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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2-惜别:鲁迅书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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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周先生也不大见外，常常来我的县厅里的住处玩。一向沉默寡言的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件事告诉房东那家人，周先生就已经和那家人亲密起来了。那家是贫穷人家。中年的木工、妻子和十岁左右女儿的三口之家，借宿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木工喝酒，夫妻二人常常吵架，但与周先生在荒町的借宿处――有许多借宿者的小旅馆比起来，我这里少许有些家庭的情趣，对于当时热衷于日本研究的周先生来说，这个贫穷的家庭，好像也成了他研究的对象。他主动地与这家人来往，特别是与那个十岁左右的黑黑的笨手笨脚的小姑娘成了好朋友。有时他讲支那的故事给她听，或者有时从小姑娘那儿学唱歌。有一次，小姑娘请周先生帮她修改寄给战地的伯父的慰问信，周先生对于这个天真无邪的请求很高兴，并曾把信拿给我看。
“写得真好。哪儿都不能改。”他一边说一边仔细地品味那个小姑娘写的信。
那是一封很平常的信：“去年没跟您联系，久疏问候！听说您在月亮都冻僵了的西伯利亚平原上俘虏了俄国人，还光荣地参加了有威望的敢死队，知道您还像以前一样积极进取、意气风发，我很高兴。保重身体，为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尽忠。”
“月亮都冻僵了的西伯利亚，”首先周先生很满意这一句。周先生虽然说自己对景色不感兴趣，但对月亮，似乎不怎么讨厌。让周先生最为感叹的是，在这短短的信中，贯穿的一颗鲜明的忠义之心。
“写得真清楚啊！”周先生好像自己有什么大功劳似的洋洋得意地说。“没有犹豫，畅快地说出来，‘为天皇陛下尽忠’，说得是那么干脆爽快、那么naturlich（德语，“朴实无华”之意）。日本人思想的全部都集中在‘忠’这个观念上。我以前认为日本人没有哲学，可以说‘忠’这种Einheit（德语，“统一”之意）的哲学很久以前就被日本人fleischwerden（德语，“变为肉”之义，此处可理解为“消化”）了。这种哲学太被purifizieren（德语，“净化”之意）了，人们反而没有注意到。”像往常一样，他兴奋的时候，总是喜欢说许多德语。
“不过，忠孝思想不是从你的国家传来的吗？”我故意泼他的冷水。
“不，不是的。”周先生立即否定道：“你或许知道，支那的天子不是万世一系的。从尧舜的禅让制开始，夏朝在四百年中改朝换代了十七次，到了桀称王时，成汤被放逐南疆。这也可以称作是支那武力革命的渊源，从那以后帝位的巧取豪夺反反复复，虽然每次都是不得已的Operation（德语，“军事行动”之意），但新登基的君主，大约还是怀着种内疚的心理吧，都要先为自己辩解一番。所说的‘忠’这种观念，奇怪地被当做复杂而暧昧的东西了。
说是取而代之，也许有些奇怪。国家大力地提倡‘孝’，以此为治国之本，产生了将国民的伦理观统一为‘孝’的倾向。因此，在支那，虽然常常说‘忠孝’，但‘忠’仅仅是起了‘孝’的接头语的作用而已，主要是‘孝’。而这‘孝’原本就是包含着政策意味的、被鼓励的道德，有劝诫的意思。统治者极度地利用这一点，把反对自己的人贯以不孝的罪名杀死，因而这‘孝’成了统治者权谋诡计的工具，被统治的人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不孝的罪名被杀，所以从早到晚都战战兢兢，很夸张地孝顺父母，因此最后才有‘二十四孝’那样愚蠢的传说流传在民间。
“可是，你说得也太严重了。二十四孝，是日本孝道的学习典范。并不愚蠢。”
《惜别》 第三部分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2）
“那么，二十四孝是什么？你全知道吗？”
“虽然我不全知道，但像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啊、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啊，我小时候听过，我们十分尊敬那些孝子。”
“嗯，就算那些故事无可厚非，老莱子的故事你不知道吧？是七十岁的老莱子向他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像婴儿那样撒娇的故事。你不知道吧？其撒娇的方式是很荒谬的。常穿着婴儿穿的花衣服，‘咚咚’摇着拨浪鼓，围着他的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爬来爬去，‘啊、啊’叫着，逗父母开心。怎么样？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图画书上看到的，那本图画书十分奇怪，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穿着婴儿的衣服摇着拨浪鼓的图画，实在肉麻，使人无法正视。他的双亲看到他的样子果真觉得可爱吗？我幼时看的图画书上，那对九十岁、一百岁的双亲看着自己七十岁的傻儿子时，是一脸无奈、一脸为难的。是的。是Wahnwitz（德语，“精神错乱”之意）。不是正常的精神行为。
另外，还有这样的事儿。有个叫郭巨的男子，非常贫穷，常为自己不能让老母吃饱饭而苦恼。郭巨既有妻子又有孩子。他的孩子三岁。说是老母，三岁的孩子应该叫为奶奶。一次，见这个奶奶把自己碗里的吃的少少地分给了三岁的孙子一些，郭巨很过意不去。老母的饭本来就不够吃，现在我们三岁的孩子又来抢她的饭，不得不把孩子埋掉。那本书上有这样一幅画：将要被活埋的三岁的孩子，被抱在郭巨的妻子的怀里正高兴地笑着，郭巨在旁边满头大汗地挖坑。我自从看了那幅画以后，就对自己的祖母敬而远之了。因为，那时我家家境正在坏下去，万一祖母给我些点心什么的，我父亲过意不去，说：‘不得不把这孩子埋掉。’那不是很惨吗？我突然觉得家庭这个东西很可怕。这样一来，儒者先生们好不容易得出的教训也便毫无意义了。倒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日本人很聪明，所以并未把这种二十四孝作为孝行的标准。你可是说了奉承话啊。
我最近在休闲馆，听了叫二十四孝的相声。讲的是一个人，想要孝敬母亲，于是问她想不想吃竹笋？母亲回绝说自己牙不好，实在不能吃。我认为日本人很聪明。不会被愚蠢的事蒙蔽。所谓文明并不是使生活方式时髦化。明辨是非才是文明的本质。看穿伪善。拥有这种洞察力的人才是有教养的人。
日本人接受了祖先传下来的好的教养。出于本能似的，仅仅选择、摄取了支那思想的健全部分。在日本，支那好像是被看做儒教之国，但支那乃道教之国。民众信仰的对象不是孔孟，而是神仙‘长生不老的迷信’。但是在日本，不老不死的神仙说之类根本无人理睬。人们仅仅把它当作笑料。认为神仙这个词简直就是白痴、疯子的代名词。
因为日本的思想被统一在‘忠’上面，所以不需要神仙和二十四孝。‘忠’就是孝行。前阵子我们一起看的戏剧中的政纲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忠’。没有教育孩子要对母亲尽孝。但是，因为‘忠’就是‘孝’，所以那样就可以了。于是日本人看那出戏时都哭了。而把‘仙人’、‘二十四孝’作为相声的内容，成了人们的笑料。”
“不，对不起。”我禁不住恭维道：“大概是日本人刻薄的缘故吧。但其实并不是蔑视你们国家教育子民的信条，这种辛辣地嘲笑别人的坏毛病要不得。”
“不，日本人的嘲讽仅仅是有气势，反而是淡薄的。说‘辛辣’不准确。在支那有‘他妈的’这样的脏话，这个才真正的辛辣。是很过分的话。很下流卑劣，我不想说它的意思，除了支那，恐怕世界上没有其它民族能发明出这种致命的脏话了。仅此一点支那世界第一。”
“我虽然不知道那个‘他妈的’是什么东西，不过，我总觉得，中国能称得上世界第一的绝不止这个，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也许仅仅是我的一种判断，我觉得在你们国家，正流传着我们难以想像的伟大的传统。你把自己的国家说得那么不好，可是藤野先生说‘支那保存着好的传统，所以反抗者从那传统的继承者中产生出来。’每次我听到你对支那的批判，却反而感到支那的博大精深。支那是绝不会灭亡的。只要有十个像你这样的人，支那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级大国。”
“别奉承我了。”周先生苦笑道，“支那要是像现在这样可不行。绝对不行。只要是有那种认为自己有余裕的满不在乎的自负心理，就不行。日本人都有干劲、有目标、并且很认真。支那必须要学习日本这种态度。”
那时，我动不动就同周先生进行这种中日比较的讨论。周先生兴奋地打算着：等这学年结束、一放暑假，就去东京，告诉同胞的留日学生们他发现的神国之清洁感、直截的一元哲学并启发他们。不久到了暑假，周先生去了东京，而我回了乡下老家。我们分开了两个月。
九月，随着新学年的开始，我又在仙台见到了周先生，久违了的面孔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周先生和以前不同了。虽不至于冷淡但总觉得他的目光犀利而敏锐，即便是笑，脸上也有种冷飕飕的阴影。
我问他：“东京怎么样？”他很奇怪地苦笑说：“东京人很忙，电车轨道一天天向四方延伸开去，那是现在东京的symbol（德语，“象征”之意）吧。到处都不安定，对战争的讲和条件不满。东京市民义愤填膺地到处开演说会，局势很不稳定。传说现在东京已经施行了戒严令。东京人的爱国心太过天真了。”
“贵国的学生们对‘忠’的一元论反响如何？”
周先生好像突然牙痛般地扭曲着脸说：“这个……，太忙了，什么是什么，对我来说，已经搞不清楚了。日本人的爱国心虽然不稳定，但毕竟本质是单纯的、明朗的，可我们的爱国心是复杂的、灰暗的。不，也许没那么严重，反正有许多事我不明白。太难了。实在搞不懂。”
他又冷冷地微笑着说：“不过，不少日本青年现在正在研究世界文学。去书店时我很吃惊，各国的文学书籍，很多都到货了，日本的年轻人积极地选购着。也可以说是在为生命的充实而努力吧。我也模仿他们，少许买了些书回来。打算不逊色于他们地从事研究。我的竞争对手是东京的年轻人。这些人对新的世界正在erwachen（德语，“觉醒”之意）。我对东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此后，课程一结束，周先生就马上回自己的宿舍，很少像以前那样来我住的地方玩了。一个寒风瑟瑟的晚上，很稀奇，津田君来到了我的住处，一副很奇怪的表情说：“出了件麻烦事。”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收信人是周树人，发信人是直言山人。我想：真是个不怎么样的匿名，略微迟疑了一下，便皱着眉看了信。那内容更糟。字也是缭乱的草体，简直是一封散发着臭气的肮脏信件。首先，上面大大地写着：“你改悔吧！”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一直以来我就很讨厌这种预言似的刺耳的话。接下去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所谓“直言”的话，罗罗嗦嗦、颇为难懂，大意是说：你怯懦，你事先从藤野先生那里泄露了解剖学的考题。其证据，是你的解剖学的笔记上，藤野先生用红笔标注了记号。你没有及格的资格，改悔吧！等等。
《惜别》 第三部分身为异国人的周先生（3）
“这算什么。”我想撕掉那封信。
津田君却慌忙说“等等、等等。”一下子把信从我手中夺了过去，“这可是大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实际上是件不愉快的事。我必须得喝点儿酒。这家人一点儿酒都没有吗？”
我苦笑了一下，问借宿的那家人是否有酒。妻子说，“白酒今晚被丈夫喝了，不过还有啤酒。”
我问津田君：“啤酒行吗？”
他一副稍有些痛苦的表情说：“啤酒？吹着冷风喝啤酒真是蠢透了，好吧。没关系。拿来吧。”
津田君一个人咕咚咕咚喝着啤酒。
“哇，真冷啊。秋天的啤酒，真够呛。”他喊着，打起了冷战，结结巴巴地开始讲起这件事的重大性。因为是嘴唇青紫，全身哆嗦的演讲，竟也营造出了一种非同平常小事般的凝重气氛。
“这是国际问题。”他像往常一样夸张地说。“这件事，看似是周先生个人的事，其实不然。现在清国留学生散布日本全国，人数已接近一万。也就是说，在周先生的背后，有一万名清国留学生待命。周先生一旦发怒，这一万名留学生必然站出来声援。指责起来的时候，且不说仙台医专的名誉受损，我们文化部、外交部也说不定要向清政府道歉。这的确会给中日亲善外交抹黑。这件事，你怎么想？”
我像往常那样装做不在意地说：“周先生看到那封信了吗？”
“看了。今天我们一起从学校回来，这封信已经被寄到了宿舍。周先生拿到信后很无所谓地装进了衣兜，上了台阶。当时我有一种预感便叫住了他。说：‘把信在这儿拆了吧。’周先生站在走廊里，默默地打开了信。大致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就要撕掉。”
“就是嘛。这种不干净的信，谁都会想撕掉的。”
“哎，别打岔。我拿起那封信一看，愈发紧张起来。”
“怎么。你不会认识寄信的那个人吧？”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认识。是矢岛。那个Landdandy（德语，“乡下花花公子”之意）。”
他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了几天前的一件小事。是在藤野先生的课上。先生一进教室，班委会的新干事矢岛马上站起来走到黑板前写道：“明天开班会，全体无一遗漏务必出席。”然后在“漏”字上画了二个圈。五、六个学生哄笑起来。我简单地以为因为班委会人总不齐，才特意强调“无一遗漏”的。可是，那是矢岛拙劣的讽刺。当时，藤野先生和周先生都在，想暗暗讽刺考试“漏题”，矢岛才用了这种卑鄙的小伎俩。
一想到这儿，我的火就上来了，“揍他一顿！”总觉得不能便宜了这种卑鄙小人。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平凡的六十年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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