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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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大事，是非得有点行丐的勇气和准备不可的。小的如穷困的农夫村妇，要想得到救济或税收减免，就要有行丐的勇气去应对少数麻木干部的冷脸；还有那些被长期拖欠工资的乡村教师，就要有行丐的勇气去纠缠，才能讨回一点辛苦钱；更有那些可怜的民工，一年干到头，却未能拿到低微的报酬，他们要没有一点行丐的勇气，如何能找到赖账的老板？大的如县长、省长，他们要没有一点行丐的勇气，如何能给自己的辖区争回财政补贴、捧回大的工程？就连看来清高的大学教授、校长们，要没有一点行丐的勇气和老乞丐的技巧，如何能争来大的课题，如何能把手下的一班人马养活？　　乞丐的勇气不仅在中国是一种可贵的财富，就是在人情淡薄、法制健全的西方国家，同样也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看看美国的各种竞选筹款活动、各种争取选票的活动、各种营销活动，有哪个最后的赢家，有哪个成功的企业家，没有一点过人的乞丐勇气呢？　　在历史上，乞丐勇气最盛、最感人的莫过于清末的武训（1838…1896）了。武训毕生致力于创设义学，他抱着“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不惜出卖苦力、自残自贱，以争取施舍；他沿门托钵，食无定餐，宿无定所；为达目的，他不娶妻生子。他行乞38年，终于建起了多处义学。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为国人所褒扬，他也因此被誉为“千古奇丐”。　　在想起武训先生乞讨兴学、无私奉献事迹的时候，在想起大学生乞讨读书的感人故事的时候，我也无法不提及那些靠乞讨发家致富的真正乞丐。致残他人，逼迫其行丐挣钱，这种魔鬼行径，很容易被人们识破、为人们所唾弃。而有些所谓的社会名流和中坚，滥用乞丐的勇气，不为美好的理想去打拼，而专为个人谋取丰厚的利益。这类人的行径往往十分隐蔽，难为人们识破，他们是比真正的乞丐更令人唾弃的。一些利欲熏心的包工头，为了争取工程，不惜低声下气，像乞丐一样，死缠烂打，送礼请客，最后工程到手，挣得十倍百倍的利润，却造出一个个“豆腐渣”工程。他们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还有些所谓大牌专家、学者，像路边的苍蝇，使出乞丐的百般武艺，把各种课题都弄到自己名下，最后留个难摊子交差，或是转包给真正的专家，自己充当包工头的角色，名利双收，是这类人的又一典型。　　乞丐的勇气，是把利剑，它可以杀猛兽，也可以害人类。我钦佩那些为了美好的目标而使用乞丐勇气的人。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1）…（图）

　　张玉芬（化名）　　1960年生，陕西省西安市人；　　1999年9月，下岗，丈夫在外“包二奶”后，撇下儿子，向她提出离婚；　　2001年下半年，开始为遭受“包二奶”之害的妇女提供免费侦探服务；　　2002年12月2日，申请成立“女子侦探所”，被当地工商局拒绝；　　2003年4月21日，成立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婚外情调查业务。　　　　陈晓楠：这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媒体说她是二奶杀手，说她是女私人侦探，还有人说她是女福尔摩斯。我们和她初次见面的时候，她特意安排在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眼睛上也一直架着一副墨镜，看起来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剽悍，但是言语间的确有着几分豪爽，还有着一种刻意制造的神秘感。我总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有点陌生，似乎不太真实，所以，我们特意多花了一天的时间和她闲聊交往，我们很想知道，在这个女人身上，在她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引子　　3月1日上午，我们突然接到张玉芬的电话，她说她有一个不太敏感的调查业务，只要我们听从她的安排，不暴露，就同意我们跟踪拍摄。我们立刻答应了她的要求，紧急赶往碰头地点。张玉芬早已在地点等候，和初次见面时一样，她依然戴着大墨镜，但发型已经变成了齐耳的短发，那是为了伪装而戴的假发。我们跟随她上了一辆计程车，半晌沉默过后，她神秘地告诉我们，她要到中级人民法院去。　　上午8点40分，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张玉芬和她的另外两个同伴会合。把各项任务布置妥当，等同伴就位后，张玉芬静候“目标”出现。她说，今天跟踪的目标就是她一个委托人的丈夫，等到他在法院出现以后，她和同伴就准备跟踪他一直到临潼，找到他和二奶见面的“窝点”，并且把二奶的面目确认一下。　　等待了近三个半小时，张玉芬和同伴正准备放弃这次跟踪，就在此时，“目标”突然从中级人民法院出来，丝毫没有察觉到被人盯梢。为了隐蔽，我们只能在远处偷拍。但是地形不熟的我们很快就和张玉芬失去了联系。　　一小时后，我们通过电话与她取得了联系，并再次碰头。随后，我们和张玉芬跟踪的“目标”来到西安西郊某大学，张玉芬和同伴用不同的方式顺利地进入校园，而我们却被保安堵了下来，只能在学校大门外等待。我们只得通过电话与她保持联络。　　　　记者：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现在？　　张玉芬：我们情况，他进到那个楼里面，没见出来，但是这个楼后面没有门，只是上到二楼还有一个门，我害怕他从二楼溜出来。　　记者：哦，现在是在那个楼里面。　　张玉芬：嗯。　　记者：他一直都没出来。　　张玉芬：一直没有见。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2）…（图）

　　在学校守候了三个多小时，没有发现“目标”与可疑的女人接触，我们只有打道回府。回来的路上，我们问张玉芬平时是否会经常遇到像这种一无所获的情况。她豪爽地笑着说：“哎呀，平常这都算最短的，有时候一天一天的，我们一夏天都是这样过来的。”　　被丈夫抛弃的女人　　1999年9月，39岁的张玉芬下岗，就在她痛苦失落需要安慰的时候，却无意中发现和自己生活了20年的丈夫竟然在外面包“二奶”。她哭着劝阻丈夫，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但丈夫不为所动，并提出离婚，撇下张玉芬和未成年的儿子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张玉芬顿时感到五雷轰顶，呆呆地愣在那里，头脑中一片空白。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一夜之间，她的头发全白了。　　说到这里，谈笑风生、充满豪情的张玉芬低下头，沉默了，一滴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虽然我们看不到她墨镜背后那痛苦的眼神，却能够从她脸上的表情读出她内心刻骨铭心的痛楚。　　丈夫走后，张玉芬发现他不但取走了家里的存款，而且还带走了所有的首饰。张玉芬除了一间空房外，已一无所有，想到自己为了这个家，为了丈夫孩子，付出了全部青春，未到人老珠黄就被抛弃，她伤心欲绝。一种被背叛的痛苦瞬间揪住了她的心，泪水模糊了双眼，几十年来，自己精心筑建的家庭一下子就这么散了，她不甘心。那个在她生命中曾经如此重要的男人，现在变成了她最大的仇人。她决定跟踪丈夫，取得证据到法院告丈夫重婚。　　　　张玉芬：我觉着那种心情反正很复杂，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后来过去了有半个月了，我觉着我老这样也不行。虽然说很伤心也很悲痛，（但）不能长期这样，如果要长期这样子，自己也要垮了，孩子也要垮了，更没有办法找他回来。我不甘心，我就开始去找他。我要找他那个窝点，我要捣毁他那个窝点！就抱着这个，争这口气！我都不相信，我受你的命运摆布。　　　　陈晓楠：我说我注意到她一直都在用“窝点”这个词，她却昂起头，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它本来就是窝点，只配称做“窝点”，或是“姘居”，根本就不是一个家。她那里才能算是个家。我说她像一个维护正义的战士，她却说自己是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张玉芬要找到丈夫，目的就是为了争这口气。她说，这也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张玉芬：我必须找证据，就是离婚也要离得明明白白。你必须给我（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婚姻破裂，家庭的破裂。另外一个原因，我想证实一下，我看看他找的这个二奶是谁，我想争这口气，我究竟看一看是谁把我老公从我身边拉走的。如果没有这个希望，我可能当时，我也早就自杀了，我也是不想活了。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3）…（图）

　　2001年6月，张玉芬碰到了三个和她一样饱受丈夫包“二奶”之苦，面临家庭破裂的中年妇女。几个姐妹同病相怜，一见如故，经常聚在一起相互倾诉自己的遭遇，以求得一时的慰藉。但是，倾诉最终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在张玉芬的提议下，她们决定通过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张玉芬：后来有一次，我们都聚在一块儿，我说走，跟我到我家，我说咱们这样子不行，咱们必须像《国际歌》里唱的那种，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也没有皇帝，最终解决的办法，还得靠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很被动，不如我们大家凑到一块，你跟（踪）她丈夫，她跟（踪）你丈夫，然后我跟（踪）这个丈夫，你跟（踪）我丈夫。就这样，她们后来也挺（赞成），她们说“是啊”，我说因为你们都是熟面孔，你们老公太了解你们，找一个生面孔，他根本就没警觉，不可能发现。　　　　她们这个群体后来发展到13人，平均年龄近50岁，大多数是下岗妇女，都没有专业调查经验，更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她们用简陋的工具和最原始的盯梢方法，相互跟踪各自的丈夫。　　　　张玉芬：那阵儿就没考虑什么会跟不会跟，就是说你跟他的时候，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让他发现就行了，你怎么办都行，你乔装打扮也行，什么跟踪也行，什么样子，反正只要是能跟到他窝点就行。什么都没有，基本上就靠人力，就是跟。　　陈晓楠：人海战术？　　张玉芬：对，人海战术，（只有）很简单的一个望远镜，几十块钱一个望远镜，反正它比我们肉眼能顶点用，有个很小的，一个小录音机，30块钱的录音机。　　陈晓楠：还有呢？还有什么工具？　　张玉芬：照相机嘛，照相机后来抓奸的时候，让人家给砸了，还是那种很简单的，120块钱，那种傻瓜照相机。　　　　张玉芬说，她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年妇女容易隐蔽，不易引起别人怀疑。　　　　张玉芬：而且我们是当地的人，可以用方言。那么，西安市的方言，它有一种普通话，西安的方言，还有河南的方言，我们都会说，走哪儿跟谁说哪儿。你河南人，我马上就是河南话，然后跟你拉家常，人家有个小孩，我们逗逗小孩，那时非典的时候，人家有的小孩在那儿玩，绊倒了，我们过去把他扶一把，然后（说）走走走，阿姨把你送进去，送回家，就溜进去了。


第二部分二奶杀手（4）…（图）

　　侠义豪情的二奶杀手　　在采访的路上，司机好心地提醒张玉芬，说她势单力孤，抓二奶这样的事情，不应该由她个人来管。张玉芬立即像孩子一样，脖子一扬，在车里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她说，司机的话，极大的影响了她的心情。或许是出于切肤之痛，或许是因为西北女子的这种好打抱不平的性格。这个在别人眼里极富争议的问题，在她的生活里，却变得毋庸置疑，神圣而单纯。　　共同的遭遇和命运把张玉芬同她的姐妹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们展开了一场追踪大行动。这些中年妇女穿梭在古都西安的大街小巷，追查“二奶”，每天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刺激，压抑的心情也得到了某种释放。　　　　张玉芬：这种释放比给别人倾诉那种，效果要好得多。　　陈晓楠：你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这种跟踪里，长达这么长的时间，又刺激的，精神高度紧张的，你享受这个过程吗？　　张玉芬：享受，我觉着很好玩，太刺激了，这才叫一种充实！我觉着生活特别充实！　　陈晓楠：一下就兴奋起来了。　　张玉芬：对。　　陈晓楠：人一下和以前的精神状态……　　张玉芬：马上就不一样了。只要你说这种事情，我立马，我二话不说，走，马上就去了。　　　　说这番话的时候，张玉芬的语气中带着活泼和兴奋，豪爽的笑容再次出现在她的脸上，采访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但是，她还告诉我们，在追查“二奶”的过程中，她们所经历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条件非常艰苦。　　　　张玉芬：下大雨，下大雪，都一直在外头，就找，不停地找，裤子整个都是湿的。我们几个人分头找，一早一晚，还有到夏天，守在他那个门口，那个蚊子把我们咬得（厉害）。那这是这个苦。还有一些，那是前年的冬天，那冬天，西安那种天气就是有史以来最冷的，那个“面的”（小巴士）上都没有座位，就有一个那个可小的那种（垫子），我们都是跪在上头的，那就是时刻注意着前方。走到路上，把我饿得啊，要水也没水，还不敢喝水，还害怕找不着厕所，就那么扛，（扛）下来以后，鼻子也烂了，嘴上起了泡。饿得，买的面嘛，盒饭嘛，来不及吃嘛，带上，到跟前的时候，他如果要是，他们在那儿洗澡，潇洒的时候，咱们在边上吃饭。谁知道，到了地方了以后，我们那个饭跟饭盒都冻到一块儿去了，都是硬梆梆了，在那车上“咚咚”摔，摔不开，（于是我就）在那儿一扔，不要了，也就没吃。　　　　张玉芬说干这一行不但辛苦，而且要冒一定的风险，做事一定要胆大心细。她和同伴就曾经在跟踪目标时被别人反跟踪。　　　　张玉芬：人家跟踪我们，怎么甩都甩不掉，我们就跑火车站，跑西郊，跑东郊，跑到南郊，一会儿中巴，一会儿打的，一会儿公交车，一会儿坐“摩的”，那阵儿还有“摩的”，乱窜，窜那小巷子，他（坐）汽车跟不上我们。　　陈晓楠：是什么人在跟踪你们？　　张玉芬：那就是被跟踪的那些人，她丈夫派的人。　　陈晓楠：你是怎么发现后面有人跟踪你的？　　张玉芬：我看老有个人跟踪，因为这种事情好像有一种灵感，特有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