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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中国酷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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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善行，要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赵简子的做法，意在惩治谗佞之徒，鸾缴被沉河也算是罪有应得。鲁成公十一年（公元前580），晋国的郤犨向鲁国的声伯求婚，声伯强行夺取施氏的妻子嫁给郤犨。施妻和郤氏生了两个儿子，后来郤犨病死，晋国人把施妻送还鲁国，仍旧施氏，施氏就把郤氏的两个儿子沉到河中淹死。如果将上述两例加以比较，可以说，施氏的做法，处理的是本家族的私事，沉河属于私刑，而赵简子的做法则带有官刑的性质。
沉河不论作为宫刑或私刑，后世都曾被使用过。北魏时曾规定，凡是利用巫蛊之术害人的，都要让他背一只黑色的公羊、拖着一条狗，一齐沉到深渊中。这是朝廷明文颁布的刑法，当是官刑。沉渊就是沉河，这负羊拖犬的做法，像是一种迷信的仪式，也可能是仿效历史上的西门豹，对那些害人的巫蛊者的惩罚手段也带上一些巫蛊的色彩。
唐代末年，李福镇守南梁州时，该地区有不少在朝做官者的庄园和田产。这些做官者的子弟在这里居住，结伙为非作歹，不受官府管束，当地百姓颇受其害。李福到任后，让人制造一批大竹笼，然后把作恶最严重的几个官宦子弟叫来，询问他们的家族世系和在朝做官的父兄或姻亲的姓名，他们都一一作了回答。李福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倚仗着官宦家庭的门第和权势，在乡间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是给在外做官的尊长脸上抹黑吗？今天我要对你们严加惩处，你们的尊长知道了，一定会赞赏我的做法。”于是，李福下令把这几名首恶分子装到大竹笼里，沉入汉江，并向民众宣布说：“这伙人横行霸道，残害黎民，不曾受过约束，我让他们死后也永远处在牢笼之中。”从此，其他官宦子弟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李福创造的沉竹笼的方法在南方不少地区被民间继承下来，成为一种处治奸宄的通用手段。有些地区的家族统治比较严苛，家族内部若有人背叛或危害家族利益，或者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本族的族长可以决定将他“沉竹笼”。有的地区是直接在人的身体上绑上石头，沉入江中。这是族规范围内，最重的惩罚。直到现代，某些偏远山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规矩。近年来，虽然经过多年的法制宣传教育，仍然偶尔发生此类事件。
明代，在官方规定的刑罚之外，也采用过那种原始而野蛮的沉河的刑罚。洪武年间，有个叫陈养浩的佥事，作的诗中写了“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二句，朱元璋知道后，以为是怨恨朝廷，下令将他遣送到湖广，投到河中淹死。正德年间的名臣王守仁上疏言事，得罪刘瑾，谪贬贵州龙场驿丞，还未前往，暂居在杭州胜果寺，有一天来了两名军校，说是“奉圣旨赐你淹死，不可迟缓”，立即把他带走，捆绑起来，从江边投入水中。当然，这一次并没有把王守仁淹死，这件事也不见于《明史》中王守仁本传，详细情形尚待考，但在正德年间刘瑾派遣特务把人暗地里投河处死，不是不可能的。到了明末，张献忠使用过的酷刑也包括沉河。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攻陷汉阳，又率全军从鸭蛋洲渡江，占领武昌，生擒楚王朱华奎，也把他装到竹笼里，沉入长江。
以上所述都是把活人沉河的事例，这当然都是相当残酷的。在古代，更多的做法是把人杀死之后，将尸体投入河中。春秋时，吴国的伍子胥。被太宰伯（喜否）谗害，自刎而死，吴王夫差把他的尸体装入一个皮袋子，投到江中。也有人说，当时吴国亡后，越人把西施也用皮袋子装着，扔到江里，让它随波漂浮。唐李商隐《景阳井》诗云“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独得葬西施”，皮日休《馆娃宫怀古诗》云“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都是咏的这件事。另外，春秋时，楚国的司马子期死后，尸体也被抛入江中。这种投尸于江河的做法后世也常见。十六国时，西秦乞伏暮末的弟弟轲殊罗与叔父什寅谋杀暮末，暮末得到消息，捕获其同党尽皆处死，赦免了弟弟，将叔父什寅剖腹，挖出肚肠，然后抛尸河中。北齐时，齐文宣帝高洋在某年冬天杀阴王晖业，派人凿开冰层，把他的尸体沉到水里。唐末天九零五年六月，朱光忠在白马驿把朝臣裴枢、独孤损、崔远等三十余人在一个晚上尽行杀戮，把他们的尸体都投入河中。当时投靠朱全忠的李振原来曾多次赴试，没有考中，因此特别忌恨那些进士出身的朝臣，他对朱全忠说：“崔枢这伙人平常以清流自居，应该把他们都扔到黄河里，让他们成为浊流。”于是朱全忠采纳了他的意见。《金史·海陵纪》中的记述则更为残酷，一一六一年八月，金主完颜亮杀皇太后徒单氏于宁德宫，又命令将她的尸体焚烧，把她的骨头抛到河里。
投尸于河虽然不能算作刑罚，但它和将活人沉河的刑罚一样，都是人类的报复心理和残忍意识的发泄，这同春秋时西门豹将坏人沉河的行为相比，其性质完全不同了。
绞 缢
今天，人们对绞刑是比较熟悉的。在世界近代史上，不少革命者被推上了绞架，英勇就义。这种绞刑并不是近代的产物，它在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历史。
《左传·哀公二年》有“若其有罪，绞缢以戮”的话，杜预注解说：“绞，所以缢人物。”即是说，绞的本意指一件东西，当是绳或带等索类物品，可以把人缢死。在这之前，人们早已把自缢作为一种自杀的方式，如晋献公时，太子申生受骊姬迫害，于公元前656年十二月自缢于新城（今曲沃）1。把缢死作为惩治人的刑罚，今世学者一般认为它始于《左传·哀公二年》的那条记载。
但是，从春秋，战国经秦、汉直到魏、晋，都还没有把绞刑列入朝廷颁布的正式法律条文。春秋时，除自缢的情形外，也有将他人绞杀的事例，如公元前541年，楚公子围借问病之机，将楚王郏敖“缢而杀之”，这都是讲的将人处死的手段，不是法律规定的死刑方式。秦、汉时的死刑有车裂、斩首、腰斩等，并没有绞缢。晋时，周顗等人提议恢复肉刑，有“截头绞颈，尚不能禁”之语，但绞缢没有形成正式的法规，今天也见不到晋代执行绞缢的具体事例。晋泰始年间，郤诜回答晋武帝司马炎的对策中说：“有亡命而被钩悬者也矣，有缚束而绞戮者矣。”这也不能作为晋代已有绞刑的例证。因为郤诜所说的是已曾曾使用过的死刑手段，而不是已成文的法律。
将绞刑列入法典，始于北魏。神麚四年（431），太武帝拓拔焘让崔浩改定律令，规定死刑有斩、绞、腰斩、车裂和沉渊等。北周、北齐承袭北魏刑律，都把绞作为死刑之一。北周规定的死刑有五种：一罄，二绞，三斩，四枭，五裂。“罄”又作“磬”，也是绞刑的一种，执行的办法是用绞索套住人的脖子将人悬挂起来，就像古时的乐器磬那样悬挂着似的。“磬”作为刑罚的一种早在周代就有了，《礼记·文王世子》云“公族起有死罪则磬于甸人”，郑玄注解说：“悬缢杀之曰磬。”后世的绞缢大概只是用绳索把人勒死，并不一定要悬挂，北周明确地把磬与绞分为二种，说明它们在执行时还是有区别的。当时对犯什么罪应当处以绞刑有具体的规定，如建德五年（576）春正月诏令，私自铸钱者要绞缢处死。北齐规定死刑分车裂、枭首、斩、绞共四等，其中绞刑最轻。
隋代，《开皇律》定死刑为斩与绞二等。此后各代相沿，绞刑遂为正式的官刑。和斩首相比，绞刑是人们公认的轻一等的死刑。因为斩首使人身首异处，腰斩使人手足异处，车裂、支解、凌迟等更使人身体破碎，而绞缢能使人保持完整的尸体，同时，施用绞刑时，由于绞索勒紧人的颈部动脉，犯人能在相当短的时间死亡，因而痛苦程度较凌迟、斩首为轻。所以绞刑的设置较为符合人道，近现代世界不少国家执行死刑单用绞，道理即在于此。
唐德宗时，刑部侍郎班宏言建议将绞刑和斩首改为重杖处死，被批准实行。于是，当时被判死刑的人，先行杖，有的杖一百，有的杖六十，这样将人活活打死。重杖处死时犯人受痛苦时间长，而且身体血肉模糊，形状凄惨，因此这比绞缢而死更残酷。过了不久，重杖处死代替绞刑的做法即被废除。
宋代，绞刑和斩首并用，该绞该斩都须经严格的审判。有的官员判定绞刑的人数比判定斩首的人数还要多。神宗元丰年间，河中人刘勃自南京军巡官代还，他自言在任期内判定绞刑共二百六十人，而判定斩刑仅六十人。宋代和唐代一样，还规定被判为绞或斩的犯人可以交纳铜来赎罪，交纳的数量为一百二十斤，宋代除交铜之外，还要另加决杖一顿。虽然如此，当时仍有不少的犯人因交不出这些铜而被绞死。
辽代，绞缢仍然是死刑的一种。天祚帝耶律延禧保大四年（1124）五月，金兵攻克燕都，宰辅左企弓、曹勇义和枢密使虞仲文、参知政事康公弼等降金，燕都百姓流离失所，前去依附平州留守张彀。张彀采纳翰林学士李石的计策，派部将张谦率领五百余骑兵把左企弓等人召集到滦河西岸，历数他们降敌的罪行，然后把他们全都绞死。金代的死刑仍然为斩、绞二种，也可以交纳铜来赎免，但交纳的数量为二百四十斤。
元代死刑有斩首和凌迟而无绞刑。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说：“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徙、流、绞五等。”所言元代有绞刑，未说明根据，不可信。元末人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刑”一节已明确指出“国初立法，……死，则有斩，有凌迟，而无绞”，这与《元史·刑法志》相一致，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明、清两代列绞缢为死刑之一，这和唐宋辽金都是一样的。明代对绞刑的判定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如正统八年（1443）大理寺议定，对盗窃犯初犯者在右臂刺字，再犯者在左臂刺字，三犯者要处以绞刑，次议经皇帝批准实行。清代判定绞刑和其他死刑一样，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同为死刑，或斩或绞也需要严加区别。如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科场案发，刑部审理后判定主考方犹应斩首，副主考钱开宗应处绞，同考官叶楚槐等应流放尚阳堡，结果经皇帝亲自批复，将方、钱二人俱斩首正法，同考官叶楚槐、周霖等十七人都绞刑处死。圣旨下后，立即执行。
同凌迟、斩首等死刑处死方式相比，绞缢是延续最长久的刑罚。直到现代，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使用绞刑。如巴基斯坦前总统（1971～1973）、人民党领袖布托在1979年四月被处以绞刑，又如1989年7月24日伊朗绞死了二十二名毒品走私犯和娼妓，1989年7月31日黎巴嫩绞死美国人质希金斯。
鸩 毒
古代，用毒药致死人命是谋害人或惩罚人的重要手段，而常用的毒杀手段是鸩毒。
鸩是一种鸟，比鹰略大，与雕或猫头鹰的大小相似，羽毛紫黑色，长长的脖子，赤色的喙。雄鸟名叫运日，雌鸟名叫阴谐，江南人还把它叫做同力鸟。1中国人在很古的时候，就认识到这种鸟有剧毒。据传说，鸩鸟专门吃毒蛇，毒蛇的毒性渗透到鸟体的各个器官，不仅肌肉、内脏有毒，连喙和羽毛都有毒。鸩的屎拉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腐烂如泥；鸩的巢下数十步之内寸草不生；鸩鸟饮水的小溪，各种虫类都会被毒死。鸩鸟的毒来自毒蛇，但又可以以毒攻毒，化解毒蛇的毒性。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人如果被毒蛇咬了，就把鸩鸟的角质的喙刮下少许粉末，敷到伤口上，可以立即止毒，很快痊愈。而正常的人误食鸩鸟的肉或内脏，就要送命。如果把鸩鸟的羽毛在酒中浸泡一下，这酒便成为毒酒，就是人们常说的鸩酒，人饮少许这样的酒，就会很快被毒死。
早在春秋时期，鸩毒就已被用作谋害人的手段。公元前656年，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企图谋杀太子申生，她把鸩毒下到酒里，把堇菜（一种毒草）放入肉中，让申生食用，申生还没有沾唇，献公先到了，他用这酒洒在地上祭奠祖先，地面上立即鼓起一个大包。申生发现了骊姬的阴谋，十分害怕，就离宫出走，不久自缢而死。申生虽然不是直接死于鸩毒，但从史籍的记载来看，鸩酒的毒性实在令人畏惧。
从汉代起，用鸩毒杀人的方式更为常见了。公元前195年，刘邦死，惠帝刘盈继位，吕后担心赵王如意成为帝位的威胁，就把他召到长安，用鸩酒毒死。之后，吕后又想害死齐王刘肥。刘肥是刘邦未发迹时讨的一房侧室生的儿子，吕后早把他视为眼中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刘肥入京朝见，惠帝刘盈热情设宴招待这位兄长，吕后突然来到宴会大厅，看见刘肥坐在上座，刘盈用家庭内部的礼节对待他，勃然大怒，就悄悄吩咐从人准备两杯鸩酒，命令刘肥为自己祝寿，饮那杯酒。刘盈不知吕后的用心，也端起另一杯鸩酒为吕后祝寿。吕后急忙夺下刘盈的杯子，把酒倒掉，把酒杯反扣在桌。刘肥感到奇怪，也不敢饮自己端的这杯酒了，他假装酒醉而离席。后来他得知吕后给他的是鸩酒，非常忧虑，担心自己不能离开长安，早晚有一天会死于吕后之手。吕后屡次用鸩毒谋害非亲生儿子，其心性狠毒可见一斑。
汉武帝死后，大将军霍光和卫尉王莽（字稚叔，不是篡汉的王莽）同辅政，武帝有遗诏封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三人，没有王莽，王莽的儿子王忽怀疑遗诏是伪造的，霍光非常生气，严词责备王莽，王莽害怕得罪霍光会遭大祸，就鸩杀王忽。汉朝另一位王莽（字巨君，篡汉后自为皇帝）也惯用鸩毒，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他就产生了篡位的念头，在腊日进献椒酒时把鸩毒下到酒里，毒死平帝，第二年立孺子婴为帝。公孙述占据四川称帝时，听说李业以才德负有声望，想聘用他为博士，李业坚决推辞，不肯从命。公孙述大怒，就派大鸿胪卿尹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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