办学多次称赞:“建桥是一条鲶鱼,把上海的民办大学给带动起来了。”     
    周星增现已在上海组建了建桥集团。周星增的最终目标是:把建桥学院办成“上海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民办大学。    
    温州人进军上海滩,如今已成了一个大潮流。    
    人数,越来越多。    
    投资,越来越大。    
    行业,越来越广。    
    老家的温州老板,赶赴上海。    
    外地的温州老板,转战上海。    
    如果说最早进入大上海的是从商,那么如今早已越出了商界,不论是360行还是720行,只要是有发展的空间,有赚钱的机会,有创业的希望,可以说每一行都有温州人的身影在闪现。    
    办工业、搞外贸、闹养殖、开宾馆、开发房地产、购买品牌经营、投资办学……温州人在上海,是一艘巨轮,越开越远。    
    不尽浦江,日夜流淌。奔流到海,浩浩荡荡。


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延伸阅读:温州人聚群的性情

    □ 王春光    
    聚群是温州人的一个特色。我们在外地对温州人做调查的时候,只要找到一个温州人,只要认识一个温州人,那么就很容易地找到、认识其他温州人。我曾在一本书里谈到过,按市场的技术等级来衡量,温州人处于很低的等级,有不少人还是文盲和半文盲,但是他们却能闯天下,而且还都能闯出一片天地来,这是温州人令人赞叹、令人信服的地方。那么温州人靠的是什么呢?社会上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温州人能吃苦耐劳,又比如温州人精明,又比如温州人胆子大等等,这些说话都有其局部的合理性,但是有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温州的团聚特点以及互助精神。社会学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把社会关系资源加以运用,以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社会关系资源犹如货币,社会资本就像货币被用来投资获利的一种关系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温州人之所以闯天下,凭借的就是他们充分地调用其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将其变成他们的社会资本。温州人使用的社会资本大多局限于民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尽管在外出经商过程中不断地寻找与政治官僚有关的社会关系,但是民间社会关系网络是他们的立身之本。    
    凡是对温州人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近现代温州没有大的官员,也没有大的商人,不像山东人,在全国各地都有身处高位的官员,也不像广东人,在海外有很多大商人。长期以来,温州的发展也没有得到高层政府的强大的经济支持,而主要发自温州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呢?温州这个地方人多地少,历史上并不很富裕,民间资本并不雄厚。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州发展起来了,有了温州模式,温州人富起来了,并走向全国,闯荡天下,乃至出现外地的温州人经济实力超过本地温州人的经济实力。其基础是依托于社会关系资源之上的民间金融、民间组织和民间交往,我们可以通称其为民间力量,家庭、家族、亲戚朋友、邻里乡亲、民间借贷、相互救助等等,是每个温州人必须借助的民间社会力量。    
    且不说在温州,远在欧洲的法国巴黎,温州人把他们在家乡的民间力量和行为方式搬用到巴黎,从而形成了一个在巴黎有相当影响的华人社区——温州街和华人经济。在异国他乡,我们最能容易发现温州人的特点。在巴黎这么一个地方,按正常的认识,我们会发现,温州人根本没有什么竞争优势和能力:早期的温州人在法国干的都是体力活,做点小买卖,开个餐馆,没有给后来的温州人提供很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不像潮州人带着金条来到巴黎;与此同时,不少温州人是偷渡到巴黎,不具有合法身份,他们对法国社会和文化可以说知之甚少,甚至是一无所知,不懂法语,不懂得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绝大多数温州人在法国生存下去了,而且不少人还积累了不薄的家资。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民间社会力量。他们通过亲朋好友的关系偷渡到法国,同样靠这样的关系资源找到了工作,取得了合法身份。省吃俭用、拼命工作,确实是大多数来到异国的温州人的特点,但是他们赚钱,是非常有限的,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个月在法国也就赚7、8千法郎,取得合法身份后,仅仅靠自己,是很难在法国巴黎开店当老板的。但是许多温州人一旦获得合法身份,就筹划着开个商店或餐馆,至少需要一百万法郎,他们在银行里是借不到这么多钱的。他们就向亲朋好友发出请帖,说明自己需要一批钱办实业,邀请他们参加一个“会”。每个愿意参会的人都会提交1万法郎入股,如果一个人有很多亲朋好友,那么筹集上百万法郎,不是很难的事情,有着这批钱,那么就可以开间店,加上温州人精明能干,每年都能赚不少钱,几年下来,就是一个比较富的华侨了。这种“会”实际上早在温州民间流行了,它不仅对海外的温州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温州本地经济的发展有着难以估计的影响,尽管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被少数人当作欺诈手段,所以一直没有被国家许可。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民间金融形式,而且还是凝聚了温州人的人情关系,是社会资本的经济表现形式,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关系,或者社会信誉不好,那么他(或她)就很难通过“会”这样的形式筹集到资本。这种社会关系是信任的基础,特别是在陌生社会或者在社会信任不完整的时代,如何建立信任,对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温州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人际关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便捷、最经济、也是最可靠的资源。温州人就是这样依靠亲戚朋友,亲帮亲,戚帮戚,积少成多,逐渐富裕起来。    
    如果说温州经济有一定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最核心内容就是这样的民间力量。这种民间力量不仅是支持温州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强大后盾,而且还是温州人远离家园而没有失去精神家园的依靠。在远离家乡的温州人,需要精神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是从异国他乡所能获得的,有了老乡关系,有了亲戚朋友关系,在他乡也能化解不少苦恼和寂寞,尽管有时候兄弟之间也会反目成仇,但是在困难关头,“上阵还是父子兵”,有了这种社会关系,就可以排解不少问题,至少从精神得到了支持和安慰。这就是为什么温州人喜欢在外地建立群落的原因之一。从西部的伊犁和乌鲁木齐到东部的青岛、大连,从北部的漠河到南面的海口,从北半球的欧美到南半球的拉丁美洲、非洲,到处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温州城、温州村。这些聚落把温州的生活方式、传统习惯带到了世界各地,它们是漂泊四海的温州人的精神依托。    
    所以,不论温州人走到哪里,温州人还是温州人,他们必须依靠的是自己的社会资本。我的一个法国朋友是犹太人,他告诉我说,温州人在哪儿都能找到自己老乡、亲戚、朋友帮助,这一点跟犹太人很相似。犹太人之所以很团结,是因为犹太人长期以来受到其他种族的排斥,只能求助于自己人,所以,犹太人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赞助犹太人去经商做生意;而温州人之所以很重视自己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没有其他特长,缺乏技术能力和资本,所以,只得求助于自己人的社会关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温州人是封闭的,是排外的,恰恰相反,温州人比之于其他许多地方的人来说,显得更为开放。这种开放来自于他们流动,来自于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他们之所以重视自己人的社会关系,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其他竞争优势;他们之所以重视自己人的社会关系,将其转化为社会资本,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试图为了走出去,去世界各地寻找资源,提高自己的竞争和发展能力,为了更好地去生活;当他们富裕起来后,他们更加认识到社会资本的作用和价值,因此更愿意去帮助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其他温州人和老乡。就是在这样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价值和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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