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审判-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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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博古（秦邦宪）面谈考核准许她去延安。　　江青到达延安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据各方面有关材料分析，是通过黄敬证明了江青的党籍，即江青在１９３３年１９岁时，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她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


第三篇　唇枪舌剑叛徒江青其人（2）（图）

30年代的江青　　　　

　　江青入学不久，康生就于１１月２９日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江青是学员。“他乡遇故知”，江青找到了康生这座“靠山”。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旬，江青要同毛泽东结婚时，党组织审查江青的历史，尽管康生做了手脚，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对江青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分，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不干涉政治。”　　１９４２年２月，延安开始整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又是审查干部、清除内奸。江青受到审查。康生又一次保护了江青……　　直到十几年以后，江青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这个不安分的女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正是：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江青这一“露峥嵘”非同小可，恰似灾星降临：造孽天下，祸国殃民，兴风作浪，十年不宁。　　江青还是个以自我为中心忌妒成性的女人，她可以把贺子珍、毛泽东的女儿、女婿赶出家门；她可以把毛岸英烈士的遗孀和后来毛泽东为她物色的继夫投进监狱；她还能把恩人、好心照顾过她的秦桂贞骗到京城，关入监牢押了七年多……　　然而，她对反革命的哥哥却百般呵护、包庇：　　江青哥哥李干卿，充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１９３９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指使下，李干卿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是个有历史罪恶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江青和李干卿从北京到济南往来多次探望。１９５９年李干卿去北京，住了４０天，江青接他到中南海谈话。江青在同年去济南告诉她哥哥李干卿，济南铁路局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你要稳住，不要害怕，还有上边嘛！”１９６０年江青又告诉李干卿，“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完全不理。”１９７３年李干卿又去北京住了１６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送他茶叶和照相机等礼品。１９６９年江青通过叶群、王效禹，把李干卿提为干部，工资由６４．５元提到８３元，住房由两间增加到六间，享受特殊照顾。　　江青长期隐瞒地主家庭出身。江青在“小传”中说，我是生在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这完全是欺骗。　　据中共山东省委调查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关于江青家庭情况的调查报告》证实：江青出身于山东省诸城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李德文在城关经营旅店和木匠铺，有房屋１４间，敞棚６间，雇长工一人，还有两个盲人专为他家推磨，忙时雇有季节工若干人。其后又将店房出卖，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１２０亩，全部出租，每年收租一万多斤粮食，全家不劳动，以剥削为生，江青从小就过着寄生生活。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康生勾结，作恶多端（1）

　　　　一、欺世盗名的康生，是个政治骗子　　　　
　　　　康生，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山东省胶县一个地主家庭。小名张旺，幼时读过五年私塾。据《人民的审判》书中记载，１９１４年张旺因在乡里打架斗殴，被其父禁闭在家中，由把兄弟陈舜庭带出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改名张宗可，１９１７年夏，中学毕业，这年秋天，因为家里遭到土匪抢劫，全家迁居诸城，康生又改名为张裕先，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这时的康生才成为李云鹤（江青）的同乡。不过康生当年在诸城高等小学当小学校长时，江青才只有四岁，还是个孩子，他们谈不上什么相识。　　　　
　　　　１９２４年夏，康生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又改名为张耘。当时上海大学总务长是全国闻名的工人领袖邓中夏，而社会系的主任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员瞿秋白。张耘于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化名张容，后改名康生。　　　　
　　　　康生在１９３０年，中共江苏省委改组后，调到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１９３１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３０年代参加中共中央的特种领导工作。曾出任中共驻莫斯科国际代表团副团长，１９３３年，在斯大林领导苏共进行镇反肃托运动时，康生学习斯大林的做法，在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抓所谓托派分子和外国特务，处决了一批，逮捕了一批，流放了一批，大肆制造冤案，包括李立三、陈郁、杨秀峰、何一鸣等同志都被康生陷害过。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现有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潜入延安，为了肃清敌人，纯洁组织，１９４３年，中共中央做出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负责肃反工作。康生在审干中任意夸大敌情，掀起所谓“抢救运动”，运用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恶劣手段，大搞逼供信。康生在陕北公学搞试点，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大冤案，使一大批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党员被打成“充当特务、内奸”的“红旗党”党员，将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组织诬蔑为“红旗党”，使大批干部受诬陷迫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５日，党中央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审查干部的九条具体方针，特别强调严禁逼供信，基本上制止了“抢救运动”扩大化的“左”的严重错误。但是，一贯以“左派”著称的康生在甄别“抢救运动”受害者为他们平反时，竟阳奉阴违，玩弄花招，在结论中“留辫子”、“留尾巴”，为日后继续整人埋下伏笔。直到粉碎“四人帮”，“红旗党”的问题，才得到彻底平反，“抢救运动”的流毒才被彻底肃清。　　　　
　　　　康生，从历史上看就不是个好人，素以性格阴险、整人残酷著称，他这人和他的名字一样善于随机应变，一遇到适宜的政治气候，便以大“左”派面目出现，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兴风作浪，大肆栽赃陷害忠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沆瀣一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是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元凶祸首。事实证明，康生是个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政治骗子。　　　　
　　　　康生与江青同乡，但相识还是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康生在江青到达延安三个月时，从莫斯科飞到延安。康生到中共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任党校校长，江青正好在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因为是同乡，江青又很会巴结，康生就成了她的“靠山”。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中旬，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最反对这件事的是张闻天，最支持的人就是康生。江青和毛泽东结合，面临第二次审查她的历史问题，是康生保了她；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正好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又一次保江青过关；１９４７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江青过关。这就是著名的“肃反专家”康生之所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在毛泽东身边，对他的好处。　　　　
　　　　就是这个政治投机分子康生，“文化大革命”伊始，嗅到他的机遇到了，于是派他老婆曹轶欧窜到北京大学，鼓动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全国高校陷入混乱。就是这个康生，把在延安时是谁告发江青的，告发她一些什么问题，全部告诉了江青。而那些向党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不遭受江青迫害的；就是这个康生，在他临死的时候，特意向王海容、唐闻生告知“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希望你们俩把我的话，原原本本转达上去”。康生就这样最后出卖了江青。　　　　
　　　　就是这个康生，他并没有看得起江青。在当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要他老婆曹轶欧当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时，曾对他老婆说：“那个女人有什么本事？整天穷咋呼！不要多理她！”曾几何时，康生看到江青得势，立即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人们发现每当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康生都要看江青的眼色行事：凡是江青点头的，他都坚决支持；凡是江青反对的，他连夜就查档案，第二天就证明这个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要不就有什么重大问题。　　　　
　　　　这就是康生其人。


第三篇　唇枪舌剑江青、康生勾结，作恶多端（2）

　　　　二、江青、康生是诬陷、迫害刘少奇的罪魁祸首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刘少奇在家中突然接到从首都医院打来的电话，自称是医院大夫的人告诉刘少奇，说他的小女儿苹苹放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脚部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要家长签字。刘少奇和王光美心急如焚，原来周总理是有话的，不准他们离开中南海半步，可是，这时他们却顾不得了，驱车赶到医院，刚下车就被事先等在那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派”劫持了。在周总理派人极力干预下，王光美挺身而出，这才放回了刘少奇。这是康生和江青暗示蒯大富安排的诡计。　　　　
　　　　１９６７年７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对他进行人身迫害并抄家。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擅自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由江青亲自领导，她说：“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组我要直接抓。”　　　　
　　　　江青要康生向毛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专案、邓小平专案、陶铸专案。毛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康生告诉江青，江青不顾毛主席反对，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放在彭真案里头一起整”。“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就这样擅自成立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江青、康生他们正是这么干的。他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逼供、作伪证造假案。他们先制造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本来此案与刘少奇无关，可是江青、康生多次找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逼供，要他出伪证，多次均被安子文拒绝。他们为了逼供取伪证，于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０月间，逮捕关押了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以及丁觉群、孟用潜、王世英等１１人。　　　　
　　　　康生制造了一个绝顶荒谬的逻辑，“妻子是特务，丈夫一定也是特务。”于是，江青、康生一定要把王光美打成“美国特务”。他们先是折磨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因为１９４６年国共谈判期间，崔在北京市做地下党的工作，介绍王光美到军调处当我方的翻译，江青一伙威胁崔出假证，证明王光美是特务；他们还向与王光美在军调处有工作关系的刘仁、武光、任彬等人逼供。任彬被活活整死，北京市副市长刘仁被扣上“特务”的罪名，被视为王光美特务案的“证人”，在监狱里戴了五年手铐，寒冬腊月连棉衣都不能穿，只能披在身上，最后被折磨惨死在狱中。　　　　
　　　　江青一伙用刑讯逼供编造出来的“口供”，将王光美罗织成“特务”的罪名，由康生亲自修改《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将“基本可以断定”改为“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按照康生的荒谬逻辑，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而且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又一说是特派员）”。　　　　
　　　　康生惯于信口雌黄，是制造冤假案的刽子手：在延安时期，他把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托派思想”、“托洛茨基分子”，说“托派和日特、国特是三位一体的奸细”。１９４３年４月，康下令将王实味逮捕。１９４７年３月在行军途中王实味被杀害。今天，康生又用同样手法来迫害刘少奇。　　　　
　　　　在江青、康生指挥下，因“刘少奇、王光美专案”在全国被捕受审的有６７人，受牵连的不计其数。　　　　
　　　　就是在这种凭空捏造假证的基础上，江青、康生指挥“刘、王专案组”炮制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当时的江青可是得意忘形，欣喜若狂了，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大本“罪证”上批字：“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第二天，康生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我觉得他这样干，这样久的做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江青、康生等人必欲将刘少奇置于死地而后快。江青与谢富治的下列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江青在制造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冤案时说：“现在弄不好也是要杀头的。一旦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这些家伙上了台，不割我们的脑袋才有鬼呢。你们想过没有？这些家伙心甘情愿被我们打倒吗？不，他们做梦都想着复辟！”谢富治恶狠狠地回答说，“是啊，这很危险。自古道，杀人杀死，救人救活，刘邓陶这些人既然打倒了，就不能再让他们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