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7-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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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知道曾经有多少著名学者和杰出政客试图对当今世界本质或时代特征下过定义！他们给当代世界贴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标签，诸如什么“精神危机时代”，什么“社会重建时代”，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什么“天下大乱时代”，如此等等。我个人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基本特征仍然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对抗，尽管这两个词似乎已经显得有些陈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世界，几乎一切重大问题无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此种对抗有关。*　　　　
　　　　*　当我1986年初为本书写此注释的时候，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刚刚被赶下台，阿基诺夫人正面临着如何解决美国空军基地和共产党游击队的问题；韩国各反对党正在发动反对全斗焕军事政权的抗议活动，全则利用来自共产党的朝鲜方面的威胁来限制反对派的活动；里根总统正在使其针对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所采取的反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行动逐步升级，而美国政府对是否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军事援助正犹豫不决；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却正在一本正经地实施公开性政策，并且呼吁削减乃至销毁核武器。国际政治舞台上这一连串的事件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是何关系，我们可以一目了然。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能力足以摧毁全地球，毁灭全人类；相反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把现有生产能力和人物资源全部用于发展经济建设的和平事业，那么，不妨借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将在五年之内翻上一番。从这种物质意义上来看，我们的确正进入一个绝无前例的人类历史时代。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两个方面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首先，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一个占地球面积十五分之一和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而拥有的党员人数占全世界共产党员的一半以上。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向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她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她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论战并毅然决然与之分道扬镳；现在，她又在倡导实施“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这种令世人瞩目的务实政策。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进行革新的代表和象征。　　　　
　　　　研究历史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是最合适的方法之一，而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长征时期则显得更加有趣。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共产党的几十万军队艰难跋涉两万余里，从华南转战到了华北；共产党本身的地位和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关于长征，不论从政治上讲，还是历史地看，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意义都不为过。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常常把它称作中共历史的转折点。即使在五十多年后，长征的幸存者仍然驾驭着中国政治的航船（对此，我曾专门查证并撰文分析过）［1］，甚至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也把他们为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称之为“新长征”。正如同长城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一样，长征已经成为中共革命历史的象征。把长征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虽然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曾引起过不少军事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的景仰和赞美（其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是最新的，而且就历史的准确性而言也是最为可靠的），但是在西方，严肃认真研究长征的学术著作仍不多见。而中国方面的问题在于，局限于具体人事的论述而缺乏一般性理论分析。［2］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一部分定　义

　　　　1934年末至1935年初，还在行军途中时，红军的战略性转移尚未被命名为长征。当时共产党人称之为“西征”，因为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正在向西部的省份进军。［3］在敌对的国民党军队看来，红军的西进只配称之为“西窜”而已。［4］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二万里长征”一词最早出现在蒋介石一次讲话当中，用来指他的国军对共产党人的追剿。薛岳是国民党的一员骁将，他曾率领国民党第二路军追击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从江西沿路追击，一直把中央红军追赶到四川。据薛岳讲，当他完成追剿任务后，蒋介石曾发表讲话予以赞扬。蒋说：“通观古今，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进行过这样一个行军两万多里的长征。今天，我们创下了这个纪录，而创造这个纪录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第二路军的将士们。”就共产党方面来说，只是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结束其长征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才开始使用长征一词。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5］这些话不仅标志着共产党人开始使用长征一词，而且显然也表明毛泽东把他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看成是长征的结束，尽管当他在1935年底讲这番话时，另外两大主力红军还在为完成他们各自的长征而辛苦挣扎。　　　　
　　　　要么是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要么是仅仅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因为长征不久便成了全党全军乃至有关人员的一种名誉和资历的象征———后来在官方的表述中，长征的持续时间延长到1936年10月，以便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征战历程也包括进去。而长征的起始时间则仍然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的日期。因此，在正式的中央出版物中，长征的期限现在被确定为从1934年10月始，到1936年10月止。［6］　　　　
　　　　然而，这里便有一个逻辑方面的问题。如果说长征不仅是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而且也指其他红军部队的长征，那么红军的长征就不止一个，而是有几个，而长征的起始时间———若把长征看成一个综合历史时期的话———也就必须由此加以更正才对。事实上，早在1932年秋季，由于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红三军就已撤离各自的根据地，开始远征行动。正如有些历史学家所指明的，这个时间应作为长征真正开始的时间。［7］　　　　
　　　　关于长征结束的时间也应该有所争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部队在甘肃东部会师，但这未必就意味着长征的结束，因为与此同时，还有2万人的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二，占全部红军的将近一半———正在跨越黄河，“西征”新疆。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这支西路军于1937年初在甘肃遭到灭顶之灾。除非是以成功为其先决条件，否则在此之前长征不应被视为已经结束。基于上述理由，在我的这项研究中，长征被定义为一个跨越1932年末以至1937年初、长达4年之久的历史运动。　　　　
　　　　若抛开具体日期和事件，长征则可以从更加广泛、更加抽象的意义上予以定义。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从华南到华北的一次整体性大转移。长征不仅仅是指某个共产党组织在短期内的某个孤立事件，而是指与共产党的全部主要军事力量有关的、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虽然长征中最精彩的一幕无疑是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从撤离江西到抵达陕北期间所表演的，但是为期更早的其他红军部队从其南方根据地的撤离也应作为必不可少的序幕，而西路军的命运则应看作是这一综合历史事件的尾声。在接下来的几章中，长征一词一般将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即包括从1932年秋季到1937年春季，由几支不同的红军部队所进行的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若干“长征”。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一部分论　题（1）

　　　　不论以前是否明确提出过，在以往描写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史，尤其是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和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导致共产党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和毛泽东的党的领袖地位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能够逐步兴起，然后又走向低潮，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却能够先落而后起？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一直是众说纷纭，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虽然查尔莫斯·约翰逊的主要兴趣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但是，在他所写的关于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的开拓性著作中，也曾试图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中国共产党胜败得失的原因。约翰逊写道：　　　　
　　　　……换句话说，从1921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失败了，因为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来说对共产党所提出的革命主张漠不关心。而在1937年之后，它获得了成功，因为它发出一种令全体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政治呼吁。尽管持有各种虚伪掩饰，共产党大致满足了人民的民族主义要求，在组织对侵略者的抵抗和结束农村战乱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8］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金日平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在他所写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人在江西苏区的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金日平断言：“江西苏区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创建和实施一种有效的政治体制方面，在发动广大农民参加苏维埃革命与建设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而他们“在1934年撤离江西苏区则主要是由于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并不是缺少人民群众的支持”［9］。　　　　
　　　　在约翰逊的论点中存在着事实和逻辑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从1921年到1937年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共产党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时期，因为在1921—1926年、1928—1933年和1936—1937年这三个阶段，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几度高涨，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共产党的力量在总体上明显增强了。此外，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9年间获得了稳步发展，但也不能因此就把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简单地看成是抗日战争的延续，也不是像约翰逊所说的，“共产党因领导抗日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群众支持在后来征服了全中国”那样简单———不过，对这个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作详细阐述。［10］最后，在战争时期（比如20世纪30年代），群众支持（这个词本身就含义不甚明确）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量性的因素。只有当它转变为一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综合力量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交战双方胜负的因素，因此，与其把它当成一种直接的决定性因素（照此推理，便会得出这样一种更可质疑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战败的共产党相比，得胜的国民党想必是得到了更多的群众支持），倒不如把它放在中共为夺取政权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争的综合力量上予以权衡。　　　　
　　　　共产党人在1934年离开江西苏区显然是他们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这方面金日平当然没有错误。令人不解的是，他提出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江西苏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在军事上则相反。这的确也是中共领导人在1935年初所持的观点，但后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军事问题固然重要，但不应忽视共产党的群众动员、社会组织、行政管理、思想宣传和瓦解敌军等政策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军事进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应对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方面金日平没有涉及，我们后面会做进一步说明。　　　　
　　　　本杰明·史华慈对中共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所做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他在研究中曾试图概括毛泽东领导中共走向成功的基本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所造成的有利发展的形势下，加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共产党组织和红军的存在，有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有足够经济给养的经济力等条件，共产党的自治政权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毛泽东在1928年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所表达的这些思想———被史华慈看成是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战略的主要特征。［11］史华慈认为，虽然后来毛泽东对此有所发挥，但是其基本战略几乎没有改变。他把这一概括与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联系起来，总结说：“我认为，这些就是该战略的主要内容。这一战略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相结合，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成功。”［12］　　　　
　　　　然而，有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持不同观点。他们坚信，毛泽东与中共的基本战略在从江西苏区到抗战爆发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Shanti　Swarup把中共在江西苏区的失败说成是由它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纲领过高造成的，而把中共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成功归因于社会改革与民族革命相结合。［13］同样，Tetsuya　Kataoka认为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的巨大胜利与其说是由于以往开展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由于以后实行城市与农村并重路线的结果。［14］　　　　
　　　　虽然有必要给毛泽东的总体战略下一较为准确的定义，但是我还是同意史华慈的观点：毛泽东关于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基本主张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就已形成，此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有几点需要指出：首先，至少应当承认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有很大变化。在瑞金时期，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和红军领导人；而到延安时期，他已成为一位支配全党全军的核心人物。因此，毛泽东的战略后来也就成了全党的战略。由此可见，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在此期间必然是有所变化的。其次，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和后期，毛泽东本人的政治主张也有很大不同。前期反抗国民党，后期联合国民党；前期提“苏维埃政府”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