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2-惜别:鲁迅书系-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之意），我也是厌烦透顶，心情完全不能平静。我已经十八岁了，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　　　　
　　　　我想尽早接触到新知识的核心，便决定转校。这次选的是南京矿路学堂，这里也不用交学费。因为是矿山学校，所以除了地质学、金石学之外，还开设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新的洋学科目，所以总算心情平静了一些。语言方面，也不再教英语“It　is　a　cat。”（“它是只猫”之意）了，而是开始教德语“der　Man；die　Frau；das　Kind”（“他是男人，她是女人，它是小孩”之意）等等。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德语比英语更接近于洋学的核心，因此，这里教德语也是令我愉快的事。


《惜别》　第一部分浅薄的社交姿态（4）

　　　　校长也是一名新党，似乎很喜欢读梁启超主笔的杂志《时务报》，也暗暗赞成“变法自强说”。语文考试也不像其他儒者先生那样考古代圣贤们说的话，而是经常出些像“华盛顿论”这样的时髦的问题。儒者先生们看了那些问题，反而悄悄地向学生打听：“什么是华盛顿啊？”同学中间也很流行读新书。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最受大家的喜爱，那是大博物学家Thomas　Huxley（人名，“托马斯·赫胥黎”）著的Evolution　and　Ethics（书名，“《进化与伦理》”）的汉译本。有个星期天，我也去城南买了一本。那是个厚厚的印刷本，正好是五百文钱。我一口气读完了它，现在仍然能一字不落地背诵文章开头几页的内容。各种译本陆续出版。我们的外语还没有达到能读原著的水平，因此只能读新出版的汉译本。后来又出版了《物竞》，还出版了《天择》，通过这些，我们知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还知道了斯多噶。我们读了一切能弄到手的书。当时，读这种新书被认为是把灵魂出卖给洋鬼子的一种极其不知羞耻的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强烈的侮蔑和排斥。但我们完全坦然地继续探索“恶魔”之穴。在学校，没有生理课，我们便读了木板印刷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我渐渐明确地知道了：支那的医术不过是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骗术。就像自己心中起了波澜一样，这时支那的知识界同样受到了维新救国思想的冲击。　　　　
　　　　那时候，德国已经租借了胶州湾，俄国租借了大连，英国租借了对岸的威海，法兰西租借了南方的广州。渐渐这些国家在支那又获得了建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美国也从很早开始就伺机入侵东方，那时已经得到了夏威夷，又加紧了侵略东方的步伐，与西班牙作战，占领了菲律宾。此后，便以此为开端，开始了对支那无休止的干涉。现在支那的独立性已如风中残烛，救国的呼声当然也响彻全国。然而对于支那，不幸还接踵而至，首先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更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支那的无能。　　　　
　　　　第二年的十二月，我从矿路学堂毕业了，可却没有当一名矿山技师寻找金银铜铁等矿脉的信心。而且自己也不是因为想当一名矿山技师才进这所学校的。为了使现在的支那能更富强一些，我想研究一些新学问。因此我在这所学校的三年里，与其说是学习矿业，不如说更致力于了解西洋科学的本质。那时的自己只是空有毕业之名，事实上并不具备当一名矿山技师的资格。　　　　　
　　　　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必须尽早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义和团的叛乱，使列强各国，甚至支那民众都把清政府的无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保持支那的独立性，当务之急是进行灭清兴汉的革命，这种思想澎湃而起，先前流亡海外的孙文业已完成其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并以此作为支那革命的旗帜来指导国内同志。我们洋学派的学生也多半成为“三民主义”的狂热信奉者，高呼：“打倒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汉民族的新支那，抵抗列强侵略，保全民族独立。”　　　　
　　　　放弃学业，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刺激，为了挽救支那的危急，感到必须果断地进行某种革命。可是我又想到此时最紧要的莫过于更深层地探究各国文明的本质，而自己现有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可以说近乎无知。我很理解放弃学业立即投身于政治运动的青年们的忧国热情，可是，尽管我跟他们的终极目标相同，但我现在的热情比起实际的政治运动，更燃烧在探究列国富强的根源上。　　　　
　　　　当时我还没能清楚地断定那就是科学，但我知道如果去德国就能确实地把握西方文明的精粹。有了这种模糊的判断，我想也许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通过去德国留学实现。然而我是贫穷的，离别故乡、来到南京都已耗尽了全部的精力，要去万里之外的德国留学，简直就像天方夜谈一样。如果不能去德国留学，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日本。那时，政府出资，每年都送一小部分留学生去日本。二、三年前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极力推崇去日本留学。日本只是个小国，为什么能够如此兴盛呢？伊藤、山县、夏本、陆奥等许多人都是二十年前留洋的学生，他们愤慨于西方的威胁，百余人奋起分赴德国、法国、英国。他们或者学习政治工商、或者学习水陆兵法，学成归来以后成为了治国中坚。世人用“政事变迁，雄视东方”等论调来赞美日本，于是得出结论“出国留学，西洋不如日本”。其理由是：　　　　
　　　　一、路途近、费用低，适于派遣大批学生　　　　
　　　　二、日文与汉文接近，易通晓　　　　
　　　　三、西学甚繁，西学中不重要的东西已由日本人删减并斟酌修改　　　　
　　　　四、日本与支那风俗相近，易于习惯，可事半功倍，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去日本留学，绝非仰慕日本固有的国风，说到底应该学习的还是西方文明，只因为日本已经成功地将西洋文明去粗取精，并归为己用，所以才不特意远赴西洋学习，而是通过在邻国日本学习，直接吸收西洋文明这种一时的便宜主义出发才鼓励去日本留学的。我认为这样说也并不为过。当时赴日本留学的学生逐年增加，可几乎全部是持有与《劝学篇》中所表现的思想大同小异的歪曲意图赴日本留学的。我得承认自己也不例外地认为赴德国留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才取而代之，期望赴日本留学，并通过了政府举行的留学考试。　　　　
　　　　但日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对此我一点儿预备知识都没有。于是我向曾经去过日本矿路学堂的师兄们了解情况，问他们去日本留学的心得。师兄说，去日本最难以忍受的是穿布袜，日本的布袜根本没法儿穿，还是下狠心多带些支那的布袜去好些。此外有时候用纸币不方便，最好全部换成日本现银带去。于是我立即买了十双支那布袜，然后把所有的钱全部兑换成了日本的一元银币，小心翼翼地带着沉沉的钱袋，从上海乘船远赴横滨。　　　　
　　　　不过那位前辈的留学心得已经有些过时了。在日本，学生必须穿统一的制服和鞋袜，因此布袜完全没有用了。而且，让人发窘的是大的一元银币日本很久以前就作废了，于是还得再把它们换成日本纸币，费了我不少工夫。那是后话了。　　　　
　　　　我本人在明治三十五年、二十二岁那年二月，平安地从横滨港上岸。日本！这就是日本！想到自己即将能够在这个先进国家钻研新学问，从未体验过的、难以言表的温暖的喜悦涌上心头，甚至去德国的愿望之类的都消失净尽，我想，确确实实，那种不可思议的解放般的喜悦在我今后的人生中，除了支那完成重建的日子之外，恐怕不会再体验到了。　　　　
　　　　我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抬眼窗外，直觉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日本独特的清洁感。田地，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自然和谐、井然有序。与之相连的工厂街，尽管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却能感到从一座座场房中间吹过的凉爽清风。那种井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在支那是全然看不到的。每当清晨在东京街头散步，看到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头上顶着崭新的白毛巾、扎着袖口忙忙碌碌地用掸子掸纸拉门的样子，觉得那沐浴着朝阳、可爱、紧张的姿态才是日本的象征，甚至觉得突然间理解了神国的精神本质。借助于最初在横滨通往新桥的火车上瞥见的风景，我轻易地理解了与其相似的刚健的清洁感，要言之，恰到好处。无论在哪儿，你都找不到倦怠的身影。我心中高喊着：来日本真好，由于兴奋，我坐都坐不住，尽管车上有许多空座，但从横滨到新桥的一个小时，我几乎一直是站着的。　　　　
　　　　到了东京，在前辈留学生的关照下找到了住处，而后我去了上野公园、浅草公园、芝公园、隅田堤、飞鸟山公园、帝室博物馆、东京教育博物馆、动物园、帝国大学植物园、帝国图书馆，简直忘我一般，我带着像你所说的那种初到仙台般的兴奋，不，恐怕是那十倍的欢天喜地之情，尽情地逛遍了整个东京。


《惜别》　第二部分格格不入的感觉（1）

　　　　可是不久，当我到达弘文学院学习时，渐渐从这甜美的陶醉中清醒了，还常常会被往昔的疑虑和忧郁所笼罩。在我来东京的明治三十五年前后，清国留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仅二、三年间，从清国来的留学生已有二千多人汇集东京。面对这种状况，先是教授日语，后来教授地理、历史、数学等基础知识的学校陆续在东京出现。其中还有实施奇怪的速成教育、专门为赚钱而开设的劣质学校。然而，在这些众多的学校中，我所在的弘文学院，可以说是留日学生的大本营。学校规模大、设备齐全，教师和学生也相对认真，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整天闷闷不乐，什么也做不下去。如你刚才所说，同样羽色的鸟，如果汇集数百的话，反而看起来猥杂，因此有种同类相互嫌弃的可笑心理；另外，自己总也是清国留学生，说起来还曾经力图怀有被特别选拔派遣的秀才那样的自豪感。但是被选拔的秀才太多了，他们徘徊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所以我不能不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到了春天，上野公园的万朵樱花竞相开放，确实如绯红的轻云般美丽，可花下必定会有一群被选中的秀才躺卧在那里谈笑风生，我便无心再观赏烂漫的樱花了。那些秀才们把辫子一圈圈地盘到头顶、再扣上制帽，顶得制帽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滑稽极了。其中，有些爱打扮的，为了不让制帽的顶部突起，想出了新法子，把辫子平平地盘在头后，再用油压伏贴了。虽然用心良苦，但除下帽来，却有种分不出男女的奇怪感觉，背影出奇的优雅，不禁令人毛骨悚然。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反倒用蔑视的眼光看着像自己一样剪掉发辫的人。　　　　
　　　　并且当这群被选中的秀才蜂拥乘坐有轨电车时，便像要展示从礼仪之邦来的人的风范一般，争相吵闹着让座，甲让给乙，乙拒绝，让给丙，丙推辞，又让给丁，丁再点头哈腰让给甲。日本男女老少的乘客看得目瞪口呆之时，留学生大声叫嚷相互谦让尚未终止之际，“咣当”一声车开动了，于是那群秀才们便压叠着倒下去。我像藏在角落里一样看着这一切，说不上是害羞还是什么，总之，是一种难以言表之情。可是，也许不该过分责备他们。无情地鄙视同胞间纯洁的友爱实在是一种心灵上的罪过。我之所以忧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学生们的不用功。　　　　
　　　　关于支那革命运动的现状，我并不很了解，三合会、哥老会、兴中会等革命党秘密结社，以孙文为盟主似乎已经完成了大同团结。先于孙文逃难到日本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一派与孙文派的所谓民族革命思想无法达成共识。康有为好像秘密离开了日本去了欧洲，现在孙文的所谓三民五宪学说有相当的优势。以确定下来的主义纲领为基础，似乎已进入了活跃的实际行动状态的孙文本人，得到了日本仁人志士的支援、并进行了种种策划，最近东京似乎成了支那革命的根据地，留日的学生们也异常兴奋、轰轰烈烈地要灭清兴汉，大有抛下学业甚至不惜一切之势。　　　　
　　　　表达极度的忧国之情，倒也无可厚非，但其中却有趁乱谋划自己大出风头的人。还有更严重的，接受了我刚才提到的速成教育，学习制造肥皂的方法，留学短短一个月就取得了靠不住的毕业证书，然后迅速回国制造肥皂，发了财便耀武扬威地鼓吹自己的才能。　　　　
　　　　我有时偶然有事到神田骏河台的清国留学生会馆去，每次都能听到二楼传来“咚咚咚”好似大比武一般的嘈杂声，楼下的天花板也振动起来，不时有尘土从上边落下，所以楼下总是灰濛濛的。这种异常的情况经常发生，一天，我便询问事务室的人二楼怎么如此嘈杂，日本的老伯苦笑着说那是学生们正在练习跳舞呐。我渐渐无法忍受和这些秀才们在一起了。　　　　
　　　　现在，对于支那来说，是十分需要新学问的时候。要与列强的威猛之势抗衡，打倒清政府、兴复汉室的政治运动当然是紧要任务，但是，依据新学问，探求列国威力之根源所在更是赋予我们青年学生的神圣职责。我是十分尊敬孙先生的，在响应他的三民五宪学说上也不甘居人后。在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之中，我本人最容易理解的是民生这一条。　　　　
　　　　总是在自己眼前浮现的，是自己少年时代三年间那悲惨的身影。为了医好父亲的病，每天辗转于当铺柜台和药店柜台之间，相信自称名医的骗子的话，转来转去到处寻找平地木与原配的蟋蟀之类。无数个失眠的夜晚，轻轻在我耳畔低回的，是按照愚蠢的迷信，为了留住父亲的灵魂，在垂死的父亲的枕边几乎喊破喉咙地叫着父亲名字的自己的凄惨叫声。这就是支那民众的姿态。直到现在，也没有丝毫的改变。圣贤的话，被用作生活的虚饰，只有神仙的迷信流行于世，强迫病人高价买破鼓皮丸子，只能让病人日见衰弱。支那民众的现状该怎么办呢？　　　　
　　　　由于对这种悲惨的现状十分愤懑，我决定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