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外来文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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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大的场面使外国使臣茫然不知所措。在按照唐朝的规矩实行了跪拜礼之后，使臣们亦步亦趋地走上前来，将贡物陈放在召见大殿前。然后使团首领走近御坐，在陪同他的唐朝官员184的低声指点下，向皇帝致意，说“某国蕃臣某敢献壤奠”185。皇帝继续庄严端坐，缄默不语，由有司官员以皇帝的名义接受礼物，并且从使团随员手中接纳作为贡物的赠礼186。作为对奉献纳贡的酬答，进贡国国王及其使臣将会在唐朝政府中得到一个徒具虚名，但却十分荣耀的官衔。这样他就名符其实地成了唐朝天子的封臣，而唐朝政府也会赐予他们丰厚的“俸薪”187。当尸利佛誓188国王向唐太宗贡献了象征性的贡物之后，唐玄宗随即宣布了对其特许的权力的认可，并且宣称“……嘉其乃诚宜有褒赐，可遥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189。　　外国使臣以自己本国君主的名义接受了这些殊荣之后，就被引导出殿。这时他就可以享用比较轻松的宴飨，以洗去旅途的劳顿。八世纪初期的一位日本使臣就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皇帝在召见之后下诏说：　　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既涉沧海，兼献方物，其使真人莫问等，宜以今月十六日于中书省宴集190。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1）（图）

仪仗队列　唐代　壁画　高223、宽281厘米　陕西乾县乾陵章怀太子墓　1971年发掘　　　　

　　墓道东、西壁绘仪仗队各十人，这是东壁的画面。除为首的统领外，其余九人，分为三组，皆戴头巾，着圆领黄长袍，腰间佩带箭、弓囊和剑，脚穿黑靴，其中一人举旗，整齐壮观。　　上面我们讲了唐朝接待那些带来奇珍异巧的异域人的方式。这些奇珍异巧就是唐朝的贵族阶层以及模仿贵族者梦寐以求的物品。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191，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当时有些人物对这种新的观念感到痛心疾首。例如诗人元稹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八世纪末年写道：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咸、洛是指长安（诗中用已经废弃的，长安的前身咸阳来代指长安城）和洛阳两座都城。在唐代，这两座城市是胡风极为盛行的地方。　　胡风的盛行波及到了语言文字领域，唐朝有些汉人是懂得突厥语的193。当时有一部供正经学者使用的突厥—汉语词典194，而且在唐朝的一些诗歌中，也表现出了突厥民歌对唐诗诗体的影响195。有许多虔诚的佛教徒还学习了梵文。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外语，如高丽语、吐火罗语、吐蕃语以及林邑语等语种的学习是否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还不清楚。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2）（图）

彩绘戴帏帽骑马仕女泥俑唐代　通高46厘米　1973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206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仕女上穿桔黄色低圆领短袖襦，下穿蓝、棕色相间的竖条纹宽松式裤；白肤红唇，头梳高髻，戴垂纱帏帽，纱笼娇颜，半遮半露，骑着一匹红马潇洒地出游。帏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初十分流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却越禁止越风行，以至“则天之后，帏帽大行”。　　唐朝两京的风尚尤其注重效仿突厥和东伊朗人的服饰。在唐代，当男人及女人出行时，特别是在骑马的时候，都戴着“胡帽”。七世纪上半叶时，贵族妇女喜欢一种带着包头巾的外衣，这种将帽子与面纱连接在一起的衣饰当时称做“幕离”。其实这是一种类似披风的衣服，它将面部和身体的大部分都遮盖了起来，这样既有助于傲慢的贵妇人隐匿身份，又能够避免粗人闲汉好奇的窥视196。但是到了七世纪中叶之后，端庄淑静的风气日渐衰退，而长面纱也在这时被“帷帽”取代了197。帷帽是一种带有垂布的宽边帽，这种帽子的垂布只是下垂到肩部，甚至可以将脸露出来。帷帽最初是用来在灰尘扑面的长途旅程中保护头部的，它是一种男女都可以戴的帽子。帷帽的流行，尤其是妇女戴帷帽，当时在社会上曾经引起了强烈的物议。咸亨二年（671），唐朝发布了一道诏令，试图禁断那些“深失礼容”的女骑手，要她们在出行时体面地坐进带顶的马车。但是，对于这种诏令根本就无人理会。到了八世纪上半叶，妇女们头戴胡帽，甚至靓妆露面，穿着男人们骑马时用的衣服靴衫在街市上到处策马驰骋198。在服饰方面，中唐时期流行的还有另外一些外来风尚。如丈夫戴豹皮帽、妇女穿伊朗风格的窄袖紧身服，并配以百褶裙和一种绕着颈部披下来的长披巾，甚至连妇女的头发式样和化妆也流行“非汉族”的样式。而八世纪的宫女则时兴“回鹘髻”199。九世纪时，正当凉州（这里以易于向外来风尚妥协而知名）这样的城镇中的居民随意地选择外来服装和生活方式时，处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人民却在保持祖国纯正风俗的精神鼓励下保留了汉装200。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3）（图）

西夏王妃供养图　佚名　壁画　尺寸不详　甘肃敦煌莫高窟409窟　　　　

　　西夏时，党项族统治者与回鹘人同信佛教，交往频繁。当时沙州（敦煌）虽在西夏政权统治之下，但回鹘人到莫高窟造奉佛像并绘制他们的供养像，亦是自然的事。这幅壁画中所绘的两个回鹘贵族妇女，头戴桃形金凤冠，四面插花钗，耳戴镶珠宝大耳环，身穿宽松式弧线边大翻领对襟窄袖有曳地连衣红裙，手执供养花，这种衣裙与回鹘女装完全相同。回鹘妇女面貌丰润，衣纹流畅，唇脂浓艳，口唇娇小，一方面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另一方面犹有唐朝风韵。画面线条清晰，色彩妍丽，以粉线勾画五官，而头发却以留白绘出。风格独特，装饰意味浓厚。　　追求突厥人生活习俗的热情，竟然使一些贵族能够忍受那种很不舒服的帐篷生活，他们甚至在城市里也搭起了帐篷。诗人白居易就曾经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天蓝色的帐篷，他在毡帐中款待宾客，并且还不无得意地向他们解释帐篷如何能够对人提供保护，免受冬季寒风之苦201。在这些都市里的毡帐居住者当中，最著名的一位是伟大的唐太宗的儿子，不幸的皇太子李承乾。承乾太子在生活起居等所有方面都刻意模仿突厥人，他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并且在皇宫的空地上搭造了一顶地地道道的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像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坐在帐篷前的狼头纛下，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伺候他的奴隶们也都是全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202。　　尽管在当时模仿承乾太子的人肯定大有人在，但是具有这种粗野爱好的人的数目毕竟是很有限的。唐朝社会上更普遍流行的是从外国传来的食品，这些食品当时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在外来食品中，最流行的就是各种类型的小“胡饼”，其中特别是各式各样的带有芝麻籽的蒸饼和油煎饼，尤其备受人们的青睐203。虽然胡饼深受外来居民和唐朝本地人的欢迎，但是制作胡饼的技术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制作和出售胡饼的通常都是西域人。在唐代颇为流行的一个故事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位胡饼商。有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在黎明前从他的情人的家里回来，这时他所在的里坊的大门还没有开，在等待开启里门的晨鼓声时，这位年轻人光顾了这样的一所胡饼店。据记载：　　（郑子）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廉下，坐以候鼓204。　　与大众食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富豪和体面人的餐桌上准备的精美菜肴。这些菜肴中有些是利用昂贵的进口配料制作的，但是在制作方法上却似乎没有根据外国的烹饪方法。在这类食品中，特别流行的是各种添加了香料的香味食品，例如在一种叫做“千金碎香饼子”205的食物中，就必定添加了香料。而有些食品则显然是根据外国传来的食谱制作的，例如在笼屉中蒸制的“婆罗门轻高面”就属于这一类食品206。　　与衣、食、住以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外来影响相适应的是，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外来事物的浓厚兴趣。唐朝的诗人以及画家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了纷纷涌进唐朝境内的外国人。由于艺术家本人的气质可能会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广为流行的，而且普遍受到人们信奉的文化潮流不相谐调，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崇尚异国情调的艺术家，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但是对外来事物的兴趣最为浓烈的时代，却往往是那些开始或重新开始与异国他邦相互交往的时代。所以一个时代对于外来事物的兴趣是否强烈，尤其与扩大国家势力的征服以及商业扩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典型的以反映外来事物作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在赞颂自己国家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愧疚—对外国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而他们又是通过将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理想化来赞颂自己的国家的。正如德拉克洛瓦和高更的绘画作品中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塔希提人的形象一样，在戈佐利和贝利尼的画作中的摩尔人和撒拉逊人的形象也同样表现出了一种自大的和傲慢的文明的特征。在唐代，也有一些与此极为相似的艺术作品。甚至在外来题材的宗教作品中，也确实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例如集中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的三贤人画像的特点，就与在远东佛教艺术中所见到的，长着印度人面孔的阿罗汉的形象不无相似之处。


第一章　大唐盛世（二）胡风（4）（图）

三彩牵马俑　唐代　明器　高45。3厘米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　　　　

　　此俑头带幞头，幞头是唐代男子的一种巾帽，用一块黑色的布帛或纱、罗缠裹，其形可随意变化。唐初顶部较为矮平，以后不断变高、变圆、变尖，巾的两脚下垂。中晚唐时幞头内衬帽胎，摘戴方便。引人瞩目的是此俑身穿浅黄色翻领窄袖袍服，是唐代风行的胡服之一。　　有些中世纪的评论家并没有将反映外来题材的绘画看做是一个特别的种类。例如著名的郭若虚就是如此。郭若虚是在十一世纪时评论九、十世纪的绘画作品，这样就使他正好处在一种不远不近，十分有利和客观的地位上。郭若虚将古代的绘画分作“观德”、“壮气”、“写景”与“风俗”等几个类目207，但是他并没有将反映外国人的以及内容与外国有关的绘画作品归作一个专类—即便他偶而也曾讨论过以外来事物为主题的绘画，例如，他曾经指出了描绘来源于印度的神像的正确方法，认为在绘制因陀罗208的画像时“须明威福严重之仪”209。　　相反，十二世纪书画鉴赏家宋徽宗收藏书画的目录书《宣和画谱》的佚名作者，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表现外国人的绘画作品的一个简要的叙论210。这位作者具列的，描绘外国形象的著名画家中有胡和他的儿子胡虔，他们的许多作品一直保存到了宋代。胡氏父子以擅长描绘边荒绝域的狩猎场面以及外来的马、驼、隼而著称于世211。这位佚名的目录学家声称，这类绘画的真正价值在于，与汉文化比较而言，这些作品描绘了蛮夷文化的粗俗低劣。类似这种说教式的沙文主义，在宋代肯定要比唐代普遍得多。在唐代，以外国为主题的绘画激发出来的感情，是一种屈尊俯就的自豪感；而在宋代，由这类绘画而产生的则是忧惧交加的妄自尊大。总之，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大多数唐代的艺术爱好者以及大多数宋代的书画收藏家，都从这些绘画的风格和色彩中得到了最大的艺术享受。　　尽管在艺术批评家的著作中很少对表现外来题材和其他时尚的艺术作品进行归纳总结，但是通过对批评家提到的，艺术家们个人最擅长的题材进行综合概括，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勾勒出唐代艺术潮流和风尚的简单轮廓。如果稍加总结的话，就不难发现，七世纪是唐代绘画中外来题材最流行的时代。这时唐朝皇帝的武功已臻顶峰，畏威臣服的蛮夷充斥朝廷，胜利的自豪使这些化外之民似乎也成了为公众所承认的，适合于绘画的主题了。与绘画中的外来题材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外来题材最盛行的时代是在九世纪，而九世纪则是一个怀旧的时代。在七世纪时，表现外来题材的画家中名气最大的画家是阎立德。阎立德其人是阎立本的哥哥，阎氏兄弟二人齐名，阎立本曾以图写唐太宗本人的真容而享有盛誉。据说在描绘外来题材方面，与阎立德同时或比他更早的画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的成就212。贞观三年（629），中书侍郎颜师古向朝廷引见了一位居住在今贵州省境内偏远山区的土著人。据记载，这位土著的西南蛮“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韦为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上从之，乃命阎立德等图画之”213。　　描绘外国山川形胜的图画，同样也是在讯问外国贡使的基础上画出来的。虽然在唐代，实用与审美二者在目的及其效果方面无疑都是判然不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几乎还是无法将表现外国山川形胜的美术图画与实用的战略地图区别开来。贞观十七年（634），阎立本曾受命描绘太宗朝万国输诚纳贡的场面。在阎立本的作品中，有两幅《西域图》214。距离阎氏兄弟之后一个多世纪，活跃在唐朝画坛上的是周与张萱两位画家。周、张二人都以擅长画仕女画而著称215。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两人都曾画过《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