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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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北京有的中学生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声称“向旧世界宣战”。接着，有更多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走上街头，进行集会、演讲和宣传，全市所有街道、胡同、商店、工厂、学校、医院，以及许多日用品中被认为是“四旧”的名称或牌号，一律被红卫兵或单位自动改成“革命化”的新名，红卫兵们认为，这就是打碎了“旧世界”，建立了“红彤彤的新世界”。
　　附北京市东城区部分道路被改名情况如下：（表略，见原书）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愈演愈烈。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砸烂四旧”的行动向全国广播。次日，全国主要报纸又在头版刊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还刊登《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这不仅把“破四旧”运动推向全国，而且使北京的“破四旧”继续升级，掀起新的狂潮。
　　8月23日下午，北京的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院内开始烧毁北京市文化局收存的戏装和道具，并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押到焚烧现场批斗。人民艺术家老舍不堪凌辱，次日深夜舍身太平湖。
　　自“八·一八”大会之后，仅二十多天，北京市即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或被迫主动交出各种财物，按当时牌价作价处理的款项达7523万元；被收存、收购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达330。51万余件，大批珍贵文物被毁；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打、砸、抢、抄、抓在北京横行，全城内外一片混乱。
　　8月22日，北京市文化局向中央文化部提交“关于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的紧急报告”，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红卫兵提出“破四旧”的口号。8月21日以来，他们要求对本市过去作为文物保存下来的带有封建、反动、迷信色彩的旧物质文化全部打倒，彻底清除（有些已采取了行动），来势异常迅猛。据此，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确定：积极给予支持。凡是合理又能立即办到的，已由有关部门进行清除。但有些涉及今后保护文物的问题，因情况复杂，需要上级领导给予明确指示。现将已处理的原则和不好解决的问题报告如下：


…
“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3）
…


　　一、已进行处理和确定的处理原则是：
　　（1）对要求拆除现有古代建筑物上的旧碑匾、旧对联，我们已同意由各使用单位全部摘掉或涂掉，暂时保存起来。
　　（2）要求将古建上的彩绘涂掉的问题，我们原则认为可以涂掉。
　　（3）要求拆除全市所有佛像的问题。我们意见，除少量有特殊价值的采取封闭、迁移的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外，原则上都可以拆除。
　　（4）要求清除旧石碑、石刻。我们意见：需要保存而又能保存的，采取就地埋掉或封闭，一般寺庙和园林内的石碑、石刻不再保存，而由各使用单位自行处理。
　　二、几个不好处理的问题：
　　（1）现存国子监的十三经碑、孔庙的进士题名碑等，有一定文物价值，需要保存，拟采取封闭或就地掩埋的办法。但由于量多、形体大，施工有困难，又需一定的时间，在来不及的情况下如果群众坚持清除、打碎，或者封闭、掩埋群众也不答应，我们将尽量做解释工作，如果群众坚决要求清除、打碎，我们支
　　持群众的要求。
　　（2）明十三陵上的石人、石兽和各陵上的碑亦应保存下来，但是量多，形体特大，封闭、掩埋都不好处理，应采取什么办法，如何处理，我们考虑不定，请给予指示。
　　（3）北海团城的玉佛、碧云寺五百罗汉、卧佛寺的卧佛、法海寺的壁画，文物价值较大的艺术品，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就地封闭。但如果群众坚持清除，解释无效，我们也将支持群众的要求。
　　（4）本市个别街道、一些机关门前摆放的大石狮子。有的红卫兵已发布通告，限期清除，我们意见由各使用单位自行处理。
　　三、对拆除掉的佛像，又无转移保存必要的，我们认为，可根据不同情况无价调拨给特艺出口部门、金属冶炼部门、稀有金属提炼部门处理。
　　红卫兵与“革命群众”们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令人发指。
　　1967年1月26日，北海团城承光殿内玉佛阁门锁被砸毁，原玉佛头顶及袈裟泥金镶嵌的红、绿宝石被凿损取走10余处，玉佛手捏宝珠也被砸毁。
　　2月下旬，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普查中发现，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天坛、北海及团城、颐和园、明十三陵的古建筑和附属文物均有被变更和损坏的情况，大多是由于管理使用单位在破“四旧”中，自动破坏或迁移的，尤以天坛圜丘墙被损最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破坏的情况更为严重，圣安寺、卧佛寺、碧云寺、潭柘寺、戒台寺、西山八大处、延寿寺等处佛像已大部被拆除。
　　3月22日，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向北京市文化局提出：牛街清真寺无人管理，部分文物被移动，下落不明，须采取措施保护。
　　8月11日上午10时许，南苑四海乡太和生产队和义和庄大队金星生产队部分社员赶着大车到东南城角楼拆城砖，下午又有开大卡车拆城砖的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人前往制止，将拆砖人带至建国门派出所，要求处理。
　　1969年，北京市城建局批准西城区房管局将白塔寺山门、钟楼、鼓楼拆除，盖成新式楼房，作副食商店用。
　　1970年1月2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反映：北京市水产公司、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等几十个单位，为修建防空洞到圆明园遗址拆挖砖石，已有20多天，使圆明园遗址的重点地区，如“大水法”、“西洋楼”一带，遭到严重毁坏。
　　4月，明十三陵的石牌坊、永陵的台基石条被人拆走。
　　11月24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向驻市直属文化系统宣传队指挥部汇报房山县云居寺塔及石经的现存情况，“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遭到破坏的有：武周长寿二年（693年）“清信女宋小儿敬造碑”浮雕；一佛二菩萨手、面被砸毁；“唐范阳袁方金刚经碑”碑额浮雕手、面被砸；雷音洞内4个佛石柱的部分石佛面被砸毁，雷音洞直棂窗被砸，洞内“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残段被扰乱，可能有丢失。9个石经洞中已有6个洞门旁的直棂窗被打破。两座唐代石塔门楣及两侧“金刚力士”的手、面被砸；北塔自然损坏日益严重。
　　1972年3月13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天坛等18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调查，发现存在大量人为破坏，如明十三陵各陵宝城、明楼砖石被拆走；姚广孝墓塔被挖掘；潭柘寺砖塔遭破坏；金代镇岗塔平座外皮砖被剥掉，石制保护标志被砸毁等。还发现使用单位擅自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建设，如五塔寺院内两年盖房六十余间，并在金刚宝座附近设粪池积肥。
　　6月15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对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墓情况进行调查。该墓在“文革”初期被拆毁，原有3座墓碑已就地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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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1957年、1960年分别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0项，“文革”中被毁掉了30项；北京市1958年确定的需要保护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就有4922处遭到破坏。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被拆毁108华里，城砖被搬走垒猪圈、盖房或铺路。至于古墓葬、碑刻、雕塑、书法、绘画和珍本、善本图书等的被毁、被盗，更是难以计数。仅林彪、江青等人窃取的文物即达三千多件，古书、旧书2。6万件，字画1。3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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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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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北京市委”垮了，“旧北京市委”的城市规划也垮了。
　　1967年1月4日，国家建委下令暂停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执行，明确提出：“经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研究后初步商定：旧的规划暂停执行；在新的规划未制定前，某些主要街道如东西长安街等，应本着慎重处理的原则，暂缓建设，以免造成今后首都建设上的被动；1967年的建设，凡安排在市区内的，应尽量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以少占土地和少拆民房；今后除了对现有的居住小区进行填平补齐外，不再开辟新的小区。”
　　文件还特别指出：“有的部门对于贯彻‘干打垒’精神认识还很不够，总认为北京是首都，或者片面强调本单位的特殊性而不愿降低标准。”“为了进一步贯彻‘干打垒’精神，建议北京市组织有关部门的设计单位，按照近郊、远郊、城市、农村、工业、民用等不同情况统一制定北京城区的房屋建筑标准，以便各单位据此执行。”
　　1968年10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被撤销，此后长达4年内，北京的建设是在无规划状态下进行的。在旧城区出现一百多处扰民工厂；四百五十多处房屋压在城市各类市政干管上，造成自来水被污染，甚至引起煤气泄漏，酿成火灾；西山碧云寺风景区由于乱采煤堵塞了泉眼；全市四百多公顷绿地被占；建起来数十万平方米墙薄、屋顶薄、无厨房、无厕所的简易住宅，增加了人口密度，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形成了“新贫民窟”。
　　1974年北京市允许各单位在自己的用地内自建住宅，不少单位纷纷在各自的大院内就地扩张，拆平房建楼房，挖小块空地见缝插楼。至1986年北京市政府明令禁止此行为时止，12年平均每年拆房3万至5万平方米，拆房最多的年份为15万平方米，每年新建房高达70万至80万以至近百万平方米，12年共新建房屋11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房屋总量的一半以上，其中新建住宅700万平方米，占新中国成立后旧城新建住宅的70％。
　　由于空院大、密度小的旧房大多是明、清时期留下的王府和园林宅邸，它们分布在旧城中心地区，因此，见缝插楼给北京古城造成灾难性破坏；同时，城市布局也被搞乱，
　　环境恶化，不少地方堵了胡同，断了交通，增加了市政公用设施的负担。
　　建筑一旦成为事实就难以更改，“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心灵巨创，就是这样直白地刻在这个城市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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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答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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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各种批斗接踵而至。
　　1968年8月27日，在康生等编造的《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梁思成被列入“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1月7日，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召开批判梁思成大会。此后，梁思成病情急剧恶化，11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住入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检查思想。
　　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梁思成回想起1950年他与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对林洙说：“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林洙回忆道：
　　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971年底的一个冬日，陈占祥来看梁思成了。
　　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陈占祥被送往京郊沙岭绿化基地。
　　在两年多的劳动改造期间，他数度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一次次闪过跳崖轻生的念头。
　　与他共同被劳改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被划为“右派”的翻译邱连璋回忆说：
　　那时，我与你同睡一屋时，你的打鼾声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别人都不愿与你同屋而睡。可我生来不怕鼾声，也听你的鼾声形成入睡的习惯。每当你挨批之后，曾有多少个无眠之夜，听不到你的雷鸣般的鼾声，你在木板床上辗转翻身的吱嘎声，使我也感受到你内心里所受到的委屈确有多重。后来才知道，正是你那些不眠之夜，曾在你的脑海中一霎间闪现过几次轻生的念头。然而，老陈！你终于又挺过来了。
　　在他被划为“右派”之后，一家人惶恐度日。5个子女的升学、工作、生活均受影响。
　　孩子们问父亲，为什么当年是到英国留学，而没有去延安参加革命？父亲看着他们，满怀歉意：“因为那时中国太穷了，受人欺负，我以为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后来，孩子们才知道，父亲那时只知科学救国，并不了解共产党，更不知道延安。
　　在沙岭基地的山崖上面，使陈占祥没有跳下去的是他对家人的责任，还有他那未酬的壮志。
　　1960年，他终于被从山里放出来。可回到城里，体力劳动仍然等着他。他那双绘图的手已变得粗糙不堪。
　　1962年，他终于在设计院情报所理论组当了一名译员。
　　他把赖特的名著《未来建筑》、维特鲁威斯的《建筑十书》译成了中文，随时介绍国外建筑期刊中一些有分量的文章，通过各国专利报告收集技术资料，供设计人员使用。
　　1963年建设首都体育馆，馆内所有设施——从屋架到滑冰地面乃至扫冰车，都需要参考国外专利报告进行设计。他就跑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