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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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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梁思成此行的心境——
这一年，巴黎在经过痛苦抉择之后，制订了与“梁陈方案”主旨一致的“大巴黎地区规划和整顿指导方案”。
这一年，彻底否定“梁陈方案”的拆毁城墙行动，在北京如火如荼。
而偏在此时，梁思成从北京来到巴黎。
将古与今分开发展，有机疏散，以求得新旧两利，是“梁陈方案”的精义所在。在北京，梁思成与陈占祥腹背受敌；而在巴黎，这样的规划思想，正理性地引导着城市发展。
1965年，巴黎政府制定了以“有机疏散”理论为指导的大巴黎规划，预计2000年大巴黎地区人口为1400万人，提出以下措施：
一、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工业和城市的分布，以防止工业和人口继续向巴黎集中。
二、改变原有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平面结构，城市将沿塞纳河向下游方向发展，形成带形城市；在市区南北两边20公里范围内建设一批新城，沿塞纳河两岸组成两条轴线，现已基本建成的有埃夫利、塞尔杰、蓬图瓦兹等5座新城。
三、改变原单中心城市格局，在近郊发展德方斯、克雷泰、凡尔赛等９个副中心。每个副中心布置有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以减轻原市中心负担。
四、保护和发展现有农业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黎市区主要改建了5个区，其中，在接近市区边缘的弗隆·德·塞纳区和意大利——戈贝兰区建了一些高层建筑。1969年以后，又在市中心进行了一些改建尝试，如整顿马海区，重新进行了圣·马丹运河区和中央商场区的规划设计，建设蓬皮杜艺术和文化中心等。
在巴黎古城区进行的改建，特别是新建的高层建筑，遭到了市民的反对。巴黎政府从70年代起，开始在古城之外的香榭丽舍主轴延长线上建设新的城市副中心——德方斯，并将新建筑集中在那里建设。
德方斯区位于巴黎西北的塞纳河畔，距凯旋门5公里。这个新区在80年代初基本建成，每幢建筑的体型、高度和色彩都不相同。有高190米的摩天办公楼、跨度218米的拱形建筑，有各种外墙装饰，景观丰富多彩。
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相映生辉，并为城市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缓解了“单中心”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矛盾，完善了城市功能。
就在梁思成抵巴黎访问的前一个月，世界各国建筑师聚会威尼斯，通过了著名的《威尼斯宪章》，明确把文物的环境纳入文物的保护范畴。而这些思想精华，梁思成、陈占祥在1950年的“梁陈方案”里早就提出了。
可是，就在梁思成访问巴黎之时，在北京，“梁陈方案”仍没有躲过批判者的锋芒。
这一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篇研究生论文，仍一如既往地把“梁陈方案”指责为“把旧区撇在一边另搞新中心，实际是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借口下连同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甚至破烂不堪的劳动人民居住区一起保存下来，由古代的文物建筑来束缚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个学术方案，就在一篇“学术论文”里，被这样升格为一个政治问题。
身在巴黎的梁思成，心头是怎样滋味？
6月29日，代表团经莫斯科抵巴黎。次日，梁思成即感不适，“昨夜一夜不眠，晨出冷汗”。
7月2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九次代表会议。7月4日，他漫步巴黎拉丁区，身体仍感不适，“在St·Geraine大街旁小坐饮coffee，甚冷……今日甚冷，伤风流涕。”
7月5日，梁思成出席国际建协第八次大会开幕式，一天活动后，“已精疲力竭”。
7月10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来Paris已是第十一天了。
这次出来，深深感到身体远不如前几年了。即使前年在古、墨、巴，身力似还可以。这次出来，巴黎天气之冷，远出预料之外，尽其所有而穿之，还是大大伤风，一周来涕流不止，鼻子都擤破了，好在没有发烧病倒……应明确这是最后一次出国任务了。
昨天大会虽已结束，但还有一周参观时间。若从我自己想，真想什么都不看就回家，但许多人初次出国，怎能不让他们看看？归心似箭，度日如年。
7月18日，梁思成一行离开巴黎飞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使馆，他读了两天《矛盾论》。7月22日，梁思成等从莫斯科起程回国。
他没有写下任何有关巴黎城市规划的文字。他读《矛盾论》，或是想排解内心的不安。
1965年确实让人不好受。这一年，英国公布了324个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而中国又在做什么呢？
现在，美国把凡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均列为历史文化名城。
前苏联也公布了957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而在文明积淀深厚的中国，截至2002年2月，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101个。不是中国的名城太少，而是被毁得太多。它们不是毁于战争，而是毁于短短几十年的建设。
…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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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从巴黎回来后不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点名批判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起全国上下一片躁动。
一时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仅仅涉及所有以海瑞为题材的戏剧、文艺作品，而且扩大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
多年后，人们才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内的分歧，竟是通过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通过一个名声不佳的文坛棍子之笔，以批判一个历史剧的面目出现的，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竟由此引发。
梁思成被令向吴晗开火。这一对“冤家”的故事被“演绎”到极致。
1966年4月26日，梁思成完成了民盟中央交付的重任，写出了一篇批吴文章。5月11日，他又受命为民盟通讯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社论，感叹道：“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这种文章。”
而在这之前，梁思成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面对这一切，1966年4月5日的日记载：“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大毒草》，看来像是‘总结’性的文章。”他的确有些摸不准方向。
《海瑞罢官》是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倡议，写的一出反映敢于直言进谏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京剧剧本。此剧于1961年1月在京首演，可后来被指为要替彭德怀翻案。
1962年1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的信，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话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6月，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约8万字的长信，详谈了个人历史，要求审查。
毛泽东对此不悦。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彭德怀的申辩信被作为“翻案风”的一种表现，受到毛泽东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多次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是江青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的。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
这篇文章在《文汇报》刊出18天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毛泽东十分不满，更加确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各级党组织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未表示反对，遂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加以适当的约束，限于学术范围之内，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被张春桥称为是针对毛泽东的。
与此同时——2月2日，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一份纪要，毛泽东修改了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二月纪要》，即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
《二月纪要》认定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几乎同时讨论和制定的两个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倾向是完全对立的。后来，人们才搞清楚，毛泽东支持的是江青搞的《二月纪要》，而不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谈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称吴晗“反共”：“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1966年3月底，康生在上海对毛泽东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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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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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点名批评彭真，认为中央很可能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亲自指挥这场斗争了。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按照由康生传达的毛泽东讲话精神，批判了彭真的“错误”，撤销《二月提纲》。
彭真被迫匆忙决定于4月16日在《北京日报》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在这样的情况下，民盟北京市委对吴晗进行了一场后来被指为“妄图舍车保帅”的“假批判”，梁思成也被卷入其中。
“‘剥笋’已经剥到市委的领导核心，邓拓和廖沫沙也被批上了。我们不能不天天注视，天天研究。但是，就是跟不上。”当年的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回忆起1966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的处境，感慨万千。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揭批，林彪在大会发言中毫无根据地把他们4人定性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诬陷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彭真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全面批判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纲举目张了，大风暴迅雷不及掩耳。
被林彪污蔑为“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中共北京市委，土崩瓦解了。
市委书记彭真、刘仁、郑天翔等7人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分别被扣上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市委20名常委中，有10人被非法逮捕监禁，刘仁、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
1966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进入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工作。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检阅游行队伍，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从这天起，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共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共一千三百多万人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达狂热程度。
在“八·一八”庆祝大会上，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8月19日，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在北京发起，迅即席卷全国。
最初，北京有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声称“向旧世界宣战”。接着，有更多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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