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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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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在第二节“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中，《建议》首先列出建设行政中心区的11个条件，包括部署须保留中国都市计划的优美特征、建筑形体表现民族传统特征及时代精神的创造、要有足用的面积和发展余地、避免大量拆迁劳民伤财、不增加水电工程困难、住宅区与办公区接近以减轻交通负担、促进全市平衡发展、控制车辆流量、取得与旧城体形的和谐、保护文物建筑等。《建议》指出：
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使其平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城市因为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度的发展，产生了人口及工商业过度集中，城乡对立尖锐化的现象，造成了人口过挤的“城中心区”，极拥挤的住宅楼房，所谓“贫民窟”，以及车辆拥挤等等病态，是我们前车之鉴……因政府中心在城内，人口增加，则供应商业亦必更加发展，城内许多已经繁荣的地区必更繁荣起来，或是宁静的住宅区变成嘈杂的闹市。世界上许多工业城市所犯的错误，都是因人口增加而又过分集中所产生的。伦敦近年拟定计划以五十年长期及无可数计的人力物力去纠正它的错误。我们计划建都才开始，岂可重蹈人家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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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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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办公楼的设想，予以批评，指出这将导致“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即使沿长安街建设，所能解决的机关房屋“只是政府机关房屋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他部分仍须另寻地址”。而且，“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的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建议》强调，“日后如因此而继续在城内沿街造楼，造成人口密度太高，交通发生问题的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则这次决定将为扰乱北京市体形秩序的祸根。为一处空址眼前方便而失去这时代适当展拓计划的基础，实太可惜……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加增问题。这种片面的行动，不是发展科学的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建议》还对苏联专家提出的所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可利用原有的文化、生活、市政等设施因而是经济的观点，予以反驳，指出，行政中心区进入旧城，将引发大量人口外迁，而“政府绝对的有为他们修筑道路和敷设这一切公用设备的责任，同样的也就是发展郊区。既然如此，也就是必不可免的费用。”
对于在旧城内建造新的行政区，《建议》提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理由是：
（1）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
（2）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内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只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个在实施上如何处置？
（3）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
（4）加增建筑物在主要干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量及复杂性。过境车与入境车的混乱剧烈加增，必生车祸问题。这是都市规划设计所极力避免的错误。
（5）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
《建议》还进一步论述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将通过兴建新住宅、迁移人口、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等一系列过程，“而且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须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财’。”
两位学者特别指出：
这样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延误时间的办法，所换得的结果又如何呢？行政中心仍然分散错杂，不切合时代要求，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这片面性的两种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问题。最严重的是同住宅区的地址距离，没有考虑所产生的交通问题。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建议》进而提出了在西郊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建设政府行政中心的设想，认为这将为城市的保护与发展“全面解决问题”，有利于“为人民节省许多人力物力和时间”，有利于“建立进步的都市”，有利于“保持有历史价值的北京文物秩序”。
《建议》提出，在这里建设行政中心区，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出发的，是“增加建设、疏散人口的措施”，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是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新旧两全的安排”。这个行政中心区“必须同足用的住宅区密切相连，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它还能“保留将来发展余地”。
其中，两位学者重点论述了向旧城之外转移城市功能，是解决旧城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疏散他们，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这也就说明新发展的工作地点必需在已密集的区界以外，才能解决人口密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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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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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注意脱离工作地点的住区单独建立在郊外是不合实际的。它立刻为交通产生严重问题。工作者的时间精力，及人民为交通工具所费的财力物力都必须考虑到。发展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
反此办法，在已密集的旧市区内增添新工作所需要的建筑，不但压迫已拥挤的城内交通，且工作者为要接近工作，大部会在附近住区拥挤着而直接加增人口密度。这不但立刻产生问题，且为十年十五年后工业更发展，人口增多时更加问题。
在《建议》中，两位学者还充满诗意地提出在新的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的设想：“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一切都是地理上现成形势所促成，毫无勉强之处。”
他们在《建议》的第三节里分别列出了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所需的7项费用和在城外建设政府办公楼所需的4项费用，并进行了比较，指出：“在月坛与公主坟之间的地区，目前是农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后，即可将土地保留，收购民房的费用也极少。在城内建造政府办公楼显然是较费事，又费时，更费钱的。”
查看《建议》中的规划草图，可以发现梁思成、陈占祥还在行政中心区以南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尽管在文字说明中，他们没有对这个商务区进行论述，但可以想像如果按照他们的设想实施，北京将呈现的面貌：这个城市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旧城是文物遗存丰厚的文化中心区，旧城西侧的行政中心区将集中体现新中国政治中心的形象，而其南侧的商务中心区将是一派现代都市的景象。这三个功能区将配套足用的住宅，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从而控制住“源头”，避免出现交通拥堵。
两位学者强调，他们提出这个方案，是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的，他们将依此进一步草拟大北京市的总计划，再提请研究和讨论。
这恰似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克隆比在指导完成“伦敦市区计划”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以伦敦为核心的广大区域的“大伦敦计划”。
但由于后来的复杂境况，梁、陈二位的“大北京规划”一直无法着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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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哲匠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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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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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逼近紫禁城。（王军摄于2002年9月）
就在梁思成对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对北京旧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却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
就在城墙存废的讨论余波未了之时，在天安门前，一场“遭遇战”开始了，这就是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留之争。
今天，我们在开国大典的纪录片里，还能看到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的这两幢明代建筑的身姿。它们与天安门城楼、中华门共同围合成了一个“T”字型宫廷广场。但是，这两个门，被认为妨碍了交通和游行活动而需被拆除。
主张拆除者认为，“每年有几十万人民群众雄壮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在东西三座门没有拆除之前，它们在交通上妨碍了这样重要的活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
梁思成与林徽因想方设法阻止拆除行动。今天，文化界仍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林徽因说，如果要拆三座门，她就到那里上吊！
林洙回忆道：
拆东、西三座门梁思成反对，因为他认为天安门形成这么一个广场，东、西三座门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东、西三座门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要拆的，当时提出的原因是妨碍交通，尤其是妨碍游行队伍。他们特别希望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笔直地走过东、西长安街。有三座门在这里，游行队伍就要绕过三座门，或从门洞里通过，队伍肯定是要乱的。
他们就开人民代表大会，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这时，施工队伍已经摆好了，准备就绪了，你这边一举手他那边就动工了。
讨论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召开的。原《北京日报》记者杨正彦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回忆道：
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当时会场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这里没有固定座位，只能运去大批的软椅，为了代表便于出入，不得不留出若干条通道。林徽因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先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何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这番话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矗立在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不太方便，每年都在此处发生几百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下决心先将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已准备好，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彭真同志考虑到那天会场的情绪，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举手同意先拆除天安门前的两座“三座门”，由于代表中党员居多数，这项决定便这样被通过了。一夜之间这两座三座门就不见了。
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经大会表决被判“极刑”，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而梁思成却在这次会议上，当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这场“遭遇战”，持续了近三年之久。
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改建天安门城楼，在城楼前建检阅台，以接近群众。与此同时，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梁思成被令对此进行研究。
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回忆道：
天安门曾经要改造过，后来搁置起来了，而且方案是强迫梁思成做的。毛主席嫌在天安门顶儿上离群众太远，又比了一下说列宁墓离游行群众是多高，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所以要在天安门下面，就是现在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矮台子，二层台，这个图、草图我都看过。要搞一个二层台，天安门的门洞就变得非常之长，它的前面就等于伸出一个台阶式的东西，台阶和门洞是连着的，上面也是汉白玉栏杆，让毛主席在上面挥手。这个东西出来就顶到金水河了，把金水桥都占了。当时梁思成还煞费苦心，没办法，这是中央定下来的。梁思成就想方设法让它从正面看还不是感觉太离谱，想方设法让加上去的台子变成原天安门城楼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虽然做出了这个方案，但是梁思成还是想方设法不让它实施。
1952年5月22日，他致信彭真，认为所能做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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