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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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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玩忽职守。他注意谨慎地投资，在萧条时期维持最低业务，一旦市场红火，他便进行充满希望的冒险，以求迅速发展。
毛泽东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富有远见而不是心胸狭隘的企业家。他除了教给同事们专业技术上的技能外，还给他们讲授创家立业所需的基本道德伦理。毛泽东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如同新教徒引用圣经一样———两者都是作为实践活动所必要的精神鼓舞———而从来不相信无论马克思还是上帝会保佑那些自己不能照顾自己的人。［3］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盟友———西安事变（1）
1936年初，毛泽东在陕北根据地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东北军和西北军达成和平。与这些国民党地方军休战，不仅能消除对红军的直接威胁，而且还会形成一个阻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陕西的缓冲区。在这个时刻、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他的部队的生存和安全。至于说长远未来的结果，似乎因为过于复杂还很难预料。当时的毛泽东既练达又自信，在复杂局势面前从不退缩。情况越复杂，机会也就越多。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以全体红军的名义，给东北军的全体将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回顾了东北军将士们在过去几年里的痛苦经历———由于日本人的侵略而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并且在信中打抱不平，抗议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歧视。公开信说：“蒋介石把东北军今天调到鄂豫皖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4］该信使用了最中肯的语言和最谦和的语调，号召东北军立刻与红军实行休战。
经过耐心和细致的工作，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936年春天建立了初步的联系。4月9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周恩来秘密去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了正式的会谈。［5］张学良作为“少帅”，是从他军阀父亲那儿继承了对东北军的领导权。他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飞到延安。张学良思想浪漫，但缺少政治经验，在会谈中完全被周恩来的外交魅力所征服，以至于他实际上已忘却了他自己作为一个国民党将军的身份。“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怎么搞也没用。”张学良向周恩来坦言说：“对中国来说，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法西斯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6］周恩来有足够的经验来应付这位少帅———外表上作为私人身份坦率而真挚，内心则忠于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种利益和原则。从共产党的立场看，会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张学良不仅同意停止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而且答应开放与红军的粮食和弹药贸易。为了显示他的慷慨大度，张学良还捐献了2万两银元作为个人的礼物送给红军。
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同东北军的关系，中共中央在1936年6月20日发出一个指示，详细规定了处理与东北军关系的几项原则。文件限在党内传阅。就总的原则而言，该文件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的。［7］
与3年前处理福建起义时的态度大不相同了，共产党人现在已能熟练地掌握政治谈判的技巧。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国人可以普遍接受的爱国口号，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抗日而战”，而不像过去那样，一方面坚持阶级斗争的过高的立场，而另一方面私下施展一些小计谋。
党中央这个指示没有忘记采取具体的措施，它号召要通过“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结合”，以及“外部方式与内部方式相结合”来做东北军的工作。这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仅要与东北军的上层官员谈判，而且要在东北军的各级官兵中进行鼓动，既要公开地对东北军进行宣传，也要在其内部建立秘密的组织机构。它坚持“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以及“东北军中建立的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之间不可发生横的联系”［8］。更为高明的是，该指示还强调，在必要的和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为了维持联盟必须对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但“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9］。最后，这个指示描述了中共“经理”毛泽东对他的东北军“顾客”的态度如下：
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是站在敌人之上，它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它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它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它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东北军各种各样的表现。［10］
一旦他们成功地获得和平并与东北军结成同盟，共产党人就开始一步步把张学良向前推进，不仅着眼于巩固他们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且把这种双边关系的影响扩展到全国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下一个步骤是促使张学良和杨虎城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鼓动他们公开反抗蒋介石的命令。与这种情形相联系，很有意思的是，当他们与张、杨的联盟还不巩固而张、杨奋起反抗蒋介石的机会仍然脆弱时，共产党人公开号召推翻蒋介石；但后来当这种联盟已牢固地建立，并且张、杨反抗蒋的机会已确实存在时，共产党人却降低了他们谴责蒋的调门。正如后来所证明，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鼓动张、杨反蒋的途径。中共运用的这种“政治艺术”———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可以从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中看出来。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到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救亡抗日协定草案。寇深祸重，愿先生速起图之。［11］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盟友———西安事变（2）
与中共的秘密合作引起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出乎张学良的想象之外，却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张学良被拽进了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越来越深的冲突之中。在这些冲突中，“八二九”事件和山城堡战斗是最有爆炸性的。作为中共与东北军联合的结果，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飞到西安并参加了张、杨的部队，他们公开和秘密的活动，自然引起了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陕西省政府的关注。8月29日，国民党警察侦查到在张学良部队中名叫宋黎的共产党员，随即将他逮捕。但是在回警察局的路上，杨虎城的警卫部队同时扣押了被捕者和捕捉者。张学良命令立刻释放宋黎。由于担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整理有关他和共产党接触的材料和报告，张学良派部队到省党部，没收那里所有的秘密档案材料。事后张学良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原谅，由于当时两广事变处于高峰时刻，蒋介石不能不默默地吞下这粒苦丸。［12］
在1936年10月末的山城堡战斗中，张学良的部队是国民党进攻部队的一部分。但东北军前线将领王以哲在与胡宗南共同反击红军的战役中，编造各种借口按兵不动。当胡宗南的一个师最终陷入共产党的埋伏之中时，附近的东北军也不来救援，王以哲甚至拒不接收胡宗南打来的加急军事电报。当胡宗南在战后把这个问题告知南京时，张学良不得不再次为他部下的“疏忽大意”表示道歉而请求原谅。［13］
12月初，蒋介石飞去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后摊牌。他为张、杨指出两种可能性，即要么所有部队开赴前线与共产党作战，要么把他们的部队调到别的省份，好让国民党中央军进来剿共。这两个建议都不能被张、杨所接受。他们既不愿与共产党作战，也不愿退出他们自己的陕西地盘。这样，西安事变就成为中共和东北军联合的一个必然后果了。［14］
1936年下半年，共产党已渗入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西安的大中学生中。从9月到12月，西安发生了多起群众集会。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众集会是由学生团体发动的，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党组织的。12月9日，发生了有近两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学生示威运动，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针对共产党的内战，实行联合抗日。当学生赶到临潼时，蒋介石命令他的警卫部队做好开枪的准备，同时打电话告诉张学良要他阻止学生。张学良匆忙赶上游行队伍，却被东北大学学生的口号和标语所深深感动。学生振臂高呼“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愿为抗日而死”。少帅热泪盈眶，最后答应学生们“在一周内以实际行动予以答复”。现在已很清楚，这次学生示威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组织的。［15］
张学良兑现了他的诺言。三天后（12月12日）他与西北军的杨虎城一道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劫持了临潼的蒋介石和他在西安的副官们。这次政变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共产党领导人最初是从他们在东北军的联络代表那里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次日，当蒋介石已被扣押并带回西安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给保安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告知他们的立场并要求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16］
当然，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甚至党内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高喊“杀掉蒋介石”，随后立即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庆祝大会。［17］但是所有这些情绪性的反应并不能作为中共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适当立场。中共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的立场可以从党中央给北方局的电报中看出来。1936年12月12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中共赞扬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把蒋介石送给人民作公开的审判。［18］两天以后，另一封电报则说道：“我们不应该将我们放在南京政府的对立面上，我们将仍然团结并促使南京政府抗日派和中间派来采取抗日政策。”［19］简单地说，中共的最初立场是支持张、杨；要求对蒋进行公审；分化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便在这最初阶段，共产党领导人也已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个人的蒋介石并不像作为集体政治势力的南京政府那样重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发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原文现在仍未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里面有不少自我标榜的话，把这次事变说成是他们“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胜利，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等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立即给以答复，因为他们不得不等待苏联和斯大林的决定，如果不是完全依赖的话。
苏联最初是从它自己驻南京大使馆了解到西安事变的发生的，它的反应则主要依据它自己当时在东亚的外交利益。它并没有太多地考虑中国共产党，也根本不尊重实际情况。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严厉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20］3天后，这个俄共官方喉舌甚至走得更远，它宣布：“据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最新消息来看，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反对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它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阴谋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21］苏联政府的自私和固执简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也觉得把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指为日本代理人“非常可笑”［22］。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以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名义回电。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试图把苏联与中共的相反立场撮合在一起。但这封电报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首先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电文如下：
根据你们的电报，我们建议你们采取下列立场：
1？郾不论张学良的动机如何，他的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损害全国反日战线上所有力量的团结。
2？郾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共应该充分考虑到上述因素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此次事变。［23］
延安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已到达西安。周恩来12月15日离开保安，次日到达延安，从那里周乘坐由张学良提供的专机于1936年12月16日下午到达西安。起初，周恩来认为他的授权是有限的，因为共产国际尚未回电。16日或17日，收到共产国际来电，18日又收到党中央的指示。这时，周恩来坚定了寻求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立场。［24］
苏联和中共出于各自的政治考虑而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个反对，一个支持。对苏联的外交利益来说，中国和中共只不过是一个小的方面；但是对中共来说，西安事变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毛泽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非常谨慎。经过共产国际的协调，最终苏联和中共都同意寻求和平解决。如何保全蒋介石个人的生命问题，这时已变得非常容易，只要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并不反对释放蒋介石个人。周恩来的真正使命不在于去劝说释放蒋介石，而在于向蒋介石榨取出共产党人的各种要求。从12月16日到25日，中共代表团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想而展开的。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盟友———西安事变（3）
浪漫而好感情用事的少帅张学良先是最希望扣押蒋介石，而后又最着急释放蒋。杨虎城是老军阀，更显得深谋远虑。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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