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外来文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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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是唐朝在其原来的附庸国和保护国中的威望下降的时代，而且也是唐朝的新对手出现的时代，例如，南诏人当时成了古代中原王朝在越南的保护国的入侵者26，而黠戛斯人则成了强大而老于世故的回鹘人的征服者。回鹘的衰亡使他们的国教摩尼教在唐朝失去了保护，在武宗会昌五年（845）大规模迫害外来宗教的运动中，摩尼教也和佛教一样，遭到了劫难。这场迫害运动的目标是使僧侣们还俗，并将大批青铜神像改铸为钱币，而它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税收27。只有在产生了畏惧和排外的背景之下，这些经济的动机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8。九世纪也是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国家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的世纪。强大的地方军阀的统治中心变成了小朝廷，而李唐皇室及其大唐政权也最终在十世纪时从历史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1）（图）

波斯银币　萨珊王朝　约重4克　直径3。1—3。2厘米　1959年乌恰县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枚铸币埋藏于公元7世纪后半叶，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乌恰县山中石缝里，同时出土的银币有947枚，很多锈成一团。推测这些钱是过路的西域商人当时放在袋囊或包袱中，由于遇到危险而临时掩藏起来的。这批银币以波斯库思老二世和阿拉伯倭玛亚朝代的“库思老二世式样”银币为主，银币两面花纹用模子打压而成，正面主要是国王半身像，背面是波斯国教祆教的祭坛，此外周边有文字和压印的新月抱月等简单图案。有些“库思老二世式样”正面边缘空白处压印的是科发体阿拉伯文字“以阿拉的名义”。　　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在前来唐朝的使臣中，最显贵的人物是波斯王伊嗣俟三世的儿子，萨珊朝后裔卑路斯—七世纪时，萨珊波斯是唐朝的一个弱小的保护国29。在外国使臣中，有许多使臣的地位并不像卑路斯那样高，但是他们也如同卑路斯一样，为了各自所代表的兴盛的，或者是衰落的王朝的利益，到唐朝来乞求恩惠。来到唐朝的僧侣中不仅有大批佛教僧徒，而且有许多信奉各种不同宗教的波斯僧侣，例如祆教徒—太宗贞观五年（631）唐朝在长安为祆教徒重建了祆寺；景教徒—他们也为在贞观十二年（638）建立了一所教堂而感到荣幸；摩尼教徒—武后延载元年（694）他们将摩尼教怪诞奇异的教义30带到了唐朝宫廷31。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者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队的商人。难怪他们会感到诧异，因为当时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能够与这些民族和职业联系起来。所有的旅游者都将他们本地的各种货物带到了唐朝—或是作为国王的礼物，或是作为销售的商品，或是仅仅作为他们自己随身携带的附属物品。反之，他们中有些人也在唐朝获得了荣耀—例如被唐朝任命为安南保护人的粟特商人就是如此32；而有些人则得到了财富—例如阿曼的犹太商人从唐朝带回了一个黑瓷瓶，瓶子上盖着金盖，里面放着“……一枚黄金制作的鱼，鱼的眼睛是用红宝石镶嵌成的，瓶子里还添加了质量最上乘的麝香。光是瓷瓶里盛放的东西的价值就达五万第纳尔”33。他们中也有些是为了寻求知识到唐朝来的，这些人的表现可能就要谦恭得多。他们的态度与年轻的吐蕃贵族是一样的—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汉文经典著作，一些吐蕃贵族子弟被他们的父辈专门送到长安来学习汉语34。


第一章　大唐盛世唐朝的外国人（2）（图）

各国王子图　佚名　壁画　尺寸不详　甘肃敦煌莫高窟65窟　　　　

　　此窟以建筑、塑像和壁画的三位一体来综合表现佛祖涅时的情景。长方型的穹顶窟中，灵台上塑涅佛像，周围则画满悼念的僧众和各国王子。此幅壁画绘于卧佛雕像脚后的墙面上，表现了佛祖涅之后，佛教诸弟子痛不欲生的情景。画中人服饰各异，相貌肤色也不尽相同，以示来自不同的国家。各国王子对佛祖涅那痛不欲生的表情刻画得很是逼真写实，其悲伤之态溢于言表，或嚎啕不已，或自割其耳，或自毁双目，或割腕放血，或伏剑自尽。画面充盈着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画家对各种服饰的描绘也很见功力，以刚健的线条和妍丽的彩色使这些人的态势富有了强烈的冲击力，突现出强烈的悲剧效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1）（图）

青铜龙头　朝鲜　　　　

　　此7世纪，中国疆域最辽阔的唐朝将其帝国的统治从首都长安向北扩展到蒙古和朝鲜，向南扩展到越南，向西穿越中亚远达阿富汗和波斯。这些臣属国和被保护国都受到来自其征服者的信仰和文化方面的深刻影响。这是在朝鲜的一座庙宇的旗杆顶部发现的、具有与众不同的中国风格的青铜龙头，这证明了，唐朝的影响已远至朝鲜这样的国家，而这种影响的到达最初或许是通过海路达到的。　　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定期往来于印度洋与中国海的大船，将急切的西方人载往灿烂的东方。在北部海域，特别是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新罗国消灭了百济国和高丽国之后，航海技能和海上贸易主要掌握在朝鲜人的手中。来自战胜国的使臣、僧人和商人，还有来自被征服国的难民，都大批地云集在了唐朝境内35。朝鲜的船舶通常是在黄海北部沿岸航行，以山东半岛作为登陆的港口。这条航道也是从肥前出海的，来自日本的船只航行的正式航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七世纪未期，即日本与新罗国交恶时为止36。在八世纪时，日本人为了躲避新罗，被迫从长崎越过公海，向着淮河口或者长江口方向行进，有时甚至取道向更南部的杭州湾航行。但是到了九世纪时，事实已经证明日本船只选择的这段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躲开这段航程，日本的参拜者和使臣们宁愿搭乘更安全的朝鲜船，经由山东到达淮河河口，或者甘愿冒险乘坐唐朝的船只—唐朝船不从扬州登陆，而是在更南部的浙江或者福建沿海靠岸38。虽38。虽然新罗船只在这些水域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完全仰仗唐朝的，东北地区的渤海国的商船也时常来往于北方的海域39，就如同唐朝政府在山东的登州为新罗使臣设置了客馆一样40，唐朝也为渤海国的使臣专门设立了客馆，为他们提供膳宿。总而言之，朝鲜人在北方水域占据了多数，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唐朝境内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侨民团体，他们生活在楚州和涟水这样的城镇里—这些城镇位于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得到了唐朝的慷慨的保护，而且也象其它外国人一样，享有某种形式的治外法权41。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海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来进行的。经由南中国海的贸易决定于海洋季风的周期性转移。从广州出发前往海外的商船都是在东北季风到来之前，即在秋末或者是在冬季启航离开广州的42。东北季风也是使距离唐朝以西数千里之遥的，波斯湾大港的商船启航的季风，甚至在由唐朝启航的商船离开广州之前，从伊斯兰地区出发的商船就已经动身上路了：如果他们在九月或者十月离开巴士拉或者西拉夫的话，就可以及时驶出波斯湾，而顺风的冬季季风将带着他们跨越印度洋，此后就能赶上六月多风暴的西南季风，西南季风会带着他们从马来亚向北跨越南中国海，到达他们在中国南部的目的地。东、西方的共同规律是“冬季向南，夏季朝北”43。　　从七世纪到九世纪期间，印度洋是一个安全而丰饶的海洋，各国的船舶都蜂拥而至，聚集在了这里。这时的阿拉伯海得到了伊斯兰政权的保护，尤其是阿拔斯朝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位于波斯湾上部的巴士拉之后，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东方贸易的繁荣44。巴士拉是一座阿拉伯城市，也是距离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可是当时最大的船只还不能驶入巴士拉。另一个重要的港口是位于巴士拉以下，坐落在波斯湾头的，波斯古代港口伍布莱。在所有的港口城市中，最富庶的城市是位于海湾的波斯一边，处在设拉子下方的西拉夫城，西拉夫的繁荣完全要归功于东方贸易。直到977年被地震摧毁为止，西拉夫城一直在海湾贸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45。西拉夫城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但是也有一些阿拉伯潜水采珠人和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者阿曼，将要乘船前往印度和唐朝的商业冒险家46。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起来造反的非洲奴隶掠夺了巴士拉和伍布莱，使得海湾与远东地区的贸易大大衰退，而此后巴士拉的衰落，对于海湾与远东的贸易来说，就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47。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船与海路（2）（图）

陶船　东汉　明器　高16、　长54厘米　1954年广东省广州市先烈路出土　　　　

　　这件陶船船首有碇，用于船只的停泊。船后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尾部。它不同于近代的舵，还保留着由梢演变而来的迹象；但比梢短，比一般河船的舵则长些。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重要发明，这是现知最早的例子。陶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作操作状。如按陶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真船可长达14—15米，载量约有“五百斛以上”。此外甲板上还布置有6组矛和盾，说明这是一艘有武装保护的内河航船的模型。　　七世纪到九世纪时，许多国家的商船都是从这些港口启航的，所有的商船上都配置了说波斯语的水手—因为波斯语是不同母语的人在海上商业贸易中相互间通用的一种混合语48，这就正如同粟特语是中亚陆路商业贸易中通用的混合语一样49。在驶出海湾进入印度洋的途中，商船会在阿曼的马斯喀特稍事停留，然后驶入印度洋；有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铤而走险，前往海盗出没的信德沿海港口，或者是直接出发去马拉巴尔50，然后从马拉巴尔到达锡兰。锡兰也被称做“狮子国”或“红宝石岛”，商人们可以在锡兰购买到宝石51。从锡兰起，海路向东通往尼科巴群岛，在这些岛上，商人或许能够与独木舟中那些裸体的野蛮人交换椰子和龙涎香。然后，他们将在马来半岛靠岸登陆—据认为，登陆的具体地点是吉打州。此后，商船从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前往黄金大陆（Suvarnabhmi）—传说中的东印度群岛。最后，他们将转而向北进发，在湿润的夏季季风的驱动下，驶向河内或者广州，甚至取道前往更北部的沿海港口，进行丝绸贸易52。　　在唐代，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中挤满了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唐朝人对这些商船庞大的体积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将这些航海船舶称做“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师子舶或者是“婆罗门舶”，在所有的称呼中，“波斯舶”是最常见的一种称呼53。但是，我们还无法断定，唐朝的商船是否也从事过前往西拉夫的漫长而危险的航行。中国的大型航海船的出现是在若干世纪之后，即在宋、元以及明三朝54。在唐代，前往西方的唐朝行人大多都是搭乘外国的货船。当九、十世纪的阿拉伯作家谈到“停靠在波斯湾港口里的中国船”时，他们说的“中国船”，其实是指“从事与中国贸易的商船。这种说法与我们现在说的“Chinaclipper”55和“EastIndiaman”56所代表的含义是一样的；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将肉桂和檀香木称做“Chinese”57，则是因为他们是从距离中国不远的地方，或者就是从中国的船上得到这些货物的58。同样地，汉文古籍中出现的“波斯舶通常必定也是仅仅指“从事与波斯湾地区贸易的商船，这些船舶上使用的一般都是马来或者泰米尔船员59。　　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在唐代繁荣昌盛的海外贸易中，最大的商船是来自锡兰的师子舶。锡兰的商船长达二百英尺，可以装载六百人或七百人，许多船只还拖着救生艇，并且配置了信鸽60。独桅三角帆船是在波斯湾地区建造的，这种船形体较小，装备有三角帆，船身是葡萄牙轻快帆船的那种样式。独桅三角帆船是用原木板的边与边相接而做成的61，木板不是用钉子钉在一起，而是用椰子皮壳的纤维加以缝合，然后涂上鲸油，或者抹上一层象黑漆一样的，可以凝固的中国橄榄树脂，这样就可以防止船体漏水了62。


第一章　大唐盛世商队与陆路（1）（图）

大食旅行者陶俑　唐代　明器　高27厘米　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大食商人高鼻、深目、浓眉、络腮胡，穿翻领皮毛褊衣，腰束带，系一小香囊，手拿水罐，背着沉重的行李。唐代的丝绸之路连接中国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国。在丝绸之路上，许多波斯、阿拉伯人、技艺人前往长安，此俑生动再现了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人形象。　　东方各地的财富也经由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东北诸民族以及朝鲜的物产通过森林地区和辽阳平原（这里是东胡各民族与原始蒙古部落生息的地方）向南到达渤海湾沿岸，然后运抵位于高山和大海之间的狭长走廊上的长城尽头，即地势险峻的战略要地卢龙（意思是“黑龙”）城。原来这里有一条叫做“渝水的河流，但从唐代以后它就消失了。卢龙城不但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边防要塞，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税征收地63。　　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