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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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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在国外，陈占祥难以系统学习中国建筑与城市设计。1942年暑假的剑桥之行，使他找到了研究中国建筑传统的钥匙。他见到了对中国古代文明怀有崇高敬意、并已开始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研究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
李约瑟告诉他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着眼，不能套用西方标准。又告诉他《古今图书集成》是部伟大文献，可以从这里找到研究线索。
这个假期，陈占祥在剑桥大学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后，他进一步研究了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探索。
在英国著名的建筑理论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SirNicolasPevsner）的指导下，陈占祥于1945年写成一篇关于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著名的英国《建筑评论》杂志（ArchitectureReview），以陈占祥的这篇论文为主，组织了英国一些著名学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国专刊”。
陈占祥还撰写了《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发表于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杂志1945年的秋季刊（TownPlanningReview；1945AutumnNo。UniversityofLiverpoolPress）。
在利物浦大学，陈占祥的老师、城市设计系主任贺尔福教授（Prof。Holford），是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的学术继承人。贺尔福一生成就非凡，他去世后，英国圣保罗大教堂专门为他在教堂地下室设立纪念碑。
贺尔福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爱护这位中国学生，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生活，陈占祥经常参加贺尔福的家庭下午茶，与众多名家交流。他的学术造诣与日俱增，本已娴熟的英语更加典雅。
贺尔福告诉他，都市计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划法”（ZoningOrdinance）来实施，这些是都市计划的“施工手段”。于是，陈占祥在获得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硕士学位之后，1944年底，争取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进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UniversityofLondon），拜在他仰慕已久的阿伯克隆比爵士门下，研究都市计划立法，攻读博士学位。
抗战胜利后，陈占祥遭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
1945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主要议题为：一、青年在争取自由、改进世界中的责任；二、青年在战后之需要；三、国际青年合作组织。来自63个国家的六百多名青年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采用5种正式文字，除英、法、俄、西班牙文外，还包括中文，体现了对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尊重。
与会中国代表共25人，大多数为已毕业的留英学生。国、共两党均派代表出席。陈占祥名气大，担任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中国共产党派出陈家康、刘宁一赴会。
在利物浦期间，在国民党领事的极力敦促下，陈占祥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他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尽管他1951年12月29日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但这件事，还是成了他人生关坎上的一个变数。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尴尬的场景出现了。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向笔者追述道：
大会决定，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今后要继续开下去，因此要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中国方面只有一位常务理事的名额。
我父亲不愿看到的情况出现了。国共双方，为争取自己的代表当选，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焦点是陈占祥当选还是陈家康当选。
他痛苦极了，冲上主席台，把话筒夺了过来，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打了8年，今天终于胜利了，可我们还为这个名额而争吵。我且不谈什么民族大义，就是我跟陈家康，都姓陈，我们就是亲兄弟，我凭什么不能把这个名额让给他！我看过《西行漫记》，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我宣布放弃！”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回到宾馆的晚上，陈占祥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的死亡威胁。
次日的酒会上，来自苏联莫斯科的青年代表大会主席，看见陈占祥神情抑郁，便向前询问。陈占祥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全盘托出了。
这位苏联人闻罢当即宣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应该在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两个席位。查理·陈不但要当选，而且是副主席！
会议结束，这位“副主席”回到了自己的书斋。作为阿伯克隆比的助手，陈占祥协助完成了英国南部3个城市的区域规划，并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学会的会员。
就在这时，北平市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向陈占祥发出邀请，请其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这得到阿伯克隆比爵士的支持。
…
查理·陈（3）
…
1946年，陈占祥启程归国。
“副主席”回来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亲自接见。
“这次见面，我很失望。蒋介石没什么魅力，也没什么文化。宋美龄，英文还可以。”陈占祥事后对家人说。
由于内战开始，陈占祥北上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务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
此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担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编制上海都市计划，于1947年提出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在沪期间，他还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与著名建筑师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黄作，以振兴中国建筑事业为宗旨，成立“五联建筑事务所”，设计了上海渔管处渔码头及冷库。
归国一年，亲眼目睹国民党腐败不堪，陈占祥深感绝望。“解放前的三年，我就这样留在南方，回国的初愿似已无望实现。那三年的岁月真是绝望和痛苦。”陈占祥回忆说。
1949年5月，上海呈被包围之势。何去何从？陈占祥犹豫再三。
由于不了解共产党，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举家迁往台湾。他把行李包装好了，书都寄过去了，机票也买好了。
5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溃退。他在上海衡山路（原名贝当路）集雅公寓4层的住所里，清楚地看见，国民党散兵退却时，四处抢劫，无恶不作。
半夜，下起了大雨，解放军进城了，静悄悄地，只隐隐听见外面整齐的脚步声。
隔窗而望，只见解放军战士在雨中三人一组，在马路边背靠背地坐下来了。战士们就这样宿了一夜。
次日清晨，被此场景感动的陈占祥，让夫人烧了一锅牛肉汤，自己端了下去。但解放军战士谢绝了他的好意。
他只好把这滚烫的汤再端回去。一上楼梯，他就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他对家人说，“一个党能把军队教育成这个样子，我凭什么不相信她能把国家建设好？”
他把飞机票拽在手里，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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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划新市区（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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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中的胡同（北京画家况晗作于2003年3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给梁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情况，并表示愿同梁先生一起从事首都城市规划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热情邀我北上共事。”
37年后，陈占祥回忆起1949年10月，他从上海到北京见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情景，仍备感欣慰。“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虽然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人的一生中能遇知音是最大的幸福。我庆幸有此幸福。”
这位33岁的年轻人，一口宁波官话，有人笑话他讲英文比讲普通话利索，爱品咖啡甚于喝茶，殊不知这位“洋派”青年对中国建筑文化倾注的深厚情感。
梁思成设宴为陈占祥接风，事前听人说，陈占祥在英国生活了8年，吃不惯中餐。陈占祥席间闻罢哈哈大笑：我在英国吃了8年土豆，有什么不能吃的？
“刚到北京，由于没有落实住处，我们就先住在梁思成先生家里。”陈占祥之女陈愉庆向笔者回忆道，“大家开心极了。梁先生家每天都有下午茶，每次父亲跟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金岳霖先生等都聊得特别高兴，他们说的都是英语，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长大后问父亲，他说他们那时是在演戏，演莎士比亚的戏！今天你演朱丽叶，我演罗密欧，明天他演奥赛罗！我还记得，金岳霖先生还戴着英国式的假发，跟个大法官似的，太有意思了！我总想去摸。”
陈占祥很快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同时，他还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
在滞留南方的3年间，陈占祥没有停止思考自己在北平的使命。
到了北京后，（陈占祥是1949年10月到北京的，同年9月27日，北平已改称北京。—笔者注）他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与梁思成完全相合，备感知遇之恩。而从陈占祥的角度看，他的许多设想正与他在英国的学术经历相关。
1944年，他师从阿伯克隆比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这位大师领导的伦敦大学城乡规划系，正力求在继承和发扬英国规划传统的基础上，为今天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开拓道路。
当时二战胜利在望，英国政府开始做战后重建准备。伦敦市已完成了市区计划，这是由伦敦总建筑师福赛斯主持的，阿伯克隆比是其顾问。随后，阿伯克隆比主持制定了一项宏伟工程—大伦敦计划。这个计划，对以伦敦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做了通盘的空间秩序安排，是世界规划史上第一次对城市与区域计划作出的重大实践，影响深远。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大城市已充分暴露出工业革命前期城市发展的各种复杂矛盾：城市人口激增，住房紧张，贫民窟问题严重，工业进入市区，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失业人员增加，城市危机重重，城市改建成为社会头等大事。
而早在19世纪末，这种城市问题已经显示出来。最初的城市弊病惊动了几乎所有的人，如疫病爆发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以及贫民窟的出现。公共卫生学家首先揭示城市症结的所在。恩格斯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了调查，认为这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垂死病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重了城市危机，主要表现在市区内人口越来越集中，经济活动日益加剧，使市区不断向外扩展、膨胀，并超过了城市的容量。
大伦敦计划以疏散为目标，在大伦敦都市圈内计划了若干新镇以接受伦敦市区外溢人口，减少市区压力以利战后重建。而人口得以疏散关键在于这些新镇分解了伦敦市区的功能，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一改过去“花园城市”（GardenCity）在城市周边建设仅供居住的“卧城”（DormitoryTown）的缺点。
陈占祥这样回忆道：“一个城市最怕拥挤，它像个容器，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不然就撑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换个地方，摆在周围的地区分散发展，这是伦敦规划的经验。规划师在伦敦周边规划了十多个可发展的新城基地。后来，政府换了许多届，但这个规划没有变，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现在，伦敦老市区的人口已从当年的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八百万。
“当年，他们还做了一个剑桥的规划。剑桥是一个古城，战后要发展，怎么办？规划师同样是把新的发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动，里面的每个学校都受影响，而每个学校都有好几百年历史，这一碰，古的风貌就全毁了。
“剑桥规划是我的老师贺尔福做的。这里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么都硬塞进去，最好到别的地方另外做。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远郊县都可建设起来，可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都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应该搬出去！”
贺尔福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苏联，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国家计划》（GosPlan），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工作，把苏联说成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陈占祥虽没有读过此书，但多次聆听贺尔福的介绍，其中最使陈占祥难忘的是苏联土地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权力至上，确使一切计划工作的实施有了可靠的保障。于是，陈占祥也与其他同学一样，格外向往社会主义。
“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风尚，尤其是对我们学建筑与规划的学生来说。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很少知道，这也许与现代建筑运动思潮有关。”陈占祥说。
…
筹划新市区（2）
…
苏联这个“计划工作者的天堂”，也同样引起了梁思成的关注。
1944年，苏联建筑学者窝罗宁所著《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在伦敦出版，此书立即引起梁思成极大的兴趣，并着手翻译。1952年5月，经梁思成与林徽因翻译，此书的中文版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这两位学者在“译者的体会”中，首先就高度赞扬了“苏联在一切建设和工作中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
而在此前，梁思成、林徽因1951年7月在为《城市计划大纲》（雅典宪章）的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就从更深层次剖析了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认为欧美城市的“土地私有制度始终妨碍着任何改善都市体形的企图”，导致城市“无限制无计划地像野草一样蔓延滋长”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们的城市得了严重病症”，“惟有在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这种“病症”才能被治好。
可以说，梁思成与陈占祥走到一起，不仅仅出于对北京古城的爱惜之情与对彼此学术思想的认同，这当中，还有他们作为城市规划学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诚向往。
一到北京，陈占祥就与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对新市区发展计划的研究。
“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梁先生对首都城市规划已有一个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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