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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当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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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从来就不登大雅之堂。战国法家虽提倡法治，但并不主张研究法律条文本身，认为法律只要一经公布，就不能让民间讨论研究，“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对法律只能遵守，不必讨论研究其得失，若想学习法律，“以吏为师”即可。
儒家更是反对学习、研究法律。北宋大儒司马光曾撰文反对王安石设立律学教授、设“明法科”考选法官的变法改革主张。他认为，“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士大夫只须懂得儒家礼教就足够了，懂得礼教，所办之事自然与法条暗合。如果士大夫不懂儒家礼教，“但日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才，厚风俗也”。研读法律只会把人给读坏了，对于世道人心毫无益处。明代政论家邱浚认为法律本身应简单明了，一看就懂，不用深究。只要用“通经术、知道谊者”为法官，如案件无现成法条可适用，就引用儒家经典经义断案，上报皇帝批准即可。（以上见《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一十一）
刑名师爷的看家本领
清代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时，在《史部·政书类·法令》部分，只收《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各一部，而《子部·法家类》，亦只收八部著作。他在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因此，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感叹中国自宋元以后，法学日衰，“国无专科，群相鄙弃”（沈家本《法学盛衰论》）。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清代专习刑名法术的刑名幕学是仅存的一点法学学术阵地，它近似于现代的法律学，但与现代法学又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幕友精读、钻研律例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能够正确地理解法条、适用法条，而且还要能够规避法律，“灵活”适用法条。《佐治药言·读律》说：“神明律意者，在于避律，而不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借幕为？”单纯会正确地适用法条，只不过是刀笔小吏的技能，会规避、会灵活适用、会使法条为我所用，这才是师爷的看家本领。汪辉祖主张幕友要精读《大清律》当中的《名例律》，因为《名例律》规定了整部律例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一部律例精义全在名例”，尤其因为各部律例条文具体罪名、具体量刑都是已规定明确的，无法灵活适用，也较难规避，而《名例律》多为原则规定，可以灵活运用于各种罪名的定罪量刑。
活用法律的利与弊
汪辉祖初习刑名时，邻县破获一个私铸铜钱案。被捕嫌犯都供称一个在逃犯是本案的主谋。古代法律将主谋称“造意犯”，凡数人共同犯罪，都要按情节区分首犯、从犯，首犯一般为造意犯，且按律处刑，至于从犯，则可减刑一等。按《大清律例》，私铸铜钱应处斩监候，现在这个案件首犯未获，被捕案犯乃视为从犯减刑一等，发遣新疆。
两年后，那个在逃犯被缉获归案了，但几经审讯，他仍不肯供认是该案主谋。照理应提审已发落的从犯进行对质，可是那些从犯早被发遣到新疆，无法押回重审。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此案翻案重审，原审的官员就要被参劾，危及宦途前程。众位幕友对此一筹莫展，只得邀请附近几个县的幕友聚集会商。最后，松江县刑名老夫子韩升庸出了一个主意：劝告那个被捕的在逃犯承认是主谋，同时把原来的“捕获”改为“闻拿自首”。按《名例律》，自首可以减刑一等，即可免去该犯死罪，改处发遣，案件就可完结。
邻县幕友听了这个主意，如获至宝，果然依计而行。那个罪犯听说能够免死，也就予以配合，承认是首犯，案件就此顺利结案。（《学治说赘》）汪辉祖受到此案启发，以后遇到类似的案件，就尽量利用自首减刑这一法条来开脱死罪，并劝告嫌犯认罪，省去不少麻烦。
从幕友的“避律”技能才干来看，很明显并不与当代法学对司法者的要求相同。研究法律、精通法律的目的既在规避法律、活用法律，自然这种技能才干的运用也就因人而异──正直者可用此一技能才干减轻无辜者的痛苦，但一些小人也可利用此一技能才干宽纵罪犯，到头来仍落得个“人治”的结果。
第三章引经据典判奇案
引经断狱，被认为是司法审判的最高境界。一流的师爷，要博通经史，娴熟判例，如此才能被尊为“名幕”。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官的使用法律，从来只为达到某种社会、政治目的，甚至是证明法官个人能实现某种程度上需要的安定、和谐的一种手段。如果有其他手段、其他方法能实现这些“终极目标”，法官或其他执法人员就可以把法律置诸脑后。
传统法律文化很早就抛弃了战国时法家所提倡的“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以死守法者，有司也”（《慎子·逸文》）之类的观念。没有了僵硬、机械的新法规，法律对执法者来说也就不再是死的度量、权衡、绳墨，而是一种可以灵活应用的橡皮筋。像前述的“避律”诀窍，就是这一原则的一种体现。进一步而言，还可以直接运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援引法律之外的规范体系。从现代法制眼光来看，这简直不可思议，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它却是被人们欣赏的一种才智的表现。
多读一年书，少读十年律
为能做到这一点，刑名师爷除了读律之外，还要读书。《佐治药言》就在“读律”之后列有“读书”一章，列举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证明读书有助于办案；他尤其主张精读儒家经典与史书。清末张廷骧也认为，“幕学固以例案为本”，但如果想在办案时胸有成竹、能达事理，运筹决策动中要，“则在平日之多看书史，以广其识”（《入幕须知·赘言十则》）。
另一位师爷周询在他所著的《蜀海丛谈》中也说：“法律虽系专门，学此亦视诗书根底为何如。根底足者，不惟易成，成后词理亦必充沛。”他还引用当时师爷行当里的一名谚语，即“多读一年书，少读十年律”。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法律本身就是根据儒家礼教原则制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律多偏重在刑法，而属于民事方面的很多案件，只能以儒家经义来加以判断。汪辉祖就是因为善以经义断案而名闻江南。
援引《礼记》解决继承问题
乾隆二十六年（1761），汪辉祖应聘在浙江秀水县当刑名师爷，而该地有件缠讼已久的继承疑案：当地大家族陶某本人是长房独子，因叔父没有儿子，所以在叔父过世后就出继叔父，成为叔父这一房的继承人。他自己有五个儿子，长子先他而死，陶某就将次子的儿子过继给长子。可是等陶某死后，他的第三个儿子觊觎长子的家产，竟伪造一份陶某的遗嘱，上面写着：“次子的儿子既已过继给长子，故应回归陶某本生一房，沿袭陶某本身长房一房的香火，而由第三子的儿子来过继长子。”次子当然不同意，兄弟俩就为此打起官司来。
由于陶氏是当地的香火世家，当地绅士有的帮助老二，引经据典，说从来就没有以孙继祖的道理，次子之子不应归本房。也有的帮老三，说本房有子而绝祀，情有难安，应该由次子之子前去承继，以绵延香火。官司从县里一直打到巡抚衙门，缠讼多年，仍没法解决。最后，浙江巡抚又把这案子交回新任秀水知县孙尔周处理。
孙尔周是汪辉祖的老师，原来师徒，现为主宾，自然关系非同一般。为了这个案子，两人简直伤透脑筋。一天晚上，汪辉祖通宵不眠，忽然想起《礼记·丧服小纪》上有“殇而无后者，从祖父食”之说，第二天赶紧向孙尔周建议，判决次子之子仍继长子，不得以孙而归继本房，但应将本房祖先牌位附于陶某、陶某长子牌之上，共同享受祭祀香火。这样一来就堵住了老三“本房有子而绝祀”的口实，使案件得到解决。各级上司见了此批都大为赞叹。
儒学名著，威力无穷
乾隆三十年，浙江乌程县也有一件类似的案件：当地冯某无子，本宗兄弟里也没有子侄辈可以继祀，于是就过继了一个本宗姑妈的孙子、冯某的姑甥为继子。冯某去世后，继子继承了冯某的家产。可是同乡另一个姓冯的出来争继，指称冯某继子是异姓，不得为嗣，应由自己的儿子出继才对。按清代法律，异姓确实不得为嗣，且异姓男孩只有在三岁前被收养，才能拥有养子出继的权利。不过打官司的那位冯姓人士与死去的冯某并不同宗，按清代法律规定，无子者应选择同宗晚辈亲属承嗣，并没提到同姓不同宗之人是否能承嗣。
为此这桩案件也成为疑案，双方缠讼多时。本来乌程县的前任知县判争继方败诉，但争继的这一方败诉后上控到湖州府，湖州府则改判争继方胜诉。冯某继子对结果不服气，进一步上控到道台，结果道台上又把此案发回乌程县重审。新任乌程知县蒋志锋只得与师爷汪辉祖商量如何能使此案完结。
汪辉祖起初也觉得很难下判决，尤其必须设法让双方在判决后放弃上控，所以一定得找到一个驳不倒的理由，让败诉一方无法再翻案。后来，他在宋代理学家陈淳的儒学名著《北溪字义》里，找到关于亲属的解释：“亲重同宗，同姓不宗，即与异姓无殊。”因此争继方虽同姓，但实际上与已继方的身份相同，都算是异姓，都没有什么优先的地位。而已继姑甥虽是异姓，却为冯某所亲自选择，且冯某本宗也都承认，故可作为继子继承全部家产，他人不得争继。此批一出，果然使争继者哑口无言，不敢再上控要求翻案，一桩疑案也至此了结。（《病榻梦痕录》卷上）
会引经断狱的才是名幕
引经断狱一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认定的司法审判最高境界。所以只有像汪辉祖这样用经用典判决案件的刑名幕友，才被尊为“名幕”。清末人评论清代幕学的演变时，认为“百年以前（指康、雍、乾三代）类多引经断狱，据情原情，其文案典雅可诵”，达到了幕学的最高水准。而现在（嘉、道、咸年间）的幕友只会引律例、引成案，毫不懂经，“入幕者不必言学矣”，幕学水准大大降低。（《入幕须知·序》）由此可见，是否能引经、是否能用经，成为幕学水准高低的依据。
以历史掌故处理案件
除了能运用儒家经典外，幕友也需要熟悉历史掌故。在很多情况下，幕友需要依靠自己的历史知识来处理案件。比如汪辉祖本人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公余时间研读史书，编写过历史考证方面的书籍。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东南沿海市面上流通一种“宽永钱”，乾隆皇帝怀疑是民间私铸，下诏各地官府严厉查禁，清查不尽的地方官员要受“失察”的处分。
汪辉祖当时在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台衙门当幕友，他代江苏巡抚庄有恭起草了奏疏，说明“宽永”乃日本的年号，这种铜钱是在日本铸造发行，再由东南沿海商民在和日本贸易时带入国内的，并非民间私铸。他举的例证是朱彝尊的目录学著作《曝书亭集》所载日本《吾妻镜》一书有“宽永三年”的序言，考证该年合中国明朝的天启四年（1624）。而且康熙年间出使琉球国的徐葆光在其《中山传信录》一书也提到“市上行使宽永通宝钱”。
这份奏疏上奏朝廷后，乾隆皇帝下诏，改前令为官府禁止商民将宽永钱带回国内，并由官府收买已经在国内流通的宽永钱。
另一位著名的绍兴师爷汪鼎也善于运用历史知识来“佐治”。他在广东清远县当刑名幕友时，有个两户人家争夺田产的案件，已经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几任知县都无法解决。
汪鼎仔细查看卷宗后，发现其中一方作为证据提交的地契上有“顺治元年”字样，立即提醒东家这是一件伪造的契约，因为顺治元年（1644）清政府才刚入关，广东地方尚未被占领。于是知县把当事人找来，当场揭穿，并出示朝廷所编的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那个当事人只得认罪，情愿败诉。
汪鼎后来应聘到南澳厅当刑名师爷，该地是个海岛，明末清初时郑成功曾占领当作抗清据点，为此清初在该岛部署了军队，并设总兵实行军管。以后才设置民政系统，由潮州府派一员同知管理。
当时，有人与总兵过不去，向两广总督密报当地的驻军定于五月十三日“聚饮谋反”。总督密札南澳厅同知侦查此事，汪鼎见札毫不紧张，提醒同知：五月十三日是民间信奉的关帝生辰，习俗上每到这一天都要敬神聚餐，哪里是什么谋反？同知以此上报，一件“大案”就此消弭。
第三章判案参酌 “人情”
审判的依据不外天理、人情、国法。人情有时凌驾一切。师爷特别要衡量地方乡绅的“舆情”，更要了解民间的诉讼观念。
至少从唐宋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官们就习惯在司法审判中参酌“天理、人情、国法”以做出最适当的判决。“天理”指三纲五常之类的礼教伦理，有时简称“理”，也有时称“情理”，不过情理更多是指自然规律、社会常识、逻辑推理。“人情”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国法”是国家法律，在此三位一体的规范体系中，只占第三位。宋代法官称：“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两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判决与其说是判断是非、求得公正、实现权利，不如说是求得双方相安、实现和谐相处而已。
处理民事案件的注意事项
正因如此，属于“人情”一类的地方舆论倾向、地方风俗习惯，对司法审判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风俗习惯相差很大，语言也各不相同。代表中央政府到地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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