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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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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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从环境容量着眼，北京市区“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已不能继续。北京规划市区1040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比较合理的分配是：建设用地614平方公里，其余426平方公里是保证市区有良好生态环境的绿色空间。北京市区人口规模以645万人为宜，人口过量增长会加剧资源的紧张。
　　首先是水资源紧张。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342立方米，大大低于全国人均2517立方米的水平。北京可用水资源为年均42至4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2亿立方米，地下水20至25亿立方米，在市区周围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因常年超量开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漏斗区，水资源的供需缺口很大。
　　其次是土地资源紧张。全市耕地减少，农业人口人均耕地已从1952年的0．23公顷下降到0．10公顷，市区的有限土地资源也将制约市区发展的规模。
　　此外，生态环境、交通设施、能源等都对城市发展规模产生制约的作用。
　　值得警惕的是，北京经过50年的建设，到1999年，市区建成区面积已达到490。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611。2万人，其中人口规模已接近市区的环境容量。这表明，北京市区已不能再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了。
　　对于目前日趋严重的交通与环境问题，北京市多通过架桥修路、控制排放等技术手段来加以解决。但是，技术手段只能解决某个技术环节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东京是用技术手段争取空间的典型。这个城市通过巨额投资，取得了很高的交通效率，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还是要谈迁都，他们称为“行政中心转移”，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
　　东京与北京人口相当，城市形态也是“单中心＋环线”模式。20世纪40年代，东京曾提出在市区及周围地区建设绿地系统和环状绿化带，厚度为1至5公里，距中心区10至15公里，面积计划为180平方公里。但是在二战之后，东京城市急剧发展，成为“飞速膨胀的大城市”，城市向郊区蔓延，20世纪50年代东京每年增加30万人，60年代人口即超过1000万人，迫使绿化带后退，不断修改计划，到1968年绿化带只剩下90平方公里，而到80年代，又提出广域绿化带构想，把东京绿化隔离带挪到距中心50至60公里的地方发展了。
　　东京被日本建筑界称为“炸面饼圈”式的城市，犹如我国建筑界称北京为“摊大饼”。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聚焦”作用越来越强，东京曾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政府不得不投巨资加以解决。现在，东京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地面铁路规格统一，不仅覆盖整个东京，而且与首都圈内其他城市直接相连，利用铁路要比利用小汽车快得多。快捷的铁道客运系统已成为东京居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在东京23个区，公共交通承担着70％的出行，为世界之最。其中在城市中心区，90。6％的客运量由有轨交通承担，车站间距不超过500米，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东京的大气污染、噪音等交通污染仍十分严重，市民们纷纷抱怨市中心区是“工作者的地狱”，而每日在进出市区的地铁里被挤成沙丁鱼的样子，使他们很难感到这竟是一个经济水平一流的国际城市。东京政府当局已认识到通过扩充道路来解决交通问题以及通过技术手段来争取空间的政策已走到极限，为给城市的发展寻找空间，“行政中心转移”被提上日程。
　　北京与东京城市形态相似，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相似：
　　——绿化隔离带不断萎缩。北京在1959年明确的围绕市中心区的绿化隔离带有300多平方公里，这一面积到1982年减少到260平方公里，1992年减少到244平方公里，而这24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非建筑面积只有160多平方公里。现在北京市已把绿化隔离带的建设提上空前高度，但总的来看，在1040平方公里的规划市区内，绿化面积依然匮乏，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城市目前的建设用地与绿化用地的比例约为1：2，北京相差甚远。
　　——城市发展呈现“飞速膨胀”特征。199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1991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后仅过去两年，北京市区中心就提前15年实现城市用地规模，达到288．07平方公里，人口也达到527万人，比2010年人口目标还多出82万人。
　　——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交通及环境问题，但由于中心区功能越来越密集，效果并不理想。
　　目前，北京的城市问题虽然不像东京那样严重，但趋势是明显的。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北京会不会发展成为像东京那样的“死疙瘩”呢？
　　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苏联专家在指导北京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已显现弊端。为解决城市功能过于复杂而带来的交通、生活等问题，莫斯科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制定新规划，把原有的单中心结构改成多中心结构，并将连接市郊森林的楔形绿带渗入城市中心。可是，直到今天，北京的城市建设还在沿着苏联专家帮助确定的单中心模式发展。
　　2000年2月22日，《经济参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筑学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尖锐指出：“精华日遭蚕食，京城‘撑’破在即”，“旧城内大规模拆房开路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的交通拥堵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旧城‘聚焦’效应，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长期以来，北京各届政府由于大都急于在任期内做一番‘宏伟’事业，并且常常把城市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中央的支持上，因而一直缺少对北京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导致城市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大都着眼于眼前的经济建设需要，并且多集中在旧城做文章，使北京多次错过了合理解决‘旧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矛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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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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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文章里，50年前的往事被再次提起。方可介绍道，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定都北京，百废待兴，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的中心区主要是指中央的行政中心）。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遗留，主张对旧城进行‘革命’和‘改造’，因此，这场原本非常学术味的争论，很快就被一些人从政治上加以否定了。”
　　他认为，“今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见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带来的后果，不能不感叹梁思成当年的远见卓识。从北京1950年以来发展的事实来看：短短四十余年，市区建设已经‘摊’到四环一带，不算卫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六至七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当初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完全可以在旧城外建设几个新的中心。由此可见，梁思成的主张不仅是一个新的行政中心选址问题，而且是关于北京城市空间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
　　历史就这样画了一个圈，许多问题又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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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梁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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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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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陈（CharlieCheng）—陈占祥的英文名字，在“二战”时期的英国，为许多人熟知，在今天的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还颇孚盛誉。
　　很长时间，国际上关注他的人，只能通过一本题为《解放之囚》的书（PrisonersofLiberation…FourYearsinaChinesemunistPrison），了解到他的点滴情况。这本书，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北京收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两位美国间谍写的。
　　书中，美国间谍李克（AdeleRickett）记述了1950年12月23日偶遇陈占祥的情景，他对这位充满活力、谈吐与举止非常西化的建筑师对共产党的狂热追求，以及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深为不解——
　　12月23日，在一个结婚典礼上我见到了查理·陈。他是一位建筑师，还是政府的规划委员。他标准的牛津口音与一身脏兮兮的蓝色棉制服和破靴子完全不般配。他看上去十分友好并且乐于交谈，于是在婚典之后我就邀请他到北京俱乐部吃饭、喝酒。
　　那天晚上那儿有一个小型舞会。干了几杯马提尼酒，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俱乐部最好的山鸡宴之后，他就成了场上最活跃的人物，邀大使馆所有的女士们跳舞。在暖气充足的俱乐部里畅饮、跳舞，他们很快就觉得燥热。他把棉袄扔到一旁，露出几层法兰绒睡衣和羊毛内衣。
　　“规划委员会的宿舍比这儿要冷一些。”他咧着嘴笑道，“事实上，眼下我们那儿根本就没有暖气。”
　　“那你怎能忍受？”我同情地问道，“我认为在那样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
　　“哦，我们都习惯了，这比过去已经好多了。你要知道，我们真的要开展建设来改变现状了。解放前在南京的时候，我只能坐在一个大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画一些根本没有机会施工的草图。现在是我回国后头一次，能看到我画的图要变成真的了。”
　　“这仗要这么打下去，你觉得这房子还能接着盖吗？”
　　“你等着瞧吧。它们现在就把我忙得够呛啦。”他回答道。
　　我随后又尽力回到老话题，即出兵朝鲜，中国不过是在替俄国人火中取栗。
　　到这会儿，陈有些感到马提尼的酒劲了，他红着脸说：“我的朋友，上海解放的时候，我在那里。我已看着当兵的在中国横冲直撞三十多年了，上海解放时我是头一次看到军队开进一个地方，不损人家一棵庄稼，不拿人家一根木头。我不了解你的国际政见，但是我知道，当我们的政府说它是人民的政府的时候，我相信它并且支持它，因为只有人民的政府和人民的军队才会做我在上海看到的那些事情，而且还在这么做。当我们的政府说我们必须出兵朝鲜以保卫我们的国土时，我相信它。你尽管拿着你的俄国栗子说……”
　　他尴尬地看了一眼戴尔，突然不说话了。然后，跃起身来，带着夸张的礼貌深鞠一躬：“我可以请您跳下一曲舞吗？”
　　当中国的这些变化甚至影响到我的那些最亲近的朋友时，我开始感到这个世界简直疯了。我曾以为他们会绝对崇信我所代表的那种观念的。
　　陈占祥1916年6月13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籍浙江省奉化县。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建筑师董大酉在上海江湾五角场设计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上海市政府新楼，影响并决定了陈占祥对事业的选择。他在晚年回忆道，在这幢建筑面前，“我感到一个中国人的骄傲。我暗下决心要走设计人董大酉先生的道路，要当一名造房子的工程师”。
　　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专。1938年8月，陈占祥由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书箱里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
　　第一学年开学不久，陈占祥应利物浦附近的历史名城吉斯特（Chester）一个古老的民间团体的邀请，作了生平第一次英语公开演讲，题为“中国抗战”，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
　　此后，他又陆续收到利物浦市的民众团体，如“圆桌会”（RoundTable）、扶轮社（RotaryClub）、克利甫斯夫人援华基金会（LadyCrifs’AidtoChinaFund）等的邀请，作了同样题材的演讲。
　　但是，当时他并不能获得国内战争任何鼓舞人心的资料。他认识了《大公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萧乾，从他那里不断了解到中国战区的情况。同学中有几位英国共产党员，他们给了陈占祥一本刚刚由英国左翼出版社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读后陈占祥才知道，在祖国的大地上还有这么一支部队——八路军在和广大人民在一起进行着真正有效的抗日战争。这使他无比振奋，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之后，他几乎所有的演讲资料都是从《西行漫记》中发挥来的。
　　在8年旅英生涯中，陈占祥共做了五百多次演讲，接触了成千上万听众，其中有工矿工人、社会各阶层人士、家庭妇女、中小学生、各国部队。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的那天上午，陈占祥正在美国大使馆演讲，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被那特大新闻打断。他被听众从讲台上抬出去，抬到格罗斯凡那广场，融入欢庆的人群……
　　一次又一次的公开演讲与讨论，使陈占祥的口才有了极大的提高，英文水平已今非昔比了。他被同学们提名参加1942—1943学年度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竞选，获得成功，成为这家大学第一位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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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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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结束5年建筑专业学习，就读于该校城市设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决定将利物浦华侨经常集会的地方——壁铁街和乔治广场设计为“中国城”，以纪念二战中牺牲的中国海员，并为华侨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1944年，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对这项设计的详细介绍，称赞利物浦中国城将是“镶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块璀璨的宝石”。陈占祥论文通过答辩之后，美国合众社还发出了电讯。
　　长年在国外，陈占祥难以系统学习中国建筑与城市设计。1942年暑假的剑桥之行，使他找到了研究中国建筑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