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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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梁先生对首都城市规划已有一个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已惨淡经营过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带）为基础而设计的一个市中心方案。”陈占祥回忆道，“梁先生的指导思想是要保护北京历史名城。我完全赞成梁先生的这一指导思想，但对原有的初步方案发表了我的意见。”
　　陈占祥认为：“日本侵略者在离北京城区一定距离另建‘居留民地’，那是置旧城区的开发于不顾。我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现国家经委所在地）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中心的规划中来。”
　　这个建议得到梁思成的认可。就在这时，一场激烈的交锋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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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专家的较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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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聂荣臻市长的主持下，1949年12月北京市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城市规划会议，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和苏联专家到会，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的4％，而莫斯科的工人阶级则占全市人口总数的25％，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想到（原文如此——笔者注）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
　　在建设行政机关房屋的问题上，巴兰尼克夫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
　　巴兰尼克夫具体提出了他的建设计划：“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边，由东单到公安街未有建筑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的房屋：最适宜建筑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那里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价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行政的房屋：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左边，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
　　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则对巴兰尼克夫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计划进行了论证，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建议书说：“为了北京市将来的发展和加速建设，关于建筑行政房屋的位置问题是重要的，有的建议在城西五六公里，所谓‘新市区’日本人开始建筑城市的地方，建筑行政房屋。这个建议的意义是在新地区建筑房屋能便宜，政府职员的住处距离政府的房屋不远，在这里建立政府中心区的全部建筑。按我们的意见，新的行政房屋要建筑在现有的城市内，这样能经济的并能很快的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
　　建议书还着重论证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内的经济性问题，提出“认为政府的中心区建筑在城外经济是不对的。在苏联设计和建筑城市的经验中，证明了住房和行政房屋，不能超出现代的城市造价的50％—60％，40％—50％的造价是文化和生活用的房屋（商店、食堂、学校、医院、电影院、剧院、浴池等）和技术的设备（自来水、下水道、电器和电话网、道路、桥梁、河海、公园、树林等）。拆毁旧的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价。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的”。
　　建议书还以莫斯科的经验阐述道：“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只有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情形下，才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苏联专家的这番评论可能出乎梁思成、陈占祥的意料。这两位学者提出建设新市区的设想，本意是使旧城得到保护，可苏联专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他们否认北京的“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甚至是“放弃”旧城。
　　在这次会议上，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发生了争执。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当时我是极端的无知，根本不知道那些领导是谁，在我看来，苏联朋友毕竟是友好使者，会议不过是讨论北京都市计划方案的构思而已。团长阿白拉诺夫（即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笔者注）介绍方案后好久无人启口，我就不假思索地说了我的意见。”40年后，陈占祥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回忆，“我认为在城中心建设行政中心只是增加旧城的负担，解决北京的城市建设计划应把周围地区联系起来考虑，于是我又反问苏联朋友对城乡关系有什么考虑？对于孤立地考虑城市中心我表示不同意。阿白拉诺夫的回答我不甚同意，他说城乡矛盾是个复杂问题，要由社会主义建设来回答，因此是将来的问题，现在答复不了。说实在的，我不过是搬用英国城乡计划理论，而且当时自己也不能说吃透到多大深度，但我们的设想的确是对保护古城有利。伦敦除了当时需要疏散人口外，另一目的是为了保护伦敦古城，所以才有了大伦敦计划。”
　　梁思成没有保持沉默。从苏联市政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的讲话摘录中，可以感受到这次交锋的激烈程度：
　　梁教授曾发表过几项很有意义的意见，对于这些意见让我来发表一些意见。
　　梁教授曾提到：中心区究竟是在北京旧址还是在新市区的问题，尚未决定，所以对各区域的分布计划工作，为时尚早。
　　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告诉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曾同毛主席谈过，毛主席也曾对他讲过，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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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联专家的较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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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意见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最经济的。
　　行政中心区迁移能变为怎样一种情形呢？
　　那是要建筑为机关用的房屋和工作人员的眷属住宅。你们也是这样设计的，收获是什么呢？
　　譬如陈工程师和齐工程师都是在政府工作，齐工程师在城内有住房，陈工程师没有住房，他才来到北京不久。你的建议是在城市建筑两所房屋来代替一所房屋。城市中心区移出城外，就是承认市内130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在哪里建筑房屋比较经济，在城里还是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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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有过这样的建议，将莫斯科旧城保存为陈列馆，在它的旁边建设新的莫斯科，被我们拒绝了，并将莫斯科改建，结果并不坏。
　　拆毁北京的老房屋，你们是早晚必须做的，三轮车夫要到工厂工作，你们坐什么车通过胡同呢？
　　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将新市区建设成如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公园、河海等的建设。所以我们对于建设行政中心的问题是明确的。
　　阿布拉莫夫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毛泽东认为政府机关应该在城内。这位苏联人还提出，建设新市区“就是承认市内130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
　　苏联专家坚定地认为要改造北京旧城，与1931年的莫斯科城市规划有关。1953年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建筑科学院副院长格也格也罗曾对他说：“1931年莫斯科总计划的国际竞选中的许多方案不是要把旧的莫斯科完全铲平重新另建就是要把它当一个‘博物馆’保存下来，在郊区另辟新城。斯大林同志指出了那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合实际的幻想，把计划的正确道路指出，制定了改建的总计划。这个计划无论在城市的整体或建筑形式上都是发展的：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预见今后新的远景的发展。”
　　梁思成、陈占祥陷入了孤立。
　　这次会议之后，1949年12月19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
　　《意见》说：“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筑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据苏联专家的经验，城市建设的经费，房屋建筑占百分之五十，一切生活必须的设备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因新建房屋而拆除旧房，其损失亦不超过全部建设费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且必须于房屋建筑与一切设备完成后始能利用。新建行政中心区一切园林、河湖、纪念物等环境与风景之布置，限于时间与经费，将不能与现有城区一切优良条件相比拟。同时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我们认为苏联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是在北京市已有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及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以达到建设新首都的合理意见，而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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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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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陈占祥感到，必须立即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阐明自己的观点。
　　“我与梁思成先生商量，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开会以后我做规划，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陈占祥回忆道。
　　1950年2月，著名的“梁陈方案”，即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了，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有关领导。
　　梁思成接受陈占祥的建议，修正了在五棵松“新市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观点。“梁陈方案”提出：“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共分“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3个部分，并附8项说明。建议书在最后连用了7个“为着”以表达殷切之情：
　　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区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的保存旧城以内的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这个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
　　在“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一节中，《建议》提出，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是此次都市计划的最主要因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事关全局，必须慎重：
　　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知这个区域在何位置将决定北京市发展的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最主要的因素。
　　更具体的说，安排如此庞大的，现代的，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无数建筑在何地区，将影响全市区域分配原则和交通的系统。各部门分布的基础，如工作区域，服务区域，人口的密度，工作与住宿区域间的交通距离等，都将依据着行政区的位置，或得到合理解决，或发生难于纠正的基本错误，长期成为不得解决的问题。
　　《建议》强调，历史文化名城不容伤毁，行政中心区的确定，涉及交通、拆迁、市民生活与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
　　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所以目前的政策必须确定，即：是否决意展拓新区域，加增可用为建造的面积，逐步建造新工作所需要的房屋和工作人口所需要的住宅、公寓、宿舍之类；也就是说，以展拓建设为原则，逐渐全面改善，疏散，调整，分配北京市，对文物及其环境加以应有的保护。或是决意在几年中完成大规模的迁移，改变旧城区的大部使用为原则，——即将现时一百三十万居民逐渐迁出九十万人，到了只余四十万人左右，以保留四十万的数额给迁入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服务人员，两数共达八十万人的标准额，使行政工作全部安置在旧城之内，大部居民迁住他处为原则。现时即开始在旧市区内一面加增密集的多层建筑为政府机关，先用文物风景区或大干道等较空地区为其地址；建造政府机关房屋，以达到这目的。（不考虑如何处理迁徙居民的复杂细节，或实际上迁出后居民所必需有的居住房屋的建造问题；也不考虑短期内骤增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居住问题，和改变北京外貌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