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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2-惜别:鲁迅书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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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西行感叹某棵松树的雄姿,而返回来再次欣赏那棵松树的姿态,而是来到松岛,总觉得有些缺憾,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去的途中,觉得似乎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看,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在那棵返回松之处,又回到了松岛。”    
    “那是因为您太爱国了,才会有这种不满吧。我生于浙江绍兴,那一带被称为东方威尼斯,附近有著名的西湖,许多外国人经常来这儿,对美景赞不绝口,但在我们看来,西湖的景色经过人工雕琢的地方太多,不能令人感动。可以说西湖完全是人类历史的雕琢。西湖是清政府的园林,像西湖十景啦、三十六名迹啦、七十二胜啦,这些地方都是经过人类雕琢以后才出名的。松岛却完全没有这些,它是与人类历史隔绝的,文人墨客们也不能污染这里,就连天才芭蕉似乎也不能做出关于松岛的诗。”    
    “不过,芭蕉好像曾把松岛比做了西湖。”    
    “那是因为芭蕉没有看到过西湖的风景,如果真看到了,就不会那样说了。西湖和松岛完全不一样。相比之下,松岛也许更像舟山列岛。可是,浙江的海却不像松岛的海这样平静。”


《惜别》 第一部分浅薄的社交姿态(2)

    “是吗,日本的文人墨客从古代开始就相当仰慕贵国的西湖,因为松岛酷似西湖,所以人们才会从很远的地方来这里参观。”    
    “我也是听说如此,才来这里看看的。但的确一点儿也不像。贵国的文人要早一点儿从西湖之梦中醒来才好呀。”    
    “可是,西湖一定有其独到之处吧,您也正是因为过于热爱自己的家乡,所以评价的标准才会这样严格吧!”    
    “也许是吧,真正的爱国者,反而会经常说国家的坏话。可是,比起所谓西湖十景,我却更喜爱浙江乡下普通运河的景色。我国的文人墨客大肆称道的名胜,我一个也不能认同。钱塘江大潮或许还能让我有些兴奋吧,其他的就不行了。我不相信我国的那些文人墨客,那些人和贵国的浪荡子弟一样,他们的文章脱离现实而且很堕落。”    
    我们从山上下来,来到了海边。大海在夕阳的照射下,波光粼粼。    
    “这里不错!”周先生微笑着,把两手背在后面又接着说道:“您觉得这月夜如何,今天应该是阴历十三,您马上就要回仙台吗?”    
    “还没决定呢,学校明天不是也休息嘛。”    
    “是啊。我想看看月色中的松岛。一起看吧!”    
    “好。”我暗暗想:我是怎么样都可以的,学校即使不休息,我也经常说缺席就缺席。利用这两天连休日出来旅游也是碍于我借宿的那家人的情面,如果他们认为我是个懒惰的学生,总是不太好,所以我才规规矩矩地选择了连休日出来,实际上,对我来说,两天的连休日还是三天的连休日都是没所谓的。    
    由于我过于唯唯诺诺,周先生似乎敏感地察觉到了什么,于是提高了声音,笑着说:“但是,后天到了学校,要和我一块儿记讲义的笔记啊!虽然,我的笔记记得很差,但笔记是我们学生的……”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像Preiszettel(德语,“价格卡片”之意)一样的东西。”他又用了我不擅长的德语。“是几块或是几十块钱的标志。没有了这个,别人便不会相信我们。这是学生的宿命。即使是索然无味的课,也不能不记笔记。不过,藤野先生的课是很有趣的。”    
    从我们初次交谈的那天起,周先生就多次提到藤野先生的名字。    
    那天,我和周先生一起住在了松岛的海滨旅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对周先生的毫无戒备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正直的人总是给人一种安全感。我已经对这个清国留学生感到完全放心了。周先生一换上旅馆的棉和服,就像商家的少爷一样俊雅。在语言方面,他的东京话似乎也在我之上,只是他对旅馆的女佣人所使用的诸如“就请那样做好了”、“真是有些冷呀”之类的近乎女性用语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    
    实在无法忍受的我噘着嘴抗议说:“别用那样的口吻说话了。”     
    周先生露出十分诧异的表情:“在日本,对小孩子讲话要用小孩子的语言:おてて、だの、あんよだの、さうでチュカ、さうでチュカ,要这样说话吧。那么跟女性说话时也应该用女性用语吧。”    
    “但那些只是装腔作势的,要真的听起来可让人受不了。”    
    听我这样一说,周先生对“装腔作势”这个词十分感慨:“日本的美学实际上十分严格。‘装腔作势’这种戒律,世界上大概哪儿都没有,而现在清国的文明却是极其装腔作势的。”    
    那天夜里,我们在旅馆里喝了点儿酒,一直谈笑到深夜,几乎忘了欣赏月色下的松岛了。    
    周先生后来也说:“来日本以后,还从没有过这样畅所欲言的夜晚。”那天晚上,周先生以惊人的热情跟我谈了他生平的志向、希望以及清国的现状。他曾多次重复说:对于东方各国而言,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说日本的飞跃也是由一群兰医拉开了序幕。如果不早日吸收西洋科学的精粹,以对抗列强,支那尽管无知地醉心于老大帝国的自赞;也只能渐渐地重蹈邻国印度命运的覆辙了。东方自古以来,在精神领域就领先于西方。听说西方最优秀的哲学家也暗自为之折服。但西方把在精神领域的匮乏用科学加以补充。科学的应用给人类的现实生活带来了直接的好处。执着关注现世生命的红毛人,取得了异常的进步,这些进步也渗透到了东方的精神世界。    
    日本很早就意识到了科学的力量,并率先学习了科学,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这不但没有使日本的国风混乱,还使日本成功地消化了科学之后,成为了东洋最先进的独立国家。科学未必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珍宝,但如果一个国家一只手握有玄妙的思想之玉,另一只手又持有先进的科学之剑,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碰这个国家的一根手指,这个国家将会成为举世无双的理想国家。    
    清国政府面对科学的力量无能为力。一面受着列国的侵略,一面装出大川不在意细流污染的自信,不肯面对失败,一味地只是急于弥补老大国的面子,完全没有正视并研究西洋文明的本质即科学的勇气,仍然奖励学生学习八股文之类的繁文缛节,已经到了被列国暗自嘲笑为沐猴而冠的滑稽的自尊国的状态。    
    我的爱国之情绝不逊色于任何人。正因为喜爱,所以不满也很强烈。现在的清国,若以一言蔽之,那便是怠惰。沉醉于不明就里的自负心之中。不止是支那才有古代文明,印度拥有,埃及也拥有,但是那些国家的现状又怎么样呢?支那应该为此感到不寒而栗。得过且过的这种自负心一定会导致支那自取灭亡。支那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必须抛弃自我沉醉,同西方的科学和暴力作战。进行此种作战,他除了毅然投身虎穴,早日掌握其知识精华之外别无他途。我听说是称之为“兰学”的西方科学首先向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敲响警钟。我想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科学之中,我最想学的是西洋医学,为什么在西洋科学之中,自己特别关注医学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时的悲伤体验:    
    我们家原来有一些土地,日子过得也称得上是殷实富足。我十三岁的时候,祖父就因为一些比较麻烦的事被捕入狱了。一家人因此而受到亲戚邻居的欺辱。而且父亲因重病而卧床不起,家庭生活突然陷入困境。无奈之下自己和弟弟被送到亲戚家收养。可是亲戚家的人却说我是要饭的。我一气之下,回到了原来自己的家里。    
    从那以后,连续三年,我每天都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而父亲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药店柜台的高度和我大致相同,而当铺的柜台比我要高一倍。每当自己往当铺的高台上放上衣物首饰时,总是被当铺的人嘲弄:“怎么有这么多破烂东西。”但换了一点儿钱之后,我马上就跑去药店了。一回到家,立刻又要忙于别的事情。


《惜别》 第一部分浅薄的社交姿态(3)

    给父亲看病的医生是当地的一位名医,其处方甚为奇怪,必须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我每天早晨都要去河边挖芦根,还要去找经霜三年的甘蔗。这位医生治了两年,我父亲的病却越来越重。于是换了医生,是位更有名的大先生。这次,不要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了,取而代之的是要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还有败鼓皮丸等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我们家后院有个百草园,是个杂草丛生的大园子,是我儿时的乐园,那里,能找到许多蟋蟀的穴,我自作主张地断定同在一个穴里的两只就是所谓的“原配”,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药罐的沸汤中完事。    
    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我紧张起来,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这样,这个“平地木十株”就也解决了。    
    另外,难找的是“败鼓皮丸”。据说这味药是先生引以为自豪的处方,特别是对父亲这种水肿病人很有效。可惜这种神药,全城只有一家出售,而且,离我家有五里路远。听说这神药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水肿一名鼓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他。尽管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也不能相信打破的大鼓皮能奏效,但还是往返五里路去买了那味药。令我十分痛苦的是:自己的那些努力全部白费了。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几乎奄奄一息了。    
    那位大先生泰然自若,在濒临死亡的父亲枕边说:“这是前世的冤愆,古语有云:‘医能医病,不能医命’。但是,还有一个办法,那是我的祖传秘方,把一种灵丹放在病人的舌头上,古语有云:‘舌乃心之灵苗’,这种灵丹现在很难得到,如果你想要的话,那就以特别便宜的价格让给你好了,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感到很困惑,没有立即回答,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看着我的脸,微微摇摇头。看来父亲也同我一样,对这位大先生的处方绝望了。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只能坐在父亲枕边,眼睁睁地等着父亲的死。一天早晨,父亲眼看不行了,邻居的一位精通礼节的衍太太来到我家,看到父亲的样子,大吃一惊,严厉地训斥我说:“发什么呆呢?你父亲的魂儿要去鬼界了,快叫回来,大声叫‘父亲、父亲’,如果不叫的话,你父亲会死掉的。”    
    我实际并不相信咒语一类的东西,但现在宛如落水者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叫着“爸爸”。衍太太说:“要再大点儿声才行。”我于是用更大的声音连着喊“爸爸,爸爸。”    
    “再大声、再大声。”衍太太在旁边催促着。我叫得喉咙几乎出血,可是终归没有叫回父亲的灵魂。我一边叫着父亲,父亲一边变冷了。那是我父亲三十七岁,我十六岁那年初秋的事儿。我至今仍然记着自己当时的喊声。我实在无法忘记。每当想起自己当时的声音,我就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既是对自己年少时的无知感到气愤,更对支那的现状感到愤懑。    
    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败鼓皮丸,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完全是恶毒的欺诈。另外,大声喊叫就能唤回垂死病人的灵魂,真是可耻的思想。还有,“医能医病,不能医命”,是什么暴论?恐怕不过是一些不知羞耻之人的搪塞之辞吧。“舌乃心之灵苗”,不知是哪一位正人君子的高论,也不知是从何谈起的,但完全是废话。支那的圣贤们所说的话,已经成为骗子行骗的利器,我们从小就是一边被迫背诵着圣贤的话,一边成长起来的。东方引以为荣的所谓的“古人之言”,已经堕落成了社交的诡辩辞令。完全是令人憎恶的伪善和愚蠢的迷信。这些思想产生时的内涵业已面目全非了。无论是多么伟大的思想,一旦成为客厅里人们欢谈的装饰,它的生命就结束了,那便不是思想了,而是语言游戏。西方无法企及的东方精神界多年来沉醉于怠惰的自我迷恋之中,裹足不前,原本丰富的思想已经开始干枯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父亲死后,我渐渐对周围的生活开始抱有一种怀疑和反感。我感到懊恼焦虑,终于抛开了家乡去了南京。学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新学问就行。母亲哭着与我惜别,把东拼西凑的八块大洋给了我。我拿着这八块大洋,走上了异路,逃到了异地,探索别样的人生。    
    到了南京,我想:究竟去什么样的学校呢?最重要的是不要学费的学校,江南水师学堂符合这个条件,我便先到了那所学校。那是一所海军学校。进了那所学校,我立即被命令练习登船帆,可是几乎不教什么新学问,仅仅教一些“It is a cat。Is it a rat?”(英语,“它是只猫。它是只鼠吗?”之意)之类的初级英语。    
    正好那时,有个叫康有为的人;提出要:“学习日本维新,打破旧体制,探求新世界,以谋求国力恢复之策”。他向皇帝建议“以变法求自强”,皇帝同意后,他们就开始着手改革国政,但很快遭到了以叶赫那拉氏Dame(德语,“女士,夫人”之意)为首的旧势力的反对,新政推行了一百天就失败了。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免遭杀害而逃亡到了日本。抛开这个戊戌变法的悲剧不提,即使光是每天大声朗读“It is a cat。”(英语,“它是只猫”之意),我也是厌烦透顶,心情完全不能平静。我已经十八岁了,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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