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国酷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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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首的地点和执行其他死刑一样，一般都在市朝。从春秋时起大多如此。凡将王公大臣或名士大夫斩首，就在朝门外，如北宋时在汴京（今开封）五朝门，明清时在北京午门；凡将普通死囚斩首，就在街市进行，这即是《礼记·王制》篇所说的“刑人于市，兴众弃之”的意思。对某一城市来说，行刑的地点有时是固定的，有时是不固定的。清代北京斩人，常在菜市口。有据传说，清代苏州斩人常在五故天亮时，在平时较繁华的街道上执行。市民得知要在这街上杀人，都事先出钱贿赂刽子手，如果谁家不出钱或出钱教少，刽子手就有意在他家店铺前面行刑，这家人就会觉得十分晦气。

　　　执行斩首必须有监斩官，这也是自春秋时就有的成规。《周礼·大司寇》所说的“莅戮”，就是后世所说的监斩。《左传·隐公四年》所记“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这右宰丑和獳羊肩充当的就是监斩官的角色。监斩官可以由原审理此案的官员担任，＇奇4020书＇也可以由朝廷或上司委派的别的官员担任。监斩官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把囚犯从监中提出来，带往刑场，监押的方式也有一定之规定。如南北朝陈时规定，死囚将被处决，押送时要乘露车（车上不能施用遮蔽，如同现在所谓的敞篷车），戴三械（即项械、手械、足械），加壶手，到达刑场后去掉手械及壶手，时辰一到即行刑。古时还规定，犯人的姓名和主要罪行要书写在手械上，让人们一目了然，周朝时就有这规矩，叫做“明梏”4，后世一直沿用。明清时时是把一块写有犯人姓名及罪行的木牌插在犯人背后，俗称“亡命牌”，这和“明梏”的意义相同。

　　　把犯人押到刑场后，按规定要给犯人吃一顿酒饭，这时不准将犯人塞口堵耳，不准遮蒙犯人面目，要允许犯人的家属和他诀别。监斩官要亲自观察犯人的家属会见情形，判断这犯人的真假，由此“验明正身”，否则容易出现差错。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曾发生两起几乎把人错斩的事情。抚州狱中，犯人陈四应该斩首，陈四闲应该释放；泉州狱中，陈翁金应该斩首，陈进哥应该受杖。结果这两地都因为犯人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而看错了，分别把陈四闲和陈进哥绑赴刑场斩首，临刑之前亲属与死者诀别时发现弄错了，监斩官才急忙加以纠正。著名传统剧本《三女抢板》（又名《生死牌》）有这样的情节：衡阳知县黄伯贤为搭救被诬陷而将被斩首的朋友之女王玉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黄秀兰去冒名替死，临刑时王玉环的父亲王志坚赶到刑场与女儿诀别，发现不是玉环，感到惊奇。监斩的贺总兵看出破绽，又要把黄伯贤逮捕，欲加杀害。这件事说明，在处决死刑犯人时也会发生人为地更换犯人的现象。为了杜绝此类事件，所以后世在执行死刑之前将罪犯“验明正身”这一道程序决不可缺少。

　　　有的犯人因为不肯屈服或者冤枉，临刑前要高声叫骂。为了不让他叫出声，就给他的嘴里塞一个木丸。这个办法是唐代武则天发明的。垂拱年间，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因得罪武则天，将被处斩，临刑大骂，就用木丸塞其口，然后行刑。后来法司杀人时都这样做。唐代以后，一般死刑犯人不再用木丸。

　　　斩首时，通常都是由刽子手把囚犯反绑在木椿上，囚犯双腿跪地，头自然向前伸出，刽子手挥刀从囚犯领后向前下方猛砍。但在非正常情况下，也会附加其他残酷手段。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祸时，宰相王涯等数人被宦官仇士良逮捕，将被处斩，临刑时，刽子手把他们的头发解开，反系在木柱上，又把他们的手和脚分别绑在木柱上，用铁钉钉牢，然后开刀。著名诗人卢仝本来没有参与反对仇士良的政治活动，因逮捕王涯时，他正在王涯家中，于是同时被捕，同时赴难。卢仝是秃顶，没有头发可往柱子上绑，刽子手就用一颗尖钉把他的后脑勺钉在木柱上。卢仝有个儿子，起名为“添丁”，本意是为国家增添一名男丁，韩愈曾作诗祝贺他说：“去岁生儿名添丁，意令与国充耘耕。”后人说，卢仝如此惨死，使“添丁”成了谶语，死时竟然在头上添了一颗铁钉5。

　　　被斩首的犯人在临刑时一般都难免表现出对死亡的畏惧。有的吓得面无人色，有的瘫软得抬不起头来，有的拉屎拉尿，满身污秽。但是，也有不少的气节之士或刚强硬汉死前慷慨从容，神态自若，甚至让刽子手也感到胆寒。这样的受刑者常常是具有某种坚定的政治信念、豁达的人生态度或傲岸不俗的性格特征的人，因此他们的生命在最后一刻犹能迸出明亮的火花，喷吐出一股壮烈的豪情。嵇康临刑时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佳话。三国时，魏国夏侯玄参与曹爽之谋，被司马懿斩首，临刑面色不变，举动自若。南朝时，庾宏远仕齐为江州长史，贤明有声望，刺史陈显达举兵叛齐，庾宏远被俘，在朱雀航处斩，他向人要来帽子戴好，说“子路临死结缨，我不能不戴帽子就去死。”南宋文天祥在大都（今北京）柴市英勇就义，临刑从容对吏卒说：“吾事毕矣。”然后南向再拜而死。他的表现成为后世忠义之士效法的榜样。明末黄道周在清兵攻破南京后被俘，拒绝投降，开始绝食数日不死，后来清朝决定把他斩首。他临刑立而不跪，刽子手见他身材高大，风骨凛凛，举刀时两手发抖，一刀砍下，黄道周仍然昂首不屈。刽子手吓得连忙跪在他面前说：“请先生坐下。”这时黄道周已挨了一刀，腰部鲜血淋漓，他还能点点头说：“可以。”于是坐在凳子上，刽子手第二刀才把他杀死。

　　　清代著名文学家金圣叹在康熙朝因哭庙案而受牵连，被判死刑。临斩前也要酒畅饮，神色自若，一边饮酒一边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他的儿子到刑场与父亲诀别，哭得泪人似的，金圣叹说：“别哭了，我给你出个对你来对，上联是：莲子心中苦。”儿子正在痛哭，哽咽未定，哪有心思对对联，他好大一会儿没有回答，金圣叹说：“傻孩子，哪里值得这么悲伤呢？我替你对吧，下联可接‘梨儿腹内酸’。”这联是对得极其工稳的，上联的“莲”与“怜”谐音，意思是见儿子悲痛感到可怜；下联的“梨”与“离”同音，指他的将要骨肉的孩儿。金圣叹在死前如此从容不惊，竟然还有巧妙的文思，真不容易。所以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记述这段故事后，称赞他“志气早定，故临难不迷”。据说金圣叹在受刑前还对刽子手说：“我有一封家书，请转交给家里的人。”刽子手在行刑后不敢隐瞒，把信送给了监斩官，那官儿疑心信中写有反对朝廷的言语，拆开查阅，只见信上写着：“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那官儿讨了一场没趣，自嘲地说：“金先生临死还这样捉弄人。”6

　　　各地官府监斩囚犯，其程序总的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若是皇帝亲自监斩犯人，那仪式可就大不一样了。这种情况，主要是皇帝亲自主持接受凯旋归来的功臣献纳战俘的典礼。明代举行多次，气氛森严，场面宏大，有关书籍的记载也比较详尽。

　　　单说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四月二十四日那次献倭寇俘虏的大礼吧。那天上午辰时，阳光灿烂，万历皇帝朱翊钧高坐在午门城楼上，太监、侍女、校尉、宦官、皇亲国戚、文武大臣排列有序。大司寇萧岳蜂将战俘带到午门前聚集，自己在城楼下的御道正中跪下，兵部的两名侍郎跪在他的两侧靠后一些，侍郎的头齐及他的臂肘，三人成为一个“品”字形。萧岳蜂高声致辞，首先报告自己和二侍郎的官职姓名，然后宣读战俘名单，并宣布或磔或斩的处理意见，最后说：“合赴市曹行刑，请旨。”致辞完毕，俯首听命。万历皇帝听完，说：“拿去！”声音低弱，大臣们站得稍远一点的都听不见，但在皇帝发令之后，身边有近侍二人重复一声：“拿去！”接着由勋臣贵戚四人同声接着重复一声：“拿去！”接着是八人，再后是十六人，又三十二人，这样逐级扩音，声响越来越大，到最后是站在城楼下的武士三百六十人，齐声大呼：“拿去！”声音简直如雷吼一般。之后，官兵押着带铁镣、穿囚衣的战俘出西安门，萧岳蜂亲自压阵，前往西市。沿途看热闹的市民填街塞巷，车马只好缓缓而行，二十里的路程傍晚才到达。将囚犯斩首完毕，已是天色昏黑的时候了。

　　　斩首的行刑者——刽子手，都是手狠心黑之辈，不仅有杀人的胆量，而且要经过一定的技术训练。人的脖颈虽然较细，但因为其中有颈椎骨，所以不用力气就不能一下子砍断。有的犯人孔武有力而有身怀绝技，要砍掉他的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清初有个名叫阿里玛的武将，因功提升至京中任职，进城后横行不法，作恶多端，顺治皇帝想除掉他，就派遣一个勇力仅次于他的武官巴图鲁占把他逮捕，押赴菜市口斩首。囚车走到宣武门，阿里玛说：“死就死罢了，但我是满族人，不能让汉人看见我受刑，就在这城门里边把我杀了吧！”同时，他用脚勾住城门瓮洞，囚车竟不能行进。巴图鲁占同意了他的要求，下令在城门里边欣幸。在用刑时，阿里玛的脖颈就像铁铸似的，刀砍不动。阿里玛告诉巴图鲁占说，先用刀割断脖筋，然后再砍。巴图鲁占让刽子手这么做了，才把阿里玛杀死。

　　　明朝时，有个叫陆晖的苏州人犯罪当斩，临刑时，刽子手挥刀砍去，却未能伤着他的皮肉，刀反而砍折了，这样连续砍折了三把刀，他的脖颈完好无损，只有三个刀印。监斩官大惊，问他是怎么回事，陆晖说：“我在入狱就让家里人造了一尊观音像，虔诚祈求保佑。现在你们杀不死我，这是观音菩萨的慈力吧！”监斩官把这个情况呈报，有司奏请朝廷，赦免了陆晖的死罪。这个陆晖，可能具有硬气功一类的绝技，正如俗话说的“刀枪不入”，他说的观音菩萨保佑的话不过是假托之词。

　　　由于刽子手行刑需要勇力，所以若同时斩杀许多死囚，一个刽子手是不能胜任的。遇到这种情况，需要选派许多刽子手同时行刑，或者先由一名刽子手行刑，奇書∧網杀数人之后，再由别的刽子手替换他。手段极高强的刽子手一次能连杀多少人，笔者未见到这项“最高纪录”，不敢妄言，但据常理推断，恐怕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若一人连续不间断地杀人，在杀到一定数量之后，不仅杀人者体力不支，而且所用的刀也不能再用了，或者刀口砍缺，或者刀身变形（据说人血的热度可使刀身弯曲）。因此，考察刽子手的“业务能力”，就得看他能够连续杀人的数目。清代咸丰年间，有一次，官军在福建沿海地区捕获海盗五十余人，押赴福州市郊刑场斩首。这些海盗都是凶顽亡命之徒，刽子手行刑时，对一名囚犯连砍数刀还不能砍下头来。于是就另想办法，找来一条木匠用的大锯，两个人对拉，锯断囚犯的脖子，囚犯号叫，惨不忍闻。这天，有一个卖菜的农家少年，挑着个菜担也来看杀人，见到锯头的情形，大骂刽子手是没有人性的笨蛋。刽子手冲着他说：“你小子有能耐，来试一试。”少年放下菜担，接过一把刀，连砍三十四颗脑袋，手起刀落，干净利落，而且神色不变。监斩的清军武官非常惊异，当即表示接受这位少年入伍当兵，让他专门负责处决囚犯。那时候的规矩，刽子手杀一名囚犯，应该得到一千钱的报酬，少年一下子得钱三万四千，挑着菜担子回家去了。少年向父亲夸耀自己的事迹，其父大怒，把他的钱扔到地上，又用木杖把他痛打一顿，坚决反对儿子干这种作孽的差事。少年无奈，哭诉于武官请求退伍。他的父亲坚决反对的态度，表现了一般民众对刽子手职业的憎恶与鄙弃。

　　　刽子手将犯人斩首时，犯人体内的血液会突然从断了的动脉血管喷射出来，喷射的高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关汉卿著名悲剧《窦娥冤》写窦娥在被斩首前发下三椿誓愿，其中的一椿是，他让刽子手在斩台高处悬挂丈二白练，如果自己是冤枉的，在头被砍掉后，“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结果，窦娥的誓愿实现了，他的一腔热血没有落地，全部洒在那幅白练上。这当然是关汉卿文学创作的浪漫手法，意在突出窦娥的冤情和悲愤，但这样的描写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古代传说，汉代东海郡有个孝顺媳妇，名叫周青，身罹奇冤而被太守枉杀。周青临刑前让人竖起十丈竹竿，悬挂五条白幡，发誓说：“我若确实有罪，死后血往下流，若是冤枉的，血要向上喷。”结果在行刑时，周青的血呈青黄色，顺着竹竿向上喷，达到最高竿头，又向下落到白幡上。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显然是以东海孝妇周青为模特儿塑造出来的。

　　　这样的事例不仅一个周青。南朝梁天监十五年（516），荆州市斩人，斩首后血向上喷射，有一丈多高，然后散作雨滴状，细细落下。人们觉得异常，这一年果然出现特大旱灾。晋元帝司马睿在位时，令史淳于伯运粮误了期限，按律当斩。行刑时，淳于伯的鲜血顺着柱子向上喷溅，达到两丈三尺那么高。此类现象若用今天的科学观点来看待，不难理解。人体内心脏的运动产生一股巨大压力，血液靠这压力由动脉输送到全身。人被斩首，血自然要喷射而出，文学作品的描写和古籍的记述据客观事实作了较大夸张，因而显得格外离奇。

　　　有人还说，如果把斩去头的尸体扔到水中，他会直立不倒。水从脖腔处向里灌，体内的血要向外喷涌，互相激荡，发出奇怪的声响，非常可怕。

　　　人被斩首时从脖腔中喷出的血液并不全是红色的。前面说到东海孝妇周青的血是青色的，固然是一奇，但也有人的血是白色的。明朝初年，松江人钱鹤皋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