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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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延庆区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保护文物的指示》，指出春秋大炼钢铁之际，东三岔长城的两处城墙和城楼、城堡遭到破坏，其中城堡毁坏最为严重，要切实注意保护；
　　4月7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区十八里店村肃王坟、十里河庙、弘善寺半截塔；
　　5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西城区车公庄房管所拆除阜外大街81号衍法寺的四大天王殿；
　　同月，十三陵公社第七生产队变卖定陵宝城城墙砖约307立方米，昌平县文物主管部门立即调查处理；
　　8月2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通州王各庄药王庙、于家务菩萨庙；
　　11月1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地藏禅林庙内泥质佛像4个；同意拆除劳动人民文化宫部分红墙；同意拆除中南海茂对斋；同意拆除通州镇内鼓楼；
　　12月24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平谷农林水利局院内小型明代砖塔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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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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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9日，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将西观音寺17号大殿内3座铜佛迁到广化寺，泥质佛像可就地处理；
　　1960年1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朝阳门内大街三官庙以兴建各省驻京办公大楼；
　　2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南观音寺小学拆除南观音寺山门与钟鼓楼；同意国家体委拆除体育馆路玉清观南部残存部分；
　　3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拆除新街口北广济寺大殿内十八罗汉泥塑；
　　8月，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同意崇文区人民委员会拆除蟠桃宫内所有佛像；
　　9月，北京市文化局同意府右街小学拆除永佑庙内3间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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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以来共腾出426座寺庙的房屋22000平方米，拨交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使用；处理一般金属文物5381件，重约500余吨，支援工业。”这是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62年1月23日对“大跃进”以来北京市文物工作做出的一段总结。
　　旧城改造者把目光瞄向了故宫。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就有这般字样：“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毛泽东的那句话：“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在此得到了最高的阐释。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中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可见当时在天安门内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已被列入讨论事项。
　　“改建故宫”，与一般人的认识有关。
　　何祚庥1955年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说：“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65年1月编辑的《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中，收录了一篇题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的文章，其中说：
　　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故宫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就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
　　但是由于故宫的建造本身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因而今天群众对它并没有多大感情。我们访问过的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大会堂比它大的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咱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合咱们的需要。另一位退休的建筑工人张大爷说：“故宫在我们这些老手艺人看来，也不过拿它当个‘古物’，其实也不怎么样，老式样！”一位妇女主任也说：“皇宫盖的拖拖拉拉，死板，不好看！”……
　　另外大家还说：“又费工、又费料。”“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
　　……今天大家去看故宫比较多的是拿它当个展览品。然而，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至今还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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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同志说：“四九年进城，我乍一到天安门，首先觉得不舒服：这是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可是气氛不对头。往这边一瞧，是城门楼；往那边一瞧是五个黑洞洞；中间连着一条窄路，两旁红墙夹着。东西摆的不少，但用途不大，像三座门、红墙当然过去是有用的。围护紫禁城，不让老百姓接近。当时我觉得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好的中心。”……
　　群众喜爱天安门，可是对天安门的建筑形式并不十分满意。前面说过刘同志还说：“现在有了大会堂、博物馆的搭配，天安门又经常修缮，所以也壮丽，从整个广场看，北边显得配不起来。”居民委员会马主任也说：“天安门是老房子，要能盖一个新的主席台，修得比人大会堂更漂亮，那更好！两边的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的大门像庙门，我看得改！”张大爷说得更具体：“天安门也不过是城楼上加一个殿座。老人谁没见过城门楼？要是新盖一个大楼，比大会堂高出一倍去，可多威望，要比天安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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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认为：人民建造故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他们建造的东西，不代表他们的意愿，他们是被迫劳动、按着统治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所以故宫决无“人民性”，它是封建帝王的建筑。
　　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建筑师陶宗震，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筑师1993年11月17日接受了笔者的采访，有言曰：
　　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计他说也是随便一说，不是正式要干。我估计他说也是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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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实施的故宫改建计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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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的。
　　1993年11月16日，周永源向笔者回忆道：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
　　梁思成日记对此事有所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8月16日，梁思成在日记里写道：“下午约5：30，市规划局×××等二人（其中女一人）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笔者在探解此事时，还听到一个细节：改建方案交上去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哈哈一笑就扔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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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进入旧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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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大规模庆祝国庆十周年，展现建国后各方面的成就。为此，要建设一批国庆工程，以“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作出回答。”这是1958年9月8日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讲话。
　　十年大庆，将邀请数千名外宾和华侨参加，不但社会主义国家要来人，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来人。国庆工程又称“十大建筑”，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这项工程从1958年10月开工到竣工，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国庆工程将采取什么样的建筑形式？具体负责国庆工程建设的万里，在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
　　在设计中大家要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曾经反对过浪费，也反对过一阵大屋顶，我看这些框框可以打破，如果认为琉璃瓦大屋顶能搞出高度艺术水准就可以尝试搞大屋顶；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就应当去创造更好的形式。总之，要讲究美观，大胆创新，不拘一格。我们讲美观，它的标准不应是洋标准而是中国的标准，既要有现代的特色，更要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在天安门前的建筑，应该和天安门相协调，必须要花的钱还是要花，要搞出好的建筑形式来，让六亿人民满意。
　　“大屋顶”又可以搞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信号。“十大建筑”在建筑艺术创作方面作出大胆尝试：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采用了欧洲古典立柱建筑形式，但在内部和外部装饰等方面则以民族建筑的手法进行了处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更是直接顶上了几年前还在被批判的“大屋顶”。
　　“十大建筑”有6项建设在北京旧城区内，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无疑是国庆工程的核心任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酝酿的中央行政区要在旧城中心建设的计划，要真正从图纸上走下来。
　　一时间，全国最优秀的建筑师、规划师云集北京。
　　北京市委发动全市建设工作者，并邀请全国一千多名建筑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竞赛。
　　天安门广场原为一“T”字型广场，形成于明代，是作为宫廷广场来设计的，这里又名“天街”，其寓不言自明。广场南端为中华门，门内东西两侧，沿宫墙之内一丈多远，建有联檐通脊、黄瓦红柱、带有廊檐的千步廊，东西相向各百十间，其北端分别折向东西，各34间，共有144间平房，作为存放文书档案的地方。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是其东西收口，乾隆15年又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之外建东三座门与西三座门。
　　这个宫廷广场在中轴线上是北京内城与皇城、紫禁城的过渡空间。广场两侧宫墙之外，明代时集中布置了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钦天监、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衙署；清代承之，也为诸多权力机构所在地。这些中央行政机构通过宫廷广场与皇城、紫禁城连为一体，象征着皇帝拥有最高权力。
　　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封闭的广场开始允许平民进入。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一是1913年将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社稷坛所在地，今称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即用千步廊木料建成；二是1915年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４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南长街门洞、南池子门洞。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整治，立国旗旗杆，移天安门前的华表与石狮；1950年，拆除东、西三座门；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
　　1955年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建，拆除了沿公安街和西皮市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一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
　　天安门广场终究要建成什么样子？从1950年至1954年，北京市陆续做了15个方案，当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对古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等都有很大争论，不同的方案反映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关于广场的性质。有人认为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广场周围的建筑应以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中心；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周围，不应当也不可能以修建国家的主要领导机关为主，而应当以博物馆、图书馆等建筑为主，使它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第二，关于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它周围甚至在它的前边或中间应当有一定的（不是全部）高大雄伟的新建筑，使它成为全市建筑的中心和高峰；有人认为，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都不高，其周围的建筑也不应超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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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进入旧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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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对古建筑的处理。有人认为古建筑（正阳门、中华门）和我们新时代的伟大建设比较起来是渺小的，在相当时期后，必要时它们应当让位给新的高大的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建筑；有人认为古建筑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应当保留。
　　第四，关于广场的大小问题。有人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我国人民政治活动和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广场，应当比较大，比较开阔（三四十公顷左右）；有人认为从建筑的比例上看广场不宜过大（20至25公顷即可）。
　　1955年成立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以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北京市又编制了10个方案，与前一轮方案相比，比较注意新旧建筑体量尺度的协调；广场中间类似“苏维埃大厦”的高大建筑取消了，广场中的建筑高度一般不超过天安门；天安门与正阳门都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