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十六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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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学家刘歆，向汉哀帝提出，应该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使得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势如壁垒。今文经学始终占据上风，可以在官方的学校里正式传授，古文经学只能在民间私人传授。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处在劣势的古文经学，被王莽利用来篡夺汉室政权，成为其进行“托古改制”的手段。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的饥馑动乱，使他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永别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汉帝国。此后的汉昭帝、汉宣帝还算称职，能够维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后的继承人每况愈下，相继即位的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来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王莽凭借这一特殊背景，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宫廷大权。他从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王莽被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被写成虚伪做作、收买人心。其实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然而这种改革的着眼点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改革的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周礼》一书是周朝制度的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但是其中充斥了战国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王莽本身就是一个经学家，对经学十分痴迷，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提供经学顾问的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代，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以“国师公”的身份，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事事处处学习周公，把周公视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显得迂腐不堪，与时代格格不入。看来他完全忘记了当年汉宣帝对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的教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时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来治理汉朝，未免过于迂腐、背时。

　　何况王莽“托古改制”企图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兼并及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无法用儒家经典的教条解决的问题。早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归结为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因而他的解决方案的最高理想，就是恢复井田制。但是，井田制由于不合时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要恢复它无异于痴人说梦！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限制人民占田超过一定数量。在土地私有化，并且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企图“限民名田”，是经学家按照儒家教条炮制的平均主义空想，写在纸面上很好看，根本无法实施，董仲舒不过是一阵空喊而已。哀帝的辅政大臣师丹，继续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提出“限田”建议，得到哀帝的批准，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订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条例，企图限制人民占有土地与奴婢的数量。在那个时代，土地与奴婢是权势地位的象征，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岂肯自动放弃土地与奴婢！师丹、孔光之流的“条例”，也是一阵空喊，引起了社会震动，终于不了了之。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师丹更为雄心勃勃，不仅要“限田”，而且要恢复井田制。他在诏令中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也就是恢复井田制，实行土地国有化；按照《周礼》记载的井田模式，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这纯粹是经师们的空想，如果按照人均一百亩的标准平均分配土地，全国的土地根本不够分配。更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取消土地私有，禁止土地买卖，显然是倒行逆施，得不到任何社会阶层，包括农民的支持。三年后，王莽不得不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失败，承认原先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王莽还按照《周礼》，企图实行西周的“官商”政策，由专职官员代表国家对工商业和物价进行控制，主要的经济部门与物资由国家专营、专卖。结果是官商的弊端显露无遗，把社会经济搞得一团糟。王莽不得不在垮台前一年宣布废除这项改革。至于按照《周礼》，恢复古代的货币、官制，弄得整个社会乱七八糟，完全是一班腐儒在上演一出又一出闹剧。

　　王莽妄图按照儒家经学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结果，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的新朝仅仅存在了十几年，就寿终正寝，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汉族农业区，必然为先进的社会所同化，这就是所谓汉化。它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匈奴及其他民族的汉化都是如此。

　　从东汉初年南匈奴进入山西，到西晋初年匈奴部众的南迁，持续了二百多年，匈奴逐步汉化。以至于匈奴人建立的政权，称之为“汉”，是“十六国”之一。大约在曹操晚年，匈奴贵族因上代是汉朝皇帝的外孙，而改姓刘。汉国的建立者刘渊，在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很下功夫，他师事著名经学家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好《春秋左氏传》。他能背诵孙、吴兵法，熟读诸子百家以及《史记》、《汉书》，颇为自负，自命汉初辩士随何、陆贾与名将周勃、灌婴四人才干集于一身。304年，他起兵反晋，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因此他立国号为“汉”，自称汉王，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以示自己的政权是汉朝宗室的延续。刘渊建立汉国后，任用他的经学老师崔游为御史大夫，东汉大儒卢植的曾孙卢志则被任命为其子刘聪的太师。由此不难看出，十六国的第一个政权的建立者——匈奴人刘渊——汉化程度之深。

　　建立后赵国的羯族人石勒，汉化程度也很深。他认识到羯族力量有限，要巩固后赵政权，必须争取汉人合作，尽量利用汉人的治理方略。他重用“博涉经史”的汉人张宾为谋主，言听计从，下令胡人不得凌辱衣冠华族（汉人），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他不识字，却喜欢听人讲经、诵读史书，虽在戎马倥偬之中，也不稍懈怠。他设立太学和郡国学，用儒家经学培养包括羯族将领子弟在内的人才，并且建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用儒学选拔官员。

　　氐族建立的前秦国的君主苻坚，重用汉族寒门士人王猛，按照汉法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对王猛主张“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十分欣赏与支持。他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优劣，奖励儒生，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之内三次亲临太学，发现人才，躬亲奖励。其目的在于，不使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在我手里失传，是不是可以追上汉武帝、汉光武帝了？王寔回答道，陛下神武拨乱，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武帝、汉光武帝不值得相提并论。

　　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胡人汉化，中原的儒学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晋南北朝史专家何兹全说：西晋末年，随着士族上层的渡江南下，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也被带过江去，原先影响甚微的经学士族留在北方，他们保持着汉朝经学重礼仪的传统。而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要立国中原，必须熟悉儒学传统，崇尚中原文化，以汉法治汉人。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儒学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作用。

　　民族的同化总是双向进行的，胡人汉化的同时，就是汉人胡化。所谓汉人胡化，是在长期的交流中，汉人在生产、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胡人的习俗。这种变化，从东汉末年已经开始，《后汉书·五行志》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你看，皇帝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很感兴趣，包括胡人的服装、胡人的帐篷、胡人的高足家具、胡人的饮食、胡人的乐器、胡人的舞蹈等等。由于皇帝的倡导，京都的达官贵人都竞相仿效，兴起了汉人胡化的之风。这种风气到五胡十六国时期达到高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床”——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中原汉人一向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是跪坐，或是盘腿坐，并无坐椅子、凳子的习惯。所以竹林七贤双脚前伸的坐法被称为“箕踞”，是极不恭敬的失礼举动。胡人发明的座椅，被汉人称为“胡床”，它还有这样一些别称：绳床、交椅、交床、逍遥座、折背样、倚床。胡床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筵席”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紧密相连，举行宴会时，在地上铺上大的“筵”，再铺上小的“席”，作为座垫，中间有矮足的称为几、案的桌子。这种筵席方式，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胡床及高足家具流行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宴饮搬到了高高的桌子上，但“筵席”的说法一直沿用下来，不过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

　　十六国时期，随着骑马民族的南下，把畜牧及与其有关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牛、马、骡、羊等牲畜的饲养、役使方法，兽医术、相马术，以及制作毛毡、奶酪、油酥的技术，逐步为汉人所接受。《齐民要术》还谈到胡人的饮食习惯对汉人的影响，它提到的“胡物”有：胡饼、胡椒酒（筚拨酒）、胡饭、胡羹、羌煮等，看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已经把胡人的饮食习惯吸收到自己的生活中，逐步采用烧烤兽肉、奶酪为饮料的胡人习俗。

　　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的流行，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北方汉人子弟以学习胡语为时髦之举，久而久之，北方汉语中充斥了“胡虏”之音。胡乐对中原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胡笳、羌笛、琵琶等乐器，随着民族大迁徙，从漠北、西域以及其他地区传入中原，使传统音乐显得更加丰富多彩。西晋后期，天竺国送给凉州刺史张轨乐工二十二人，乐器一部，其中有笛子、琵琶、箜篌、五弦琴、铜鼓、皮鼓等，还带来了天竺调等乐曲。前秦末年，吕光远征西域，又获得筚篥、腰鼓、答腊鼓，以及龟兹乐曲。

　　我们不难从中窥知，当年中原胡歌、胡乐盛行的斑斓景象，汉胡互化的累累硕果。我们先人的这种大智慧，令人敬佩，也令人感动。　






　
李世民与武则天
　　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秦始皇、汉武帝以来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唐帝国的声望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不能讲过头。由于李世民是杀兄逼父取得帝位的，不合乎儒家伦理，因此即位后便致力于篡改国史，为自己辩护，御用文人把太原（晋阳）起兵时的李渊（李世民之父）写成无所作为的庸碌之辈，李世民则成了唐朝的缔造者。其实，李渊决不是庸碌之辈，而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开国君主。

　　唐朝的缔造者李渊出生于北方山西地区一个有着汉人与胡人混合血统的贵族之家，他是西魏贵族李虎之孙，本人又世袭唐国公，凭借自己的政治优势，利用隋末的动乱形势，取而代之，建立新的王朝。隋、唐的建立者与西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西魏宇文泰创建府兵，最高长官有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隋朝缔造者杨坚之父杨忠是十二大将军之一，唐朝的缔造者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八柱国之一。而且宇文泰、杨忠、李虎透过突厥望族独孤信维系着一种联姻关系：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明帝），四女儿嫁给了李虎之子李暎�七女儿嫁给了杨忠之子杨坚（即隋文帝）。李渊透过其母独孤氏，与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李渊取代隋，有如杨坚的取代北周，是贵族政治的产物。

　　李渊世袭唐国公，任太原留守（指挥部设在晋阳），执掌军政大权。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见隋王朝已无可挽救，便率部从太原起兵，南下占据长安及渭水一带。这就是反对隋朝的关键之举——太原起兵（或曰晋阳起兵）。为了掩人耳目，李渊暂时捧出隋炀帝的孙子作为傀儡，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则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第二年，隋炀帝被反隋武装力量处死，李渊便正式称帝，建立唐朝。说李世民是唐朝的缔造者，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了四个儿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长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长安，协助父皇处理军国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领兵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