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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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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去查阅、研究。专利馆的人对他说:“你是建筑师中第一位到这里查看专利的。”
  拆除北京城墙、填埋护城河、长河改道、高梁河变暗沟等等,令他痛苦万分。他想到了二战时希特勒对伦敦的狂轰滥炸,由于缺水,伦敦市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烧毁,感叹道:“应即时保护北京现存这些可利用的水系,不使再被湮没。”
  他隐隐感到前途难卜。在夫人的提议下,1963年,一家人来到中山公园合了影。
  那一天,在故宫筒子河上,他把船划得飞快,引得岸上的人驻足观看。他边划边告诉孩子们,他是在英国留学时喜欢上划船的。孩子们这才知道了泰晤士河上,牛津与剑桥竞舟的传统。
  灾难终于降临。
  “文革”风暴中,凝聚他多年心血的译稿被烧成灰烬;他被造反派从家里抓走,剃阴阳头,“坐飞机”,扇耳光,吐唾沫;他的藏书被撕毁了,他身上的衬衣被撕成条状……
  一位正直的院领导被毒打关押。
  他回到家中,气愤不已:“太不像话,把人关起来,还不让人吃东西。”
  他边说着边做起了三明治,还调了一瓶奶茶。
  他就把吃的送进“牛棚”去了。这一去就没能回来。
  给他送吃送穿的是他年仅13岁的小儿子。
  每次孩子总是把一包烟偷偷地藏在给他换洗的衣服中。
  一回家,孩子就失声痛哭……
  对与梁思成的诀别,陈占祥作了这样的回忆:
  1971年底,当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梁先生时,他还鼓励我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这,可说是梁先生对我的宝贵遗言了。而他正是这样生活的。我敬佩梁先生待人的诚恳和正直。遗憾的是最后我连参加梁先生的追悼会的机会都没有……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找不到答案(2)



  1972年元旦,梁思成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对林洙说:“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林洙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攥着他的手说:“不!不!你答应过我,永远不离开我。”
  这一天,梁思成在他的日记本上留下最后一行字: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1月9日,梁思成与世长逝,终年71岁。
  在他呼吸万分困难,与死亡作最后搏斗的时刻,他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
  4个月后——1972年5月24日,梁思成的好友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在阔别中国25年之后来到北京。
  在他们到来之前,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专机抵北京访问,这是来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费正清为促成尼克松此行建立了功勋。
  “对于我和威尔玛来说,1972年重返北京仿佛是我们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的聚会。”费正清回忆说。
  在这次“同学的聚会”上,费氏夫妇见到了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30多年前梁家茶座上的老朋友。可是,他们再也看不到梁思成了,仅仅因为迟到了一百多天。
  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费正清致辞:“我们对中国有深厚的情感,很高兴能够回来访问。遗憾的是,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就等于中国的一半,可是,这一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
  那个时候的北京城,城墙已被基本拆尽,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费正清深感茫然:
  对于40年以前的老北京,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虽然导游一直不停地邀请我们去参观新地铁,但占据我们脑海的仍然是那些古色古香的旧建筑。北京的旧城墙现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两座城门幸免于难,看到这种景象,威尔玛的脸上现出了无尽的感伤,旧城的原形早已不复存在……这种惨痛的结局或者由于局势失控,或者由于领导者的无知。在城外的新建筑物下,我们意外地发现了明代修筑城墙用的巨砖,古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就这样化整为零了。
  今昔对比最强烈,也最令我们感到凄惨的要数我们过去在东城区居住过的住宅了。前院和下房住着我们过去的5个仆人,盘绕在正厅过道顶上的翠蓝紫藤萝架后面就是我们的后院,现在,这两座庭院已显得破败不堪,几乎与贫民窟一般无二,里面杂居着老少三十几口人,既没有鲜花,也没有菜畦,我几乎认不出它了。我过去用过的三间书房现在由我们的老房东金氏夫妇的儿子和媳妇居住着。这里的居住者大都是公职人员。北京的人口已经增加了好几倍,所以才出现今天这样的结局。
  在我们从前的庭院里,我们还看到了通贯附近地区的防空洞入口处的封盖,每户的防空洞都是该户居民自己挖的。后来在前门商业区,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商店中的地板被掀开,下面露出了深达二十几英尺的楼梯,里面有装有电灯的盥洗室,整个结构像是急救站,我们来这里时,里面传出悦耳的音乐,还焚着香。怪不得我们在街上见到那么多的砖块、沙堆和U型水泥拱门,原来是为修筑这些防空洞准备的,那些水泥拱门肯定是架筑在砖墙上的拱顶材料。全北京市民一直在挖防空洞备战,以防苏联的入侵。居民们的士气一定非常高。但实际上,这是杞人忧天,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既不实用又非常危险。防空洞的宽度可以容两个人并肩而行,他们虽可能使人从战火中逃离,但也可能把人们活活埋葬。直到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的确是个不祥之兆)之后,中国的挖洞风潮才告结束。不久毛泽东便离开了人世。
  对这次北京之行,费正清作了这样的总结:“仿佛做了一场犹如温克尔式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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