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7-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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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12月初到达河西走廊中部。西路军的三支部队被分散在永昌到山丹100里的地带。整个部队在一个半月内从21　000人减少到15　000人。［40］　　　　
　　　　12月14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西路军。同时，军委命令陈昌浩和徐向前做好准备回头向东，赶回陕西。毛泽东的目的是把他们召回来加强同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的军事力量，以准备应付南京方面的进攻。西路军留在原地一个星期左右以等待更具体的指示。［41］几天后，军委发来另一个命令，回头向东的计划被取消了。西路军被命令继续执行它的西征计划。毛泽东的电报强调了“打通远方”的战略意义，但没有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新热情耽搁了西路军在关键时刻的近10天时间。如果他们当时回头向东，陈昌浩和徐向前在一两个星期内即可到达兰州。当时的兰州城处在友好的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的管辖之下，不会有任何问题。［42］　　　　
　　　　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他们的部队继续西进。到了新年元旦，他们到达了高台地区，距离新疆仍有400多里。他们真正需要到达新疆以求助于苏联吗？或者他们就应该在这个走廊里开辟一块根据地吗？两种选择都是极其困难的。但犹豫不决更为糟糕，像他们实际所做的那样。当他们在西方作战，却始终挂念着东方。这种情况拖延了他们的脚步。陈昌浩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悲剧在于他常常追求独立，但同时又对独立缺乏心理和实际准备。　　　　
　　　　对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来说，甘肃和青海是他们的老窝。他们宁愿倾尽全力从他们的老家消灭或驱逐出红军，并不需考虑南京政府和红军之间的和解关系。［43］1月中旬，正是隆冬时节，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陷入重围，并在马家军和地方民团的联合进攻下陷于失败。红五军的3　000多人在战斗中全部牺牲，董振堂自杀，政委杨克明被杀。高台战役标志着暂时的平衡被打破，西路军陷入严重的危机。陈昌浩不得不向延安呼救。［44］　　　　
　　　　经过几天的犹豫，援西军在军委指示下正式成立，刘伯承做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为了援救西路军，新组成的部队从离高台1　500里的陕西北部三原出发，在2月初到达了黄河东岸。［45］陈昌浩和徐向前把他们的部队向东移动100里来接应援军。他们打败了一些地方武装，并俘虏了800名警察。但很明显的是太晚了，他们离增援军还有700里，并且沿途有敌军重兵布防。2月底，他们被迫再次调头向西转移。最致命的战斗终于在3月初发生在甘肃西部的倪家营子。西路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2　000人。在石窝子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后，陈昌浩和徐向前离队返回延安，西路军由王树声、李先念等人员负责指挥。［46］　　　　
　　　　保留下来的部队被分成两个游击支队。李先念成功地率领他的左支队通过祁连山脉，到达戈壁沙漠，进入新疆。终于从那里，他们被莫斯科回途中的陈云带领于1937年5月抵达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又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陕北。［47］王树声带领他的右支队在甘肃西部进行游击活动。他们不断受到敌军打击，最后只剩下不到10人。这些人在山洞里藏了几天后，决定停止活动，他们当中有7人化装回到了延安。［48］这就是西路军最终的命运。起初，它有21　000人出发；最后，返回到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不足1　000人。　　　　
　　　　将军马步芳和马步青根本不讲什么道德信仰之类，不管是儒家道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管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倪家营子之战结束后，有1　000多红军俘虏被活埋；3　000多人被编成兵团去服苦役；老弱病残者，统统杀害———为了节省子弹而用刀砍头或者干脆活埋；大约有1　000多人被送到南京政府去完成征兵名额，送红军当白军也无所谓的；女红军战士和护士被按照她们的年龄和容貌分配给各级官兵做小老婆。从最高尚的理想到最残忍的现实，从共产主义革命派到职业反革命派，西路军的命运是对于人类肉体的承受力和灵魂的伸缩性的一场悲剧性考验！［49］　　　　
　　　　西路军的毁灭深刻地影响了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特别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权力平衡。张国焘于1936年11月初跟随周恩来到达陕西北部的保安。回到毛泽东控制的地盘后，张国焘发现他已没有任何地位对军事指挥发号施令。从军事实力角度来讲，当时陕北大约有4万红军部队，其中红一方面军有2万人，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自1万人。很明显，张国焘在这方面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就职务名称而言，张处于更大的劣势。到1936年底，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在党、政府和军队中确立了他不可动摇的最高地位。至于两个以前的中介协调人，任弼时留在前线，张浩被重新分配去做工会工作。西南局和西北局都已自动取消，不值一提。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忙于处理内外各种事务，张国焘成为孤家寡人。　　　　
　　　　张国焘与毛泽东讨价还价的惟一救命稻草就是西路军。如果西路军能够顺利地到达新疆，在那儿开创一个新的根据地，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密切的联系，张国焘仍会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如果陕北的毛泽东同时被蒋介石围剿压迫进行另一次向西长征，张国焘也许会再次获得他的优越地位。［50］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同志———西路军（3）

　　　　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以前的红二十五军（本来属于张国焘的部队）、任弼时和红二方面军，以及作为共产国际的特使张浩，也许都会转向张国焘。毛泽东与归国留苏生之间，毛泽东与朱德之间，乃至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之间的一切矛盾，也许将会有助于张国焘。所有一切取决于共产党的这两大军队派别（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各自干得好坏。如果双方都干得很出色，那么党内矛盾就会处于平衡状态；如果双方都失败了，那么共产党本身将走向毁灭；若是有一方干得好，而另一方干得不好，那么就意味着毛泽东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将发生倾斜。设想毕竟是设想，现实情况是到1936年底，毛泽东已经确定地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和威望，这种结果是对他的红一方面军过去一年中努力和成功的公正奖赏，而西路军完全失败了，张国焘作为共产党政治家的命运也随之终结。先是毛泽东发起了对张国焘的批判，然后又是毛泽东出面要求对张国焘给予宽大处分。这同蒋介石对待张学良的做法大同小异。［51］这里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作为政治家似乎也具有相同的手段：剥夺了挑战者的政治影响，保留其肉体存在也许是必要的。关于西路军的军事失败同他本人在党内的政治失败的密切联系，张国焘直言不讳地说道：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形势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的我打击很大。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了我。打击得我抬不起头来。这场斗争也表明毛式党内斗争的极端残忍性。［52］　　　　
　　　　尽管张国焘指责毛泽东自私自利，但是他本人的自私野心是同样显而易见的。首先，他避免参加宁夏战役，仅仅是为了保存他自己的部队；然后他又派西路军出发开辟他自己的军事根据地，再把剩下的部队控制在手中来与毛泽东竞争最高领导权。这些做法最终被证明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不明智的。更应受谴责的也许是张国焘而不是毛泽东。张国焘的心思过分纠缠于党内斗争，以致使他不能认识到，只有通过外部的成功才能获得内部的权力。　　　　
　　　　再者，西路军也提供了它自己的教训。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从华南转移到华北是必需的。但是，对“北方”这个词须作有限的定义才是。只有避免“过远的北上”，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最终在北方站住脚跟。如果像西路军那样打算走到遥远的西北边境新疆去，将会脱离中国本土的政治舞台中心，导致对苏联的完全依赖，中国共产党也将随之丧失它的个体性和自主性。这样的后果似乎违背了中国现代史的“天命”，如果读者诸君允许我给历史研究增加一点神秘色彩的话。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竞争者———第二次国共合作（1）

　　　　尽管国共两党彼此公开谩骂攻击，但是早在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抵达陕北不久，共产党与南京政府之间就进行了秘密接触。更有趣的是，国民党首先表示了这种可能性。1932年10月莫斯科和南京之间恢复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随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在外交方面的主要考虑是改善他同苏联的关系以牵制日益加深的日本侵略。恰当地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就被看作一种对苏联求助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已被10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所证明。［53］　　　　
　　　　1935年初，邓文仪赴莫斯科担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在同年秋天回国述职时，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真诚态度。邓随即被委任以促进与苏联友好关系的特殊使命返回莫斯科。在他的回忆录中，邓文仪这样说道：　　　　
　　　　在我三月初回到莫斯科后，除了繁忙的武官处日常工作外，我设法和大批的苏联军官接触。这些人过去曾经作为军事顾问来过中国，现在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我也会见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我们进行坦率而诚恳的交谈。［54］　　　　
　　　　在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会见中，邓文仪建议国共双方进行双边谈判。王明回答说既然两党的中央委员会都在国内，会谈就应该在国内举行而不是莫斯科。为了这个目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共产党这边的代表。邓和潘第一次见面定在莫斯科，然后潘回到上海并开始同国民党的代表张冲作进一步的会谈。［55］　　　　
　　　　另一条联系渠道大约同时开通，在国民党一边是南京政府交通部副部长曾养甫的高级助理谌小芩，在谌和曾之上是陈果夫，而后者是国民党内少数几个权威人物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是中共北平委员会的吕振羽和周小舟，还有北方局的王世英。双方以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为幕后背景谈判了几个月。这样相互摸底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似乎比蒋介石更着急。1936年1月，周小舟去南京与曾养甫进行非正式会谈，交给他一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写给陈果夫的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时致信给国民党其他领导人如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和宋庆龄等。不久，两个秘密特使带着财政部的证件，被宋子文派往西安。从那里他们又被张学良的人护送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通过他们给南京带去了更多的信息。［56］　　　　
　　　　从5月开始，“半正式”会谈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继续举行。1936年8月，陈果夫在杭州以个人身份接待潘汉年。陈代表蒋介石告诉潘：中共的政权必须取缔；红军可以保留3　000人，但所有师以上的高级军官必须解职并送出国。很自然，潘不可能接受这样苛刻的条件。陈果夫又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由蒋和周面谈”［57］。　　　　
　　　　到目前为止，国共谈判没有任何成果，但也不是完全无益———至少对共产党来说是如此。他们建立了与南京政府的各种联系，并获得了大量经验。在193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像一条章鱼，在各个方面伸展它的触须来寻找所有可能捕捉到的目标。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当张学良频繁周旋于他的洋人教师威廉·端纳和女性朋友蒋夫人时，中共代表团正忙于利用一切机会与南京政府内部各派势力的接触。这种情况可以清楚地在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指示信件中看到。指示信的第一部分列举了释放蒋介石的六种条件；第二部分突然转到似乎不相干的若干事情上。指示信要求周恩来不仅要“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及二陈派等谈判”，“争取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菘甫、董钊等进行接洽”；“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而且还“招致英美顾问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58］。　　　　
　　　　这里很清楚的是，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要把西安事变看作从根本上改善与国民党关系的宝贵机会，要越过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中国共产党创造更加宽广的政治前景。事实上，周恩来大致实现了这一目标。宋子文要求中共派特别代表到上海与他保持秘密接触。蒋介石以个人身份邀请周恩来到南京进行更多的双边正式会谈。［59］　　　　
　　　　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中共领导并没有由于这次事变变得趾高气扬和贪得无厌，相反在国民党的代表面前表现得更加谦恭忍让。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作为国共合作的基础。要求国民党：“（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将履行以下四项承诺：“（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0］　　　　
　　　　电文的措辞是谦和有礼的，它所提的几项条件似乎都比较合理动听。最后两项显然不属于本质的东西。它所提出的四项承诺听起来确实是对他们过去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激烈政策的重大退让。2月15日，党中央发出了一个内部文件，专门解释了这条新的政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