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小传 作者:周汝昌-第1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这时候宗学里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从乾隆十一年以来，宗学学生额数定为六十人，按规定应有汉教习六人。教习中有一位黄克显先生，是敦诚这一“班”的老师。黄克显，字去非（说来也巧，黄先生的号竟和敦诚的字全然相同：敬亭），他是江西·瑞州·上高（今县名同）人，由拔贡考取教习，入宗学；敦诚从十一岁（乾隆九年）进宗学读书，就是跟着黄先生的。黄先生是宋朝大诗人黄山谷的后裔，是一位爱好文学、喜欢作诗而不满意于流俗文字的人，他后来做了四川·岳池县知县，重视教育，建立义学，曾作碑记，说：“少陵（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洵不诬也。今岳邑士子家无藏书，人鲜力学，所读者多系庸熟文字，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一幸获司衡之节取，遂奉为博取青衿秘诀，无惑乎英资汩没而文体日就卑靡也！”他勉励人“日渐月摩，力扫旧习而更张之”，主张“沉潜乎六艺，含英咀华”。（他的县政也很好，爱民伸理，当地人立禄位牌，入二贤祠，以纪念他。）敦诚弟兄的叔父恒仁，本来就是八旗中的一位名诗人，自幼就教过敏、诚二人；如今他们在学里又遇上了黄老师，这对他们的诗文成就，就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稽查宗学的孙灏（字载黄，号虚船，一作虚川，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后来曾入值上书房，作皇子师傅，和他的同年进士陈兆仑一样），也是个诗人。我们单看《湖海诗传》卷四里保存下来的他那首《扑满行》，完全是对当时黔货贪财的官场恶风进行嘲骂，以及后来屡以直言讽谏皇戚的仗势凌人、皇帝的巡游无度，因而惹恼了乾隆，在乾隆二十三年竟大遭申斥，说他的奏疏与“本朝家法及我满洲风俗人心”抵触，“其心为何如心乎？”因而落职降调，则可见其为人一斑。敦诚作怀人诗，对他表示了很深的感情。这样的师长，对敦氏弟兄就一定也有所影响，而且也应该都和曹雪芹认识。

　　再看这时的宗学里的学风是如何呢？乾隆十年，稽查右翼宗学右通政熊学鹏曾因学内稽查皆系汉官，于满文翻译功课都不通晓（可见那种课程的具文敷衍），建议再派满洲文臣一人协理，获得实行；虽然如此，那些学生们却是如敦诚所写：“同学尽同姓，五陵马与裘；文章溯唐汉，诗赋追曹刘；或为李昌谷（李贺），锦囊才无侔；或为李供奉（李白），奏赋侍冕旒：谁谓吾宗内，曾不古人优？”可见一般风气仍是极重汉文学。至于敦诚自己，则是：“嗟余愧后学，操觚耽吟讴；雕虫矜小技，抚卷恣冥搜。”把课馀的全力都放在学习作诗上面了。

　　这样爱诗的敦诚，当一旦发现曹雪芹又有着惊人的诗才的时候，他的惊喜佩服，不难想见！这就无怪他们的友情越来越密切亲近。于是乎，敦诚在课余无事之时，就爱和雪芹交谈。

　　上面说过，宗学本是一座极古老的大宅院。不但如此，旧日相传它还是北京有名的“四大凶宅”之一！和雪芹、敦诚他们正同时的纪晓岚曾描写过这所房子，说：“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又窱■闳深，故不免时有变怪，然不为害也。厅事西、小房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僮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舁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这种迷信的说法，我们当然不会相信，但是他写下了当日那院子的情况和气氛，却可以供我们想像。——这所老宅院，到今天还有一株非常古老的大枣树，没有二百年的年龄绝长不到这么巨大，这棵老树应该是“见过”曹雪芹的。宅内也有过一区花木山石，早已拆掉了。

　　就是在这样一所大宅院里，敦氏弟兄度过了他们的求学的日子，曹雪芹度过了他当差的岁月。当差做事的曹雪芹，是要住在学里照料的，而当时学生们也按规矩要住宿学中，每隔若干日才许回家看望一次：因此，他们每逢日里课毕，教师退憩，晚间多暇，便聚在一起，剪烛快谈。我们可以想见，尤其当每年金风乍起，暑气日消，夕事渐长，秋灯有味，他们的夜话是多么大的享受！——这恐怕也就是少年敦诚的学校生活中是最大的快乐，所以他在若干年后，还总忘不了这种真正的乐趣，见于吟咏，印象永难磨灭。

　　按“理”说，曹雪芹是包衣、是职事人，而敦氏是宗室、是学员，所以雪芹见了他们应该恭敬侍立、谨慎答应的（注：可参看《清朝野史大观》卷二引某书：“凡各项包衣并小五处旗人，或奴籍，或重台，例不得与宗室、觉罗抗礼；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请曰：‘求赏一坐。’然后坐，方合于礼。”）——当时旗人最讲究的是场面礼数。但他们由于气味相投，道义为交，文章知重，只有互相倾倒的份儿，诚、敏弟兄也是颇为豪爽热烈的青年人，思想也比较自由清新，因此彼此便脱略故常，不拘俗礼；雪芹又是放达磊落，最恨世故的人，也便不和他们客气；加以夜话必然不免弄些小食，佐以杯勺，用助谈兴，那雪芹只要被了酒，狂情愈显，谈锋越健——这就是因何敦诚后来写出“接■倒著容君傲”的实情。诗人的语言常常别有妙趣：他们的所谓“容”，其实正是乐之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才得尽情充分地享受到了雪芹的那种迷人的奇谈娓娓和高谈雄辩。

　　敦诚他们的耳福是太大了。可惜他不曾给我们作下纪录，以致咳唾珠玉，随风散尽！雪芹到底怎样谈，谈什么？我们竟丝毫无从揣其影响。

　　敦诚后来写过一篇《闲慵子传》用以自况，其中有云：“常经旬不出；……或良友以酒食相招，既乐与其人谈，又朵颐其餔啜，亦出；出必醉，醉必纵谈。然谈不及岩廊，不为月旦，亦不说鬼。”这是他立的“谈约”三章：一不谈朝廷政治，二不谈人物短长，——这里我们嗅出那专制时代的“莫谈国事”“金人三缄其口”的恐怖气味，容易理解。倒是最后一章有点令人意外。“强人说鬼”，是苏东坡的故事，向来以为才人佳话，解释者以为东坡爱听人讲故事，可以增强文学上的想象力。可是敦诚却特别提出来“亦不说鬼”，有意翻案。这是何故呢？——难道是他因在“凶宅”里上过学而被吓怕了吗？

　　我们当然知道，这和“凶宅”“狐魅”等等全然风马牛。他所说的鬼，仍旧不过是借鬼指人，指那些“如鬼如蜮”的阴森险恶和卑鄙龌龊的人罢了。对这种人，他们不屑去谈，因为早已把这些鬼蜮置于不齿之列了。

　　看来，他们的话题是有范围、有分寸的，并不是胡谈乱道。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文人好弄狡狯，说话写文，往往是半真半假，有反有正。凡是他们特别指明所不愿去谈论的，实际往往也就是他们所特别关注的。岩廊、月旦、鬼蜮，虽然不是他们的话题的表面，却是他们心目中的讥评的对象。晋代高贤，放浪形骸，以酒为命，佯狂自全，口不臧否人物，——这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同所景慕仰止的，他们几乎是在有意无意地和嵇、阮一辈古人走着一模一样的路子，思想、行径、气味、作风，无不相似；但是晋贤“口不臧否人物”的实质，也正是深度的愤世嫉俗，是和他们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叛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他们的“谈约”并不能完全约束他们的具体行动，敦氏兄弟在诗文中的表现可以证明这点，而曹雪芹（他的诗文不幸无从得见了！）却是在他的故事、小说里面进行了他的更深刻的臧否。

　　　　　　　　　　　　　　　　　　　　





　　

周汝昌


十九　诗胆
　　曹雪芹这三个字，自从乾隆四十年前后开始较为普遍地为人所知起，直到今天，是作为极受欢迎的一位小说家的名字而流传众口的；可是在曹雪芹生时，情形不如此。还并不是说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小说天才完全不能赏识，——除非是他的小说写得还不够十足地好、或是朋友们的鉴赏能力还不如一般人高。显然两种假定都不合乎事实。那么究竟原因安在呢？

　　这有三点可说。第一，在当时，小说这种文学还远远没有取得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过是把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过是把它当作为“闲书”，最多也只是看了欣赏，思想上绝不以为它是可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朋友们爱重曹雪芹，不会把他这一方面的才能摆在第一位。第二，曹雪芹的小说，寓意甚深，牵涉颇广，由于当时的种种政治、社会的原因，大家不敢明白地提起它。和曹雪芹约略同时的人，如宗室弘旿，就曾表示：“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因此，像近人历史家所指出的：“康熙三十五年严禁小说，书估不敢私刻贩卖；明季以来盛行之风自此顿衰。又四五是十年，始有《红楼梦》之作，然只抄阅而已，作者阅者俱有避忌。”这是一点不错的。敦诚等诗中实在不无暗指《红楼梦》的地方，但是始终未曾有一字的正面明文，其原因也在于此。第三，雪芹多才多艺，除了作小说，他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学才能，更值得朋友们重视和赞叹。

　　换言之，曹雪芹在敦氏弟兄等人心目中，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别的文学艺术家。

　　这点是有证明的。敦敏在曹雪芹生时的诗句说他：“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在他死后的诗句说他：“逝水不留诗客杳，登临空忆酒徒非”。明以诗人待雪芹。敦诚就更强调了，他后来回忆和雪芹在宗学相会相交的原因之一就是“爱君诗笔有奇气”；雪芹卒后，敦诚有一次和人联句，追怀所有的亡友，一一加以列举，在说明“诸君皆可述，我辈漫相评；宴集思畴昔，联吟忆晦明”之后，其第一位列举的就是“诗追李昌谷”的“曹芹圃”（按即雪芹）；又有一次谈到他自己写作过一折《琵琶行》传奇剧本，说明“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之后，那首先列举为例的又就是曹雪芹的诗句——我说的还不够正确：其实是，在“数十家”题者之中，只举了雪芹的这个独特的例子。由此可见，雪芹这位诗人在敦诚评价中，是占着何等的地位了！

　　为什么敦诚这样推许曹雪芹的诗呢？第一因为敦诚本人是诗人，懂得诗，所以能赏识曹雪芹的诗；第二因为曹雪芹的诗实在好，比敦诚自己的诗要高得多，所以不容敦诚不欢喜赞叹，佩服倾倒。

　　

　　八旗满洲，入关不算太久，就出现了有相当造诣的诗人；经过雍正朝到乾隆朝，情形是愈了愈盛了。乾隆时期的诗坛上，通常以袁枚和沈德潜等为代表。这二人，一个是小有才而最喜标榜声气、追求声色的一位时时失之于儇佻而又不能尽免于庸俗的红尘热客，是被人讥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假名士；一个是倚傍乾隆皇帝，想出大名，而终于得罪了皇帝、大受侮辱的御用文人，若比真正的诗人，还大有距离。余者虽众，但常为人称道的却是翰苑气、学者气、名士气、才子气很浓重的诗家占了很大比例，够得上称为真正的诗人的也并不是很多。论真诗人，——人品高、诗品高的诗人，却是在八旗满洲当中涌现了。这原因，当然并非如王国维所说只是“以自然之眼观物”的结果；而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异常残酷，一部分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中间较为激昂坦率的，就抱定“螈蝾吐云为龙乘，菱花背日笑葵倾”的认识，明白表示不向统治者投靠，不再为他服务；较为含蓄柔韧的，就口不言世事，专门以山川泉石、诗酒书画为性命、为事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隐和逸士。总之，他们这些人，在封建社会所能产生的诗人中，人的流品和诗的流品都比袁、沈一班人要高出十倍。

　　上面提过，敦敏、敦诚的叔父恒仁，就是一位诗人，他们弟兄都曾从学于恒仁，所以诗是有家学承受的。以他们兄弟二人而论，性格不尽相同，所以诗风也随之有异。敦敏为人似乎较为蕴藉沉潜，他的诗格是走唐人的路子，侧重神味，多简疏淡远之致。敦诚则热烈豪迈，近于开朗高明的类型，他的诗格是走宋人的路子，特别是受东坡的影响较大，才情要比敦敏为稍富，工力也很深厚。至于他的局限，则是生活圈子不够阔大，因而作品的内容不够丰富，诗才到底仍感窘束，缺少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器局。

　　正因如此，敦诚才特别赏爱、佩服曹雪芹的诗。一则雪芹的性格和他更相近，诗路也是以宋为主，所以惺惺惜惺惺。二则雪芹诗才器局，比他大得多：己之所短、人之所长，相形之下，所以愈加钦佩。

　　

　　曹雪芹的诗，也是有家学承受的。他祖父曹寅是康熙时期的一位大文学家，诗、词、曲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那时候诗坛上人才辈出，百卉争妍，曹寅以一个八旗少年，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广泛结识了当代的名辈诗家，饱闻绪论，尽情唱和，加以天分很高，又肯专精学习，所以能有成就，置之于偌多名诗人当中，不但毫不逊色，而且颇有出色过人之处，至为许多前辈们所惊叹。朱彝尊序他的诗集就说：“楝亭先生吟稿，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盖欲抉破藩篱，直窺古人窔奥；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曹寅在清初诗坛上的地位和成就，应该说，实在出于纳兰成德之于词坛者以上（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纳兰的虚名一直是溢乎其实，而对曹寅的诗歌却尚未有相当的评价）。

　　曹雪芹对于这样一位祖父，当然是怀着爱慕和景仰的心情的。他虽然没有赶上他爷爷的晚年，但那部丰富多彩的楝亭遗集他却下工夫读过：有种种迹象证明，曹雪芹对他祖父的诗篇十分熟悉。这样，不论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