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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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缺胳膊少腿怎么行？粤东新馆是发生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是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发表演说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要拆掉，荡然无存了！孙中山在北京活动的地方不多，他在粤东新馆发表的演说，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如果拆了，太可惜！能不能像平安大街一样，让让路，躲一下？另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异地重建，这是下策，文物是不应挪动的呀！”
　　拆除前的粤东新馆为一所中学占用，魏韬是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一有人到这里参观，他就会主动上前诉说：“能不能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呵！保国会、戊戌变法是写进中学教材的，粤东新馆要是被拆掉，我们怎样向学生讲述这段历史呵？”
　　2000年11月23日。
　　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75号蔡元培故居。
　　“这个院子，也就是沾了蔡元培的一点儿边，要不是，它值得保吗？你看，就这房子，是文物吗？”在蔡元培故居里，一位自称是市政工程部门的工作人员，向笔者大声说道。
　　此时，蔡元培故居紧靠胡同的一侧，数间房屋被严重拆损，屋顶没了，院壁一片残痕，院内几间房屋也被捅破了顶，大门两侧，被刷上两个大大的“拆”字，而刻有“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故居”字样的石碑还嵌在墙上。
　　故居院内最后一位住户胡锦才领着笔者四处探望。“这不是一般人的院子呵，这是蔡元培先生‘五四’期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住过的房子，听说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从这里打着红旗出发，去争取民主科学的！”胡锦才感叹道，“蔡元培当过很大的官，但生活非常简朴，这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正因为它普通，才显出了蔡先生的人格！”
　　蔡元培1892年中进士，甲午战争后，同情维新派，1902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同年冬又创设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后赴法留学，直至武昌起义后才回国，任南京临时教育总长，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并塑造了整整一代学人。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获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京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当即告知北大学生代表。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余人齐聚天安门，示威游行，并赴赵家楼，火烧曹汝霖的住宅。此后，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努力奔走，5月8日，在军阀政府的重压之下被迫辞职。
　　八十余载春秋逝去，蔡元培故居仍西望北大红楼，往东穿过赵堂子胡同，就可达火烧赵家楼的遗址。这个活生生的环境，见证着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可是，一个房地产项目计划在这里兴建，故居周围已被拆除一空，随即故居部分房屋遭到破坏。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赴现场制止了这一行为。所幸故居大部分房屋保存完整。
　　开发方拆除的理由也是“异地保护”，但未获主管部门批准。北京市文物局明确表示，蔡元培故居只能原址保护，不许异地迁建。
　　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等学者的呼吁产生了作用。2000年11月24日，故居已开始由房管部门修缮。12月5日，笔者再赴现场，看见故居临胡同一侧的房屋已经修缮，墙上的“拆”字已被抹掉。但后院北房的门窗不翼而飞，房顶被捅破，后墙还被拆出一个大洞……
　　2002年5月2日，抵京参加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校史陈列馆开幕仪式的蔡元培先生之女蔡盎、之子蔡英多，来到东堂子胡同父亲的故宅前。他们想入内探访，遭到拒绝，进驻此院落的某公司人员态度强硬。
　　次日，蔡盎、蔡英多再次前来，虽多方努力，仍不得入内。
　　百般无奈之下，他们在父亲故宅的大门前，留下难忘的合影……
　　2000年6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决定，在未来３年内，拿出3。3亿元人民币修缮文物建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投入力量最大的一次文物保护行动。
　　同年11月，北京市划定了包括什刹海、国子监、大栅栏、南池子等在内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占北京明清古城总面积的17％，加上古城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占古城总面积的37％。
　　同年12月，北京市提出5年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的计划：需要成片拆除164片，涉及居住房屋面积934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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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北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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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北京古城内未被划入保护范围的地区，将更多地成为改造的对象。
　　推土机开进了老城区，保护区之外，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被夷为平地。
　　在这之前，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从城市设计价值看，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园林设计高度结合。这在古代城市规
　　划和建筑学中是很独特的，在东西方古代城市佳作中尚无此先例。而北京城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因此北京旧城被称为是古代城市规划的“无比杰作”或“瑰宝”是毫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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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的保护与发展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对于整个北京市16800平方公里的范围，发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对北京62。5平方公里的旧城来说，应以保护为主……不幸的是，为周恩来总理生前所关心的、由80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拟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当前几乎已被全线突破。旧城原有的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中轴线的建筑精华地区面临威胁，过高的容积率堵塞了宜人的生活与观赏空间，带来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高楼和高架桥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现代文明，但事实上是中国城市文明瑰宝的蜕变，使北京沦为“二手货的城市”（thesecond…handcity）。
　　……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还保存有一些“古都风貌”，因为目前尚有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和国子监等支撑着旧城的基本格局；事实上，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风貌”已然仅仅是暂时的存在，因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陆续得到批准，并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继续进行之中，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旧城保护工作将愈发不可收拾，今后就再难有回天之术了。
　　2001年10月11日。河北廊坊。
　　由国内多学科100多位学者参与编制的“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由建设部主持审定。
　　评审会上，“大北京规划”课题主持人、79岁高龄的吴良镛，向人们描绘了大北京地区未来发展蓝图。
　　他提出，发展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大北京地区应该借助它作为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21世纪世界城市地区之一，为参与世界政治活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以及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方面奠定最必要的基础。
　　“大北京规划”提出了一个对北京城市发展的疏解性计划。研究表明，北京与12个国家同等规模的城市比较，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的8811人、伦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北京长期实行的以改造旧城为主导方向的城市规划，已使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市中心区内，不但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陷于被动，还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吴良镛提出，放眼京、津、冀北地区，对北京城市功能进行有机疏散已刻不容缓，必须改变核心城市过度集中的状况，在区域范围内实行“重新集中”，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对大城市进行区域性规划，在国际上并不鲜见。二战之后，伦敦制定了“大伦敦规划”、巴黎制定了“大巴黎规划”，调整了城市发展战略，在更大的区域空间内，转移了城市过度集中的功能，形成了健康、有序的发展模式。
　　中国建筑学者梁思成、陈占祥曾于1950年试图完成北京的区域性规划，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本书探索的主题——但是，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他们未能成功。
　　50年过去了，吴良镛仍倔强地延续着这两位学者的理想，而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当年那保存完好的古都。
　　评审会上，有记者提问：“‘大北京规划’能否真正实现？会不会再过50年，人们再来怀念这个计划？就像今天，人们怀念梁思成那样？”
　　“让历史来回答吧！”吴良镛大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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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与保的交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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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三千九百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
　　面对这一情形，文化界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
　　作家刘心武在其《四合院与抽水马桶》一文中，对现在四合院里居民们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包括北风呼啸的严冬）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
　　作家李国文甚至提出，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对居民的文化心态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他在《超越四合院》一文中说：“封闭得紧紧的，是四合院最大的特色。”“中国人要不从心灵里走出这种紧闭着的四合院，要想有大发展，大成就，恐怕也难。”
　　有“京味作家”之称的陈建功甚至为拆胡同而欣喜，他在一篇题为《〃拆〃》的文章中写道：〃生活就是这样前进的。没有那些写在胡同口的'拆'字，没有随之而来的轰隆隆的推土机，就没有即将崛起在西单西部的首都金融街，也没有多少年来被拥挤被不便困扰的居民们向拥挤向不便的告别。〃
　　作家王朔索性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烦胡同》：〃我家住的那一带俗称：'朝阳门城根儿'。那一带的胡同大都是破破烂烂的房子，很少像世界标榜的那种规规矩矩的四合院。胡同里的居民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副食店买肉的人群没有买两毛钱以上的，而且都要肥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什么快乐可言？胡同里天天打架、骂街〃，〃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
　　然而，对立面的声音也同样强大——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已故作家萧乾在《老北京的小胡同》一文中，为拆胡同而伤心，“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作家冯骥才提出，保存胡同、四合院，就是保护一种文化。2000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对于城市的历史遗存，文物与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文物是历史过程中具有经典性的人文创造，以皇家和宗教建筑为主；而文化多为民居。正是这些民居保留着大量历史文化的财富，鲜活的历史血肉，以及这一方水土独有的精神气质。比方，北京的文化特征，并不在天坛与故宫，而在胡同和四合院中。但我国只有文物保护，没有文化保护，民居不纳入文物范畴，拆起来从无禁忌。而现在问题之严重已经发展到，只要眼前有利可图，即使文物保护单位也照样可以动手拆除。”
　　老舍之子、作家舒乙是一位态度强硬的保护派。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随着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市中心推进，随着商业大厦和行政大厦的拔地而起，北京城区内的胡同和四合院开始被大规模地、成片地消灭。北京人，以及全国来北京出差的人，甚至国外的旅游者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北京还叫北京吗？”
　　为北京古城命运担忧的还有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
　　1999年9月与2001年6月，贝聿铭两次访问北京，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均提出北京应该向巴黎学习，实现新旧城市分开发展——
　　记者：有学者提出，北京应该像巴黎建德方斯那样，把新的建筑都拿到外面去盖，您对此有何评论？
　　贝聿铭：这是最好、最理想的办法，即里面不动，只进行改良，高楼建在旧城的外面。四合院应该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这儿找一个王府，那儿找一个王府，孤零零地保，这个是不行的。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还是中国的代表建筑。
　　记者：您的观点与梁思成先生很相似，5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在旧城外面建一个行政中心区，把长安街两边的新建筑都拿到那儿去建，从整体上保护古城。
　　贝聿铭：是的，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我跟梁思成先生没有谈过这件事，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北京。大概是在一九四七、四八年的时候，梁先生在联合国做建筑顾问，我跟他见过面，他说你应该回来，帮帮我的忙。那时候我回不来了，拿不着护照了。
　　1950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政府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地以改造古城为发展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与连续性。这是错误的。如果城墙还在，北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记者：您对北京城市建设有何评价与建议？
　　贝聿铭：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