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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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对北京城市建设有何评价与建议？
　　贝聿铭：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目前，古城虽已遭到一些破坏，但仍基本保持着原来的空间格局，并且还保留有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映衬着宫殿庙宇。一些国际人士建议北京市政府妥善保护古城，并且争取以皇城为核心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可见，古城虽已遭到一定破坏，但仍应得到积极的保护。北京古城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因此，对北京古城的保护要着眼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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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与保的交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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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它的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它们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现在的天际线已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北京应以故宫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中心区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从二环路到三环路，可以越来越高。应该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像巴黎那样，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向巴黎学习”的建议，并不为一些学者理解。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向巴黎学习，似乎更应该学习19世纪巴黎的市政长官欧斯曼，因为他给巴黎做了一次“大手术”。
　　2000年6月，清华大学教授吴焕加以《北京城市风貌之我见》为题，在《北京规划建设》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杰出创造’也好，‘古代城市优秀传统的集大成’也罢，北京城从17世纪起的二百多年漫长时间内没有更新，没有进步，终究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我们对中国在近代经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保守落后深感惋惜。城市也是如此，也有令我们深感遗憾的地方。”“北京的古城风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随之出现。因而，全面维护其古状、古貌已不太可能。”“有人预言，如此下去，北京终有一天将变成香港、新加坡。我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把问题简单化了。”“对于北京城原状建筑与环境只可采取扬弃的方针。”
　　在这篇文章里，吴焕加举出了欧斯曼拆巴黎老城的例子，以佐证他的观点：
　　巴黎于9世纪末成为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巴黎的街道曲折狭窄，到处是木造房屋。文艺复兴时期，巴黎才渐渐脱去旧时的面貌。17世纪以后，法国的国王们致力于对巴黎的改造，低矮破旧的房屋被陆续拆除，代之以多层砖石建筑，开辟了许多马路和广场。路易十四时期（1643—1715年）拆除旧城墙，改为环城马路。著名的星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道也是那个时期开始形成的。至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巴黎人口大增，建造了大量五六层的楼房，出现了公共马车和煤气街灯。拿破仑三世时期（1852—1870年，相当于我国清咸丰二年至同治九年）巴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剧烈改造，即著名的由巴黎市政长官欧斯曼主持的巴黎改建工程。欧斯曼对巴黎施行了一次“大手术”，再次拆除城墙，建造新的环城路，在旧城区里开出许多宽阔笔直的大道，建造了新的林荫道、公园、广场、住宅区，督造了巴黎歌剧院。改建后的巴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城市。
　　就在吴焕加发表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月，巴黎著名的《费加罗报》周末专刊登出封面文章，大字写道：“欧斯曼，是不是毁掉了巴黎？”直到今天，欧斯曼已去世130年了，巴黎人还在为那一次他所领导的对巴黎老城的“屠杀”大加声讨呢。
　　在这篇报道中，面对《巨人欧斯曼》一书的作者乔治·瓦朗司，老巴黎保护委员会的年轻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卡迪发表了激烈的言论：欧斯曼是一个毁坏了无数历史文化遗产的蹩脚规划师！
　　在这次对话中，即使是把欧斯曼誉为“巨人”、对其深怀理解之意的瓦朗司，也不得不承认“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欧斯曼对巴黎城彻底的改建，确有精彩之处，但是，在人类的文化意识已经觉醒的今天，卡迪对欧斯曼斩断巴黎历史文脉的指责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2000年8月16日，著名城市规划学者、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来到北京出席北京商务中心区论坛，他就欧斯曼改造巴黎问题与笔者作了一次交谈。兹附如下：
　　笔者：有学者认为北京应该像欧斯曼拆巴黎那样，把旧城改造一遍，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刘太格：我是完全不赞成。因为几世纪前城市开发的速度远远比现在慢得多，所以那个时候谈古建筑保留、古街区保留这个课题几乎不存在，它那个速度非常慢，现在推土机一进来，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城市推倒。这是一个现代的城市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老的问题，就是老巴黎也有重新规划，它的风格的演变也是慢慢的，你看老巴黎除香榭丽舍中轴线附近以外，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哥特式建筑，这些还是存在的。其实你们现在，老北京周围的老建筑还有一些，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新旧城市一定要共存，要想方法结合。我刚才举了里昂这个城市，再漂亮不过了，你到了那里，从罗马时期到现在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北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笔者：有些人认为四合院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你怎么看？
　　刘太格：四合院是我们国外的人对北京最向往的。所谓四合院的落后，是因为基础设施没接进去，其实它的生活环境是好得不得了的！我去过几个四合院，我知道尤其在春天、秋天的时候，院子里阳光明媚，那个居住环境太美了。四合院是因为北京的气候而产生出来的建筑造型，是最适合北京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的智慧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保留。
　　笔者：有人说四合院已经变成大杂院了，不改造它、不拆掉它不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太格：有的可能非拆不可，太破烂了，不过要想尽各种办法保留，保留有很多手法，一个是拆掉重建，照原型来建，一个是部分的改建，把现有的材料，如雕塑，修复好，再放回去。其实是有办法把它们保留下来的，就是有没有决心？你们珍惜不珍惜这些遗产？还有一个是找得到钱找不到钱？其实钱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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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与保的交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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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还有人说胡同窄，埋不进市政管线，所以必须拓宽，所以胡同难以适应现代生活需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太格：具体做起来这是技术性问题，但我认为这又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决心问题。四合院也有部分是需要全部拆除的，因为停车位问题，变电站问题需要解决。但我最近到苏州去看了一小部分新的苏州老房子的建筑；做得不错，我觉得只要有决心北京可以做得很好。
　　2000年9月1日，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召开的“旧城改造与古都风貌保护研讨会”上，88岁的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张开济发表了这样的感慨：
　　我到过许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护得很好，北京就惨不忍睹了！意大利团结报一位女记者采访我，她说北京是PoorHongkong。可悲呵，这么一个世界文化名城，竟连一个香港都不如了。
　　北京的价值在两点，一是平面，可惜城墙拆了；二是在立面，skyline。东方广场体量太大了，把故宫的环境破坏了，这是不应有的错误！
　　巴黎曾盖过几幢高楼，大家反对，就盖到德方斯去了。可是，北京却无动于衷？！
　　现在北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控制高楼。高楼就代表现代化？玻璃幕墙就是现代化？太幼稚了！
　　2002年6月29日，来自马来西亚的世界著名生态建筑设计大师杨经文，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建筑论坛上，结合四合院建筑，阐述了他的理论框架：建筑可分成几类，一类是无需电能与机械作用即可保证室内舒适度的，一类是部分需要电能与机械作用以保证室内舒适度的，一类则是完全依赖电能与机械作用的。
　　他认为，最好的建筑应是第一种，比如北京的四合院，最差的则是最后一种。“你看，四合院无需电能与机械，只是把建筑设计与院落内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就冬暖夏凉，保证了舒适度。我的设计正希望达到这种效果。”
　　在被问及如何评价四合院被大量拆除的情形时，杨经文以坚定的口气说：“把它们再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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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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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8月7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一行23人来到北京考察2008年奥运会筹备情况。
　　这一天，经过几日的大雨，北京晴空万里。“我们很高兴看见北京灿烂的蓝天，这将是一个祝福，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保持到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协调委员会委员卡拉德，一下飞机即向新闻媒体发表评论。
　　他的赞美之辞含义颇多，暗示着环境问题对于中国首次举办的奥林匹克盛会是至关重要的。
　　两天后，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就北京的交通发表了评论。他对这个城市每年增长25万辆汽车感到惊讶，认为这将给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交通带来巨大挑战。
　　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北京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北京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面对这块“大饼”越摊越大、越摊越沉，并可能在未来城市大发展时期急剧膨胀的状况，专家学者提出了警告。
　　北京目前的城市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容量超饱和、超负荷。北京的机动车不到２００万辆，比国外许多大城市少，但交通已十分拥挤；二环以内的古城区，登景山俯瞰，五六十年代还是一片绿海，可现在是绿少楼多。
　　北京市区以分散集团式布局，即由一个以旧城为核心的中央大团，与北苑、南苑、石景山、定福庄等10个边缘集团组成市区，各集团之间，由绿化带相隔，并形成了以旧城为单中心、向外建设环线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种规划布局下，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
　　作为全市单一的中心，北京旧城长期承担着商业、办公、旅游等功能，大型公共建筑不断涌入，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中心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北京市即着手建设城市环路，提出“打通两厢，缓解中央”的口号，期望通过快速环路的建设，吸引中心区的交通，缓解其压力。现在，北京已建成了二环、三环、四环城市快速路，五环、六环路的建设也已开始进行，但中心区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的一项统计，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由于道路拥堵，按计划，在中关村路，332路公共汽车每小时应通过19个车次，而交通高峰时间经常只能通过9个车次；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三环路以内的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30％多，现在翻了一倍。其比重的增加，虽与锅炉等其他污染源减少有关，但汽车尾气污染的增长趋势是明显的。这表明，北京市中心区的交通已相当繁重。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
　　北京市中心区现已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商业与交通，而目前市区的核心——明清古城内，商业性改造的步伐越来越快。东城区大规模发展王府井商业区，并提出建设北京“中央商业区”、“现代化中心城区”的口号；西城区则在加速建设金融街，同时还要把西单商业区发展到150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崇文区大力推进崇文门外商业街的建设；宣武区也在加快建设以菜市口为中心的商业区。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被一幢幢大型建筑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城市建设的一个目标。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可是，这项规划提出的目标与执行的结果，出现不如人意的反差。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
　　与市中心不断“聚焦”相对应的是住宅的郊区化无序蔓延。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在离城市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良乡、大兴、昌平等一大批由中心区向外辐射的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承担居住功能。
　　目前，北京市在近郊区建设的望京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25至30万；在远郊区建设的回龙观居住区，规划人口将达30万。它们的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一个城市，但它们的功能只以居住为主。为了就业，居民们必须早晚拥挤在往返于城郊之间的交通之中。在如此钟摆式的流动中，许多市民都要花很长时间奔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生活与就业成本难以降低，并使道路、公交等设施超负荷运转。
　　与此同时，这样的住宅郊区化发展模式，又对市中心区的人口疏散产生消极影响。因为，缺乏就业功能的郊区，很难吸引市区的居民，从而导致中心区建设与郊区发展相互掣肘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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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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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继续。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