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2-惜别:鲁迅书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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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埃及的土地上，坐在炖肉的锅旁，吃着面包的时候，即便是让耶和华的手杀死我们，那也是幸福的。而你却把我们领到这片荒野，我们全都会饿死的。’他们口无遮拦、毫无理智地抱怨着。我联想到自己国家现在的民众，感到十分痛苦，实在无法听完这次布道，于是中途逃了回来，实在太寂寞了，就跑到你这儿来了。绝望，不，说绝望有些讨厌，那是煞有介事的词语。说什么好呢？所谓的民众，大体就是那样吧。”　　　　
　　　　“虽然我对圣书里的事一无所知，但那个叫摩西的，最后还是成功了吧？在西奈山的山顶，指着约旦河的美丽流域，便能看到他自己的故乡。不是有这样精彩的地方吗？”　　　　
　　　　“唉，可是，在那之前的四十年的岁月里，他的同胞们要忍受不吃不喝的痛苦。能做到吗？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四十年。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今年夏天是在东京度过的，我所得到的感受还是对挽救民众的怀疑。请原谅我的喋喋不休。在松岛时的高谈阔论是愉快的，但今晚的告白却是暗淡的。”　　　　
　　　　周先生笑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刚才笑了。为什么笑呢？埃及的奴隶一定也不时地露出这种莫名的微笑。即使奴隶也发笑。不，也许正因为是奴隶才发笑。我在仙台街上散步时曾留意过俘虏的表情，那些人几乎不笑。这表示他们还抱着某种希望。即便只是抱着想早日回国的焦虑，也是比奴隶要强的。我偶尔给那些人烟，他们的表情显得理所当然。这表明他们还没有沦为奴隶。”　　　　
　　　　那时，在仙台的俄罗斯俘虏多时达到两千人，分别被收容在荒町、新寺小路附近的寺院，或是宫城原野的小木屋里。从那年的秋天开始这些俘虏被允许可以自由地在市内散步，我虽然不知道俄语的正确发音，但他们不停地说想要パピロス，我猜想那大概是烟的意思，就连仙台的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也记住了这个パピロス，常对俘虏们说：“想抽烟吗？”俘虏们一点头，孩子们就高兴地跑到烟店，买来烟给他们，很是得意。　　　　
　　　　“我给那些人烟，他们很平静，我反而不好意思了。甚至感到是种侮辱。难道这些俘虏看出我是支那人了？他们知道支那现在马上就会沦为列强的奴隶，因此，仅仅对我有种优越感？不，这的确只是我的偏见。是的。我这次在东京感到的就是这种偏见。我很不安。对于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也感到十分不安。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在松岛的高谈阔论十分幼稚。在怀念自己当时的单纯幼稚的同时，也感到很羞愧。一想起来就脸红。或许我总是醉心于天真的理论吧！我当时自认为深知支那的现状，但那全是少年天真的个人独断而已。　　　　
　　　　我什么都不懂。现在变得越来越无法判断了。不要说支那的现状了，就连我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都不明白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同胞说我是日本迷。甚至说我是汉民族的背叛者。更有人到处传言，说看到我和日本女人一起散步。为什么我会这样不讨大家喜欢呢？是因为我说了支那的坏话、表扬了日本的忠义哲学吗？还是因为没有和他们一起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我对于他们的那种革命热情深有同感。现在黄兴派和孙文派也就要实现合作，成立支那革命同盟会了。而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同盟会的成员，据他们说支那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我又为什么这样悲观呢？他们的气势越是高扬，我的心情越是低落。你怎么样？　　　　
　　　　我小时候，看到别人热烈地鼓掌，也跟着一起鼓掌，现在想起来，十分不好意思。听到慷慨激昂的演说，我内心很激动，可是看到别人热烈鼓掌时，我却无论如何不能为这场演说鼓掌。内心的感动越大，鼓掌之类的越是对演说者的无意义的虚礼，反而失礼。我觉得沉默更能表达真正的敬意，变得厌恶起鼓掌的喧噪来。学校开运动会时的拉拉队也是同样的。另外关于基督教，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爱自己那样爱邻人’的思想，有时很想追随基督教，可是教会中夸张的动作却阻碍了我的信仰。你也曾对我说过：我虽是支那人却不说孔孟之语。对你们来说，这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我是尽力不说的。我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讲着孔孟之道的人。像藤野先生那样的好人，当他说古圣贤的话时，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


《惜别》　第三部分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2）

　　　　我们从小就被支那的儒者先生们强迫背诵令人讨厌的古圣贤的话。这样我们就被培育成了讨厌儒教的男子。我绝不是轻视孔孟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本，或说成是‘仁’，或说成是‘中庸’，或说成是‘宽恕’，有许多种说法，而我认为是‘礼’。‘礼’的思想是很微妙的。用哲学术语来讲，‘礼’是爱的思想表达法。人类生活的痛苦可以说尽现了爱的表现的困难。这种表现的拙劣，正是人们不幸的源泉。只要能解除这种所谓‘礼’的思想的束缚，那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秩序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人们一定会一边颂扬，一边身体力行的，而且也便能从所有的屈辱、束缚的痛苦中被解救出来了。　　　　
　　　　而儒者先生们在教授时，却将‘礼’作为最不重要的行为准则，使之堕落成君主侮辱臣子，父亲束缚儿子的伪善手段了。这种倾向很早就表现出来了，魏朝时的竹林隐士等等，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礼’这种思想的堕落，逃到竹林、饮酒度日的。他们的礼仪非常差。时常赤身饮酒。当时的所谓‘道德家’们骂他们是无赖、是背叛道德的人，不，即便是现在，优雅的正人君子们也仍对他们的行为十分反感。其实那些竹林隐士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崇高。但是没办法，除了竹林之外，他们无处可住。　　　　
　　　　人们滔滔不绝地把‘礼’作为名目，对于反对自己的人贯以‘不孝’的污名，打倒他，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非常虔诚地信奉‘礼’本来面目的人们，看到伪善者滥用‘礼’，很不平，却无力挽回。反正没办法，就这样吧，从此以后连‘礼’字都不提，他们抱着这种愚直的偏见跑了出来，反过头来开始说‘礼’的坏话，开始做赤身饮酒这样粗俗的事。可是心底里，把礼教作为宝物一样珍视的，在当时其实只有这些人。　　　　
　　　　当时如果他们不采取这种‘背德者’的态度，便不能维持‘礼’的思想，时代的‘道德家’们表面上一副非常正派、很优雅的样子，实际上却正在破坏‘礼’的思想，他们全然不相信礼教。而相信礼教的人却变成‘背德者’逃入竹林，像无赖一样天天喝大酒。我现在虽然不想逃入竹林、赤身喝酒，可是心情还是徘徊在竹林中的。我已经看透了儒者先生们伪善的举止。关于这一点，在松岛的旅馆，就应该向你告白。人的思想如果被客厅里的恭维利用了，那就毫无意义了。我想从那不洁思想的死骸中逃脱、憧憬着新学问才离别故乡到了南京的。那以后的事，在松岛时我都对你说了。　　　　
　　　　可是，我今年夏天去东京后，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处了。对我来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即使明白，我也不敢明确地说出来。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实现了，我可能除了自杀，别无他选。啊，这种疑惑仅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说得清楚些吧，我最近感到留学生同胞的革命运动，有种不祥的夸张动作的气息。我不能与他们狂热的动作合拍，也许是我不幸的宿命。我认为他们的运动绝对正确。我尊敬孙文、信奉三民主义并珍视它。这是我最后唯一的依靠。如果这个思想也抛弃我，我便成了浮萍、奴隶。但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步了竹林名士的后尘。我做了很多努力。留学生们的热情肯定没有错。‘我们一起呐喊怎么样？说‘难为情’，那是你虚荣。你有不健康的虚无主义者的气息。你的脸上流露出了奴隶的微笑。注意！放逐心中的黑暗，即便不自然也没关系，试着填些明亮的光吧！’我斥责自己、鞭鞑自己、想规定自己的航向、把住舵，甚至想成为革命党会员。可是……”说着，周先生突然不安地问我“几点了？很晚了吧？”　　　　
　　　　我告诉他了时间。　　　　
　　　　“是吗？我可以再打扰你一会儿吗？”他浮现出了难看的、低声下气的笑容，“我最近越来越不理解别人的心情了。连支那人都无法理解，不同国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有些过分依赖你了。不只是你，还有藤野先生和你这儿的房东夫妇，对我太好了。矢岛君他们的那封信，我反倒觉得爽快。因为支那人劣等，所以不可能取得好成绩，态度十分清楚。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平静了、释然了。我受不了温情。今后请你也直言不讳吧！我在这儿和你谈到这么晚，你不讨厌吗？没关系吗？”　　　　
　　　　我没回答他。我想：如果是这种过分客气的客人，或许他借宿那地方的人也会讨厌吧。　　　　
　　　　“你好像生气了，但我似乎只对你放心。那次松岛碰面以来，总是让你听这些无聊的唠叨。医学救国嘛，”说着，他笑了，“拼凑了幼稚的三段论法，把那称之为什么屁道理、什么科学。为什么我这样畏惧科学呢？孩子喜欢火柴，很可爱。可是孩子使用科学武器，会怎样呢？反而可能会酿成惨事。因为孩子只想着玩。病好了，马上就去河里游泳，旧病复发，就再回来。　　　　
　　　　凭借科学的威力，让民众觉醒，鼓励他们抱有新生的希望并为之努力，不久又引导他们怀抱维新信仰，这不就成了三段论法了吗？全是可耻的办法、是屁道理。我已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我现在必须更踏实地重新考虑怎样才能拯救支那。摩西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花了四十年。我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必定会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维新靠的不是科学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维新，以水户义公编撰大日本史为开端，契冲、春满、真渊、宣长、笃胤，另外，还有写日本外史的山阳等一群著述家的精神启蒙，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并没有把Materiell（德语，“物质”之意）的慰乐作为教化的手段。这正是称明治维新成为奇迹的原因。　　　　
　　　　用科学的手段来拯救自己的国民是非常危险的。那是西方人以侵略为目的，驯服别国民众的手段。对于本国国民的教化首先应该靠启发国民的精神。先治好国民肉体的疾病，使其抱有新生的希望，随后再教化他们的精神，这种循序渐进的深谋远虑一概不需要。不仅是旁人，即便是我自己，如果现在领会了像日本的忠义一元论那样明确直接的哲学，那就得救了。信奉忠义一元论的人大概只有在吃冰激凌、含奶糖、看无声电影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才会稍微放松一下精神、暂时忘记这种信仰吧。日本的这个一元哲学，不张扬，永远把接受命令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默默地执行，因此我对这个哲学十分放心。　　　　
　　　　对于自己深深信仰的东西，还是不要过分狂热、骚动的好。在东京的我的朋友，口口声声不断地喊‘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好像这就是区别人类与非人类的标志性词汇，那么，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不是要马上跑到竹林里去了吗？不，这一定是我怪僻的妄想，我已经连三民主义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必须相信他们的热情。不，确切地说，必须尊敬他们的热情。他们正在为了把自己的国家从独立的危机中解救出来而拼命呐喊。而我除了和他们步调一致地东奔西跑以外别无它路。我虽不是革命党员，但也绝不是胆小鬼。我随时准备和他们一起牺牲。我的船舵，不管我希望与否，已经定在一定的方向上了。　　　　
　　　　我现在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那么，先怎样做好呢？一想到这儿，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忧郁的竹林。那些人说我是民族的叛徒，说我是日本迷。可是，我想：那些人如果不背叛民族，就算幸运了。总之，我不懂政治。对我来说，与党员的增减、谁当干部这些事情相比，我更在意一个人心中的间隙。明确地讲，与政治相比，我现在更关心教育。不是高等教育，而是民众的初级教育。我没有独特的哲学和宗教。我的思想是贫弱的。我只是想把我一心一意信仰的孙文的三民主义，浅显易懂地教给民众，促使民族自觉。仔细想想，我作为那些人的朋友能起到的小作用，也许只在做这样极其低微的工作上面。


《惜别》　第三部分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3）

　　　　可是，即便如此，对于我这样能力有限的人来说也绝非轻松的工作。如果我当一名医生，在大家的帮助下也许会成功，但如果我当教育者，会怎么样呢？看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我觉得对民众的教育，著书立说是最有效的，可我却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与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相比，要成为支那的赖山阳，对我来说要难上百倍。最后，我发现政治家、医生、教育者，一切的一切，自己都没有希望，于是，今天去了教会，寻求Krankenbett（德语，“病床”之意），却听到了不吉利的奴隶的故事，十分吃惊，就跑到你这儿来了，说了这么多傻话，我简直就是滑稽演员。失礼了。很无聊吧。到此，滑稽演员要退场了。你的房东好像还没睡，一定很意外地在听我说话吧？那个支那人在说什么呢？讨厌！还不早点回去，害得我们连门也关不了。我最近心不在焉、也很困惑。我变了吧？我想只有你能理解我，能理解我吗？我最近决定谁也不相信了，那么，告辞了。”　　　　
　　　　我说：“拜托你一件事，请在门外站一分钟。”　　　　
　　　　周先生很困惑，微微点了点头，出去了。　　　　
　　　　我向房东的卧室大声喊道：“太太，周先生走了。”　　　　
　　　　“啊，让他带上伞就好了。”房东太太只说了这句。很清爽。她明白我的意思。　　　　
　　　　我去找应该站在门外正在听我们对话的周先生，周先生不见了，黑暗中只有雪在纷纷地下着。　　　　
　　　　这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不能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