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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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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图绘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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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思成、陈占祥、黄世华等的努力与周恩来的支持下，采用碑型得以通过，并明确了下述原则：
一、鉴于政协会议通过建碑，通过了“碑文”，碑的设计应以“碑文”为中心主题，所以应采用碑的形式。“碑文”中所述的三个大阶段的英雄史迹，可用浮雕表达。
二、考虑到古今中外都有“碑”，有些方案采用埃及“方尖碑”或罗马“纪念柱”的形式，都难以突出作为主题的“碑文”。以镌刻文字为主题的碑，在我国有悠久传统。所以采用我国传统的碑的形式较为恰当。
三、中国古碑都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气概，必须以革新。
四、考虑到“碑文”只刻在碑的一面，其另一面拟请毛泽东主席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后来彭真又说周恩来总理写得一手极好的颜字，建议“碑文”请周恩来总理手书。
此后，即由都市计划委员会参照已经收到的各种方案草拟“碑型”的设计方案，但雕刻家仍保留意见，认为还是应该用雕像为主题。
在探索各种方案的过程中，彭真说中央首长看到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说纪念碑就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还说北海白塔山脚下不是也有这样一座“琼岛春荫”碑吗？根据这一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开始进行设计。
1951年夏，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提出一个方案，其特点是将碑体置于一个下开3个门洞的大平台上。设计人员还提出碑的上端的几种不同的处理手法，并画出3种草图。
据高汉回忆，这个方案主要设计者是陈干，当时得到北京市领导的欣赏，展览时，还专门做了一个大模型。
可这时，梁思成的一封信使这一切发生变化。
8月29日，梁思成致信彭真，认为这个方案是“万万做不得的”，因为“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
梁思成具体指出，“现在的碑台像是天安门的小模型，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所以英雄碑是石造的就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也可说是很古怪的筑法”。“它的高台仅是天安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庄严。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削减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象。”
他还认为，这项设计在天安门广场内“塞入长宽约四十余米，高约六、七米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到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硬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碑台四面空无阻碍，不惟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无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极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封信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最后，三个门洞式的方案被否定，梁思成在信中随手画出的方案得以实施。
陈干的设计在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就被梁思成否定了。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陈干的心情十分痛苦。
1954年，陈干在与高汉合写第一篇批判梁思成的文章时，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并表示，相信像梁公这样的大学者，一定会有容忍发表不同意见的雅量。
在《文艺报》登出这篇文章并引起轩然大波之后，梁思成就一病不起，这时，他还委托病弱的林徽因到西单横二条宿舍看望陈干，并送去一袋牛奶。
那时，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在家里走动都得扶着桌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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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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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搭架准备拆除的安定门城楼。（罗哲文摄）
书写北京的城市史与中国的现代史，1958年都是无法绕过去的，狂热的“大跃进”在这一年开始了。
话题还得从3年前讲起。1955年7月，毛泽东指责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向前发展。
此后，随着对“右倾保守思想”批评的不断升级，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掀起，短短几个月，农业合作化完成，迅速对其他经济领域产生影响。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在此前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几乎成了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各方面的高指标一并压来，贪大求快，急躁冒进，使国家人力、物力、财力负担加剧，周恩来最先觉察到了危险。他在1956年2月8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5月11日，他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刘少奇也深有同感。5月，他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正式讨论这方面的情况。会议确定了一条重要方针：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刘少奇交代参加会议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组织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讲一讲这个问题。
社论稿完成后，刘少奇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一年后，毛泽东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这是“右倾”，是“促退”。
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相应地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
带着这个“军令状”，毛泽东回到北京。在1958年1月、3月召开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不断对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干，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教授、不迷信菩萨、不迷信外国人；8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这年夏季，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避暑，毛泽东出了一个题目：粮食多了怎么办？农业部长廖鲁言则向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提出，现在是农民能办到的事情，科学家办不到，科学现在已经显得无能为力。
这期间，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北京的城市面貌表示不满。本书在前面相关各章已有介绍，但笔者还是愿意在此集中一下——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今后每年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增加一定数量的市政基本建设投资，首先把东、西长安街建设起来。今年先拨款在西长安街建筑一二幢机关办公用的楼房，即请北京市进行安排和列入规划。建成以后，由北京市统一分配使用。”“今后中央各机关所有在北京市、郊区内的办公用房和干部宿舍，除中南海地区范围以外，一律交由北京市统一管理、调剂和分配。”“在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过于分散。同时，要注意和长远建设规划相结合。应当建筑什么，哪些应当先建筑，哪些应当后建筑，建成以后又如何使用，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性。”“东单通往建国门的马路，要在今年拆通，请北京市列入今年的计划和着手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市对1957年春提出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一个10年左右完成北京旧城改建的计划。
一群活泼的青年，
在拆运城墙上的砖；
阵阵的歌声笑语，
惊醒了古老的城垣。
古老的城垣，
一直沉睡了多少年！
荆棘遍体，
灰尘满面。
它充当过封建帝王的卫士，
忍受过帝国主义的炮弹；
在悠长的岁月里，
谁知道它满腔的辛酸？
今天，它翻身了，
奔向祖国建设的前线；
“我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没想到有这么一天！
可不是，
哪见过这么光明伟大的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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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城墙行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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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
丢开破烂的城堡，
一块块方砖，
从泥土中站起来，
阳光下露出笑脸。
它听年轻的姑娘说，
用它砌小高炉，
搞土煤气罐……
兴奋地跳得大高：
决心在技术革新中，
做个新时代的好汉！
这首诗是王栋岑写的，描述的是他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大学生，1960年4月16日参加拆除城墙义务劳动时的情境。
北京城墙的拆除，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彻底拆除；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城墙开始被连根挖掉。
外城城墙是从1952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
那个时候，有一位年轻人背上了他心爱的画夹，踏上孤独的旅程。他要为他所热爱的古城墙作最后的“遗照”。
在城墙被陆陆续续拆除的岁月里，这位年轻人以写实的手法绘制了大量古城楼水彩画，它们在今天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研究北京古城墙的珍贵史料。1994年出版的《北京地图集》收录的23幅撼人心魄的古城门水彩画卷正选自其中。
当年这位为古城墙挥抹丹青的年轻人，今天已愈古稀，他就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顾问、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美术师张先得。1995年，笔者拜访了张先得，写下这段文字：
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地道的“老北京”：穿着一件中式褂衫，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满脸老北京人特有的和气。
谈起城墙，张先得的眼里闪动着思绪。他没法忘记当年北京沦落于日寇之手时，由于家境衰落，年仅13岁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天津当学徒。在天津，面对满街洋房，张先得想家、想北京。每次乘火车回家，从前门车站下车，正阳门像慈父一般召唤着这位游子归来；他没法忘记小时候他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他似乎感到自己永远也走不出这城门的雄视；还有他和小伙伴们上城墙玩耍的情景—城墙上长出碗口粗的酸枣树，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古朴的历史情调。“城墙是岁月的记忆，是时间的痕迹。城墙像一位老人，它身上的裂缝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我爱城墙就是爱它的古老，爱浓缩在它上面的北京城悠久的历史。”张先得动情地向我诉说着。
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除了胡同、四合院，没有什么比城墙更让他们亲近的了。紫禁城是皇上的，王府是皇亲国戚的，城墙虽围护着这些权贵，也保卫着小老百姓。明清以来，永定河屡发大水，有好几次是城墙用它坚实的身躯挡住了洪水，全城老少幸免于难；明正统十四年，也先兵犯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大败敌军，大将军石亨挥舞铁斧，追杀来寇至阜成门外；在广渠门，袁崇焕正是有了城墙作依托，才大败清军，威震敌胆。
在以往老百姓的心中，城墙是不容割舍的；在北京这座古城里，城墙也是不容割舍的。这个伟大的城市，正是因为巍巍城墙的环抱，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从50年代开始，古老的城墙却被视为封建腐朽的东西遭到无情的批判。尽管有一介书生梁思成竭死为之辩护，可这并不能改变它最终的命运。
古城墙终于走到了它漫长岁月的尽头。先是开豁口、拆毁一些城门，再是如“蚂蚁啃骨头”般被逐段肢解、蚕食，最后干脆是“墙倒众人推”、连根挖掉。小人物张先得又能奈何什么？他只能拿起手中的画笔，在工作之余赶赴拆除现场，记载下古城墙的风烛残年。
张先得的这项工作是从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开始的。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1954年底拆地安门的时候，在拆除者的铁钎之下，在一堆瓦砾之中，那即将被砸毁的巨大的龙吻足有近两米之高。在这段时间里，张先得每隔一两天就要去看一次地安门，而每一次都使他越发地心碎。他痛苦地支起画夹，他的画笔在颤抖。
北京城墙的拆除，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外城城墙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即被拆光。
在外城的城门中，永定门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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