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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评判-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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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找出解决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办法，让温州经济的发展前途更好，让温州模式的发展前途更好。
先是怎么看：初始阶段不完善，过程当中很难堪，负面效应总难免，问题在于怎么看，关键在于怎么干。
再是怎么干：坚持正确的，完善不足的，克服负面的，引导扭曲的，改正错误的。
对于种种有关温州模式有无前途的争论，种种有关温州模式要消失的预言，这个过程论，不能不说是一剂甚好的良方。
不独如此。对那个预言的时间，也该说上几句。
先要说上一句，人不是神，现在就预言25年30年的事情，这个是否有点过早了？
自然，早就有人说过温州模式的寿命不长，但那些人都很聪明，从来也没有说寿命到底有多长。如今判决温州模式的寿命只有25年了，预言温州模式在25年后就要消失了，不知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创举，还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创举？看来有人是想做温州模式的生死判官了。不知这个判决是如何做出的，不多不少，刚好25年？
温州模式在25年30年后就要消失了？这个话，看起来似乎有点语出惊人，其实却没有什么意思。
作为历史长河来说，25年只是一瞬，够短的了。但对于一个事物来说，25年也不算太短。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年算起，温州模式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再加一个25年，就有50年的历史了。作为一条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子，即使温州模式届时真的如预言者所说的那样消失，那也不是短命而是够长寿了，不需要什么人可怜，也不需要人感叹。至少，它比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其他种种模式，寿命长多了。它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起的作用，也已经可以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当然，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也不能令人信服。
对于这个温州模式25年后要消失的断言，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其错不在于25年这个时间是否准确，而是在于温州模式是否要消失。如果温州模式要消失，那么无论是25年消失也好，或者50年消失也好，都是一个样的，不会构成理论上的错误；如果温州模式一时不会消失，却说其不久就要消失，那就是理论上的错误了，即使时间说得更长一些，也不能掩盖其错误。
温州模式的内核是私营经济，温州模式讲的是如何依靠民资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因此，温州模式的前途，或者说温州模式是否消亡，不取决任何别的东西，也不取决于温州经济发展如何，而只取决于我国私营经济的命运，取决于温州私营经济发展的程度。只要国家宪法不做修改，只要私营经济依然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私营经济在我国还要继续鼓励不受限制地发展，只要中国多数地方还要依靠以民资为主走向全面小康，那么温州模式就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这不是25年30年的问题，也不是50年100年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问题，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这也不是一个温州地方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少长，温州模式的寿命就有多少长。这个阶段，总不会只有30年吧。至于在初级阶段以后，温州模式的命运如何，那是将来要由实践决定的问题，现在谁也不好说，谁也说不清。至少，不需要今天的人去空操那个心，去操那个不该由我们来操的心。
作为一个认真研究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严肃学者，还应该看到的是，温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决定的不是温州模式的存在与消亡，而是温州模式的丰富和提高，能给温州模式增添的东西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温州地方经济发展快，那么给温州模式增添的东西就多；温州地方经济发展慢，则给温州模式增添的东西就少。但只要温州经济在发展，那么温州模式也就在发展，在提高。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波浪式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是波浪式的，因而温州的经济发展也是波浪式的，温州模式的丰富也是波浪式的，总是有发展快丰富多一些的时候，有发展慢丰富少一些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的主观愿望，当然是希望温州的经济发展年年高速度，温州模式的内容年年有个大丰富，但这是不现实的。凡是科学地研究问题，就不应在温州经济发展快的时候，把温州模式说得什么都是最好的；在温州经济发展缓慢一些的时候，又把温州模式说得什么都不是，甚至说温州模式很快就要消亡了。
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没有特别的情况，增长速度比较缓慢的时候，一般都是经济调整期，其后必然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地方也是如此。温州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完全可以相信，不用一年半载，温州的经济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温州模式，也将更加引人注目。
温州社会的发展前途一定看好。
温州经济的发展前途一定看好。
温州模式的发展前途也一定看好。
当然，温州模式也有自己的寿命，也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完成自己的使命，终结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作为一个理论家，没有必要去责难，更没有必要去预言。
第一章 是非温州问姓氏，是是非非（1）
中国多姓氏，中国人也好问姓氏。
温州模式姓什么，也一直有人在问，几乎被人问了一二十年：姓“社”，还是姓“资”？
温州到底是姓什么的？温州模式到底是姓什么的？有人总是拿着这个姓氏不放，似乎不问出个所以，温州模式就不能归宗。
这就不能不说个明白。
温州自从出了个模式，就有人出来问“姓”，使得这个温州的发展不一帆风顺，这个模式的发展也不一帆风顺，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因为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及温州经济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致使温州模式的姓氏长期难产，对温州模式出现了不同声音的争论，甚至还有全盘否定温州模式的。那些对温州模式持有疑义的，或者对温州模式加以否定的，有理论界的，有新闻界的，有政治界的；有在台下的，有在台上的，有在高层的；有评论几句的，有一家之言的，有以权作理的。这就使对温州模式的争论，不仅是颇为激烈的，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仅牵涉到经济发展之路，而且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上升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
这个姓氏之问好厉害。这场围绕着温州模式姓氏的激烈争论，前后长达十年左右，从1985年到1995年，跨度了两个年代。它对温州模式的发展，施加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带来风风雨雨的环境，造成了曲曲折折的历程。此后也还有一些小争论，但那已无关大局。今后也可能还会出现新的争论，但那也不用担心。对于温州模式来说，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出现不同声音的争论是正常的，有一些否定意见也不可怕。温州模式欢迎争论，温州人不怕争论；温州模式不怕否定，温州人也不怕否定。温州人民相信发展是硬道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争你的，我做我的，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在一片争论声中，在一场高压声中，坚持发展不动摇，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不动摇，坚持发展私人经济不动摇，用经济发展了的事实来回答争论，到底什么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实，对于温州模式来说，有争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有争论远比没争论好得多，越是有争论，争论越是激烈，就越能扩大和增强温州模式的影响；越是有争论，争论越是激烈，就越能促使和推进温州模式的发展；越是有争论，争论越是激烈，就越能压迫和督促温州模式的完善提高；越是有争论，争论越是激烈，就越能显示和开阔温州模式的意义。当然，对温州模式的长期争论，对温州模式的一时否定，对温州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不仅拖延和压制了温州经济本来可能更快更大的发展，也造成了对一批改革之士的历史不公。这是改革的代价，也是曲折的代价，更是历史的代价。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代价，不忘这个代价，牢记这个代价。不看到这个代价，忘记了这个代价，那就是对温州模式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背叛。
姓“社”还是姓“资”，这个争论的最主要问题，争论时间最长的问题，也是影响最大的问题。那些否定温州模式的人，更是在温州模式的姓社姓资问题上纠缠不休，并想以此一棍子打死温州模式，打死肯定和支持温州模式的人。
肯定和支持者说，温州模式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有力：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就要承认人民群众自己也是经济的发展者。温州老百姓自己起来发展经济，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自己解决富裕问题，这是天经地义的。
否定者也振振有词：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改造私营企业，发展私人经济能算哪一家社会主义？说的话可能不一定那么直截了当，但那个意思是十分清楚的，谁看了都明白的。
这个争论是相当激烈的，争论双方的观点都很鲜明，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对温州造成的影响也最严重。
有外地人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温州人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官员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学者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下层人士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高层人士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理论界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政治界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国内媒体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海外媒体说温州是姓资的；
有“左派”说温州是姓资的，
也有“右派”说温州是姓资的。
颇为有戏剧意味似的，美国人也参与了这场争论。不过美国人比我们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说温州是资本主义的。1987年，美国《新闻周刊》就曾以《沿着资本主义道路》为题，对温州做了介绍。在90年代，当温州市长出访美国时，也曾被美国媒体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市长”。这么一来，温州就更加糟糕了——连美国人都说你是“资本主义”，你还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
这场争论决不只限于理论界，也不只限于新闻界，在报纸上登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在讨论会上讲几个观点，别人同意不同意，都没有什么关系。最为严重的是，把政治界也卷进来了，把高层人士也卷进来了。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交锋》一书，其中有专门的“温州再遭大批判”一节，介绍当时温州模式所遭遇的情况，围绕着温州模式姓社姓资的斗争情况。
作者在书中写道：
90年代开始的时候，到这个“麦加”来的“朝圣者”就少了，调查组却多了。两年当中，北京那边就来了4个调查组，说是“取证”，因为不断有揭发温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材料上呈中央。其中有一件说，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调查组之“取证”，显然是要取资本主义复辟之“证”。也许还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来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已不独在知识界中泛滥，还侵入了经济的肌体中。
仅此当然还不能说明什么。上面到下面调查，揭发什么查什么，这也是很自然的，关键是看调查的结论。问题在于，
作者在书中继续写道——
这一年夏季，温州一位干部写信致《人民日报》社，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并且还列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是虚妄之辞。一位领导看到此件，异常震怒。他说，这是严重丧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理当查处，不然将大乱。
调查组重返温州，重新调查温州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报告说，温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比统计数据明显偏高。报告虽然还是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对当地经济有好的作用，但还是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其中的“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由此也就部分地改变了“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的结论。
这就把高层卷进来了，把温州模式的争论高度政治化了。作为一个学术上的争论，作为一个科学上的争论，对温州模式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那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
然而一旦政治化，进入了方向道路之争，那就不正常了，问题也就严重了。
那个批示和那个调查结论，对温州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对赞成支持温州模式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对温州模式的探索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姓社与姓资的争论，由此也进入了白热化。
第一章 是非温州问姓氏，是是非非（2）
有一些“左先生”，巴不得把温州打入太平洋海沟，那个调子高得不能再高。
一个典型的说法是：要从“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来看温州的问题。
一个典型的做法是：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清理温州过去的东西。
如果仅仅是说说而已，那还好办。不幸的是，还有人要做，似乎温州真的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天下，真的不割这个可怕的毒瘤不可了。
温州人抬不起头来。
温州官员抬不起头来。
温州私营老板抬不起头来。
温州模式的支持者抬不起头来。
坚持温州工作的官员，坚持温州是姓社的，压力极大——这到底是怎么啦？有感到迷惑的，有感到气愤的，有感到无奈的，有感到委屈的，有感到不平的，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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