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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2-苏联祭 :革命爱情文学苏联-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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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还没有完，苏联作协书记、《外国文学》主编、汉学家费德林来接我，我们到《外国文学》编辑部交谈了一会儿。费德林的举止可以让人一眼看出，他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当然，他是学者，也是外交官，他曾经担任过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又曾经担任过苏联外
交部副部长。
他建议和中国交换文学刊物，我赞成。他介绍说《外国文学》发行三十万份，是发行最多的文学杂志。作协主办的《新世界》与《旗》，则只发行二十万份。
晚上雨中又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即将登上中国民航的班机，即将登上自己的国土了。同行的有一大批美国人，叫做“争取和平与相互了解旅行团”。与他们闲谈了几句，他们对苏联的批评似乎相当尖刻。
我很高兴，很欣慰，却也有几分忧伤。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看到了苏联人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好。我看到了她的长处和短处，她的表面与内层。当然，我看到的还很不够。她的长处使我为现状而忧伤；她的短处使我为“过去”的失落而忧伤。
当然，比忧伤更重要的是思考、前进，中国人民毕竟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成熟得多了呵！
塔什干晨雨塔什干晨雨（1）
我缓缓地再次走到了马克思像前。马克思静静地呆在一个静静的地方。碑有三层楼高，由青白色的条状巨石筑成，上面的石头比下面的石头还要宽大些，矗立在那里像一道强劲的光柱，威严地向天空放射。当然基石还是大的，但碑并不树在基石的正中，似乎有一点不平衡。这不平衡却被马克思的飞扬的胡须平衡了。马克思的须发扬向一方，是神采飞扬，是愤怒，是呼唤着历史的暴风。然而他沉默着。
在塔什干的十二天过得非常热闹，一切声音、色彩、形象、表情，似乎都强化了。电影节嘛，银幕上放大了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银幕下面和电影院外面。
五月二十二日从莫斯科一到塔什干，参加电影节的外国客人便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盛大欢迎。此后到达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的时候，出席列宁集体农庄的宴请的时候以及当晚离开撒马尔罕的时候，那种长柄唢呐呜呜、手鼓与大鼓嘭嘭、上百名少女穿着乌兹别克彩裙（式
样花色与我国新疆和田维吾尔女子常穿的彩裙无异）翩翩起舞的场面又再现过三次。
还有频频的献花。感谢那位年老的女服务员拿给我一个花瓶，很快，我住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409房间的花瓶里便插满了鲜花。估计那些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美貌的电影明星们得到花束会更多些。还有好几次盛大的招待会，讲话、敬酒、红黑鱼子、串烤羊肉、抓饭、吸收了乌兹别克民歌旋律的摇滚扭摆舞，一切都是大张旗鼓，好像一个电视接收机，所有的旋钮都拧到了最大限度。
当然，不能不提到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看电影。如果把正式参加电影节演出的故事片全部看完，上午、下午、晚上各两部，每天就要看六部……您倒是试试，一天看六个电影，连看上几天，您的头会爆炸的。
还有在饭厅、在前廊、在大门口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友好会见。为了使别人听得见自己的话，连举止最为优雅的标准绅士也要扯起喉咙叫喊。还有录音采访、摄制纪录片、记者招待会、参观市容、私人会见、兑换卢布与购买纪念品，还有当我们这些外国客人集体“出巡”时三轮摩托警车的开路与卫生急救车的殿后……
总之，每天都是热热闹闹、闹闹哄哄、轰轰烈烈、欢声笑语、气氛十足。尽管中苏关系还微妙，很麻烦，远远不是已经平安无事、一切顺利，但在这里，主人与客人宁愿“只叙友情、不谈政治”，作客的和待客的都要个皆大欢喜。
于是我睁大了眼睛，扎煞起耳朵，调动起口舌，努力看、听、说和吃，努力从苏联中亚细亚这座很有气魄的城市，从它的电影节内外活动中接收更多的信息。我当然感谢主人的精心安排与热情好客的接待，我也喜欢这种热烈和热闹的气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似乎有几分惆怅。大概写小说的人不一定那么适宜参加电影家的活动吧？与大轰大嗡的电影相比，我们的小说是多么文静、多么娴雅、多么忧伤啊！写小说的人也许宁愿场面小一点、声音低一点，以哪怕是带着追怀和失落的伤感的复杂心情，去探寻这块我们自幼熟悉、却又变得如此陌生的，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土地上的谜语吧？
请原谅，我的苏联东道主、我的在电影节上新结识的朋友，还有我国的电影工作领导部门。在塔什干的最后几天，我想的是，电影节好是好，一辈子参加一次也就够了，生活毕竟不是电影，日子也并不都是节日，哪要得了那么多载歌载舞和宴请？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当时光的流水冲刷过去以后，盛大的东西并不总能留下深刻的印迹。已经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的夜晚了，六月三日凌晨我们便要告别塔什干，这热热闹闹的一切便从此烟消云散了么？
我似乎有点不甘心。六月一日夜晚，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穿过旅馆门前的地下通道，来到马路对面的树林里。
真是瞎忙！在这座宏大的旅舍住了整整十天，竟一直没有到对面看看。这是一个街头公园，花和树整整齐齐。有几株三个人合起来也抱不拢的大树，显然是栽植于七十年代大地震之前。报刊亭已经关闭，冷饮店生意兴隆，尽是争饮喀瓦斯与百事可乐的红男绿女。是的，这一天是周末，在苏联，周末还是很有气氛的。一座饭店的窗户遮着严严实实的窗帘，从中传出迪斯科的乐声，节奏鲜明急促。门口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一个妇女在气愤地喊叫，似乎她是来找她的女儿，不知向警察诉说了什么。再绕过去就安静了，在安静的花园中心，矗立着高高的纪念碑，老远就看得见纪念碑上雕像的大胡子。是马克思？又像，又不像，我好像不能判定。走近了才看清楚，是马克思。
回到旅馆我就沉沉入睡了，睡到六点多钟便醒了过来。这里的人们一般都是睡得迟也起得迟的，六点钟是一个很早的时间，但我不想再睡下去。梳洗完走到门外，真难得，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吹到脸上的是湿润凉爽的风。塔什干的夏季历来是炎热无雨的，不过才是五月下旬，我们这些电影节来客便已经尝到了塔什干之夏的威力。当我询问当地的朋友塔什干夏季的降雨情况的时候，被问询者的回答是“根本不下”。今天又是怎么了呢？
塔什干晨雨塔什干晨雨（2）
街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在地下通道里倒看见几个行色匆匆的人在朝另一个方向——地铁车站的方向走去。我从对面的通道口出来，看到了地上的泥泞，原来夜间雨下得不小呢。一圈又一圈的鲜红的、粉红的与黄色、白色的玫瑰，五月底六月初，正是玫瑰盛开的季节。树大部分似是枫杨，树叶像枫，树干是杨。塔什干不愧是花与树的城市，在这干旱少雨的地方，到处有着众多的花与树。也许正因为干旱少雨，人们才更懂得爱惜花草树木吧。
报刊亭已经睡了一夜了，现在也仍然不到营业时间，亭里亭外杳无一人。但是毕竟已是白天，隔着窗玻璃可以看到几份报纸、画报和为旅游者准备的风光明信片。夜总会——我想昨晚有个母亲在诉说的那个地方可以叫做夜总会吧——与冷饮店也都变得安安静静了，它们都在休息。
好安静啊，来塔什干十几天还从没有这样安静、凉爽、潮润过，连雨打在脸上、头上也是舒服的。
我虽然不懂雕塑，但这像这碑仍然强烈地感动了我，也许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我走近细看，发现碑下用多种语言写着字。其中中文是繁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此外我能辨认出的文字还有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等等。从中文的繁体看来，此碑的建成不会晚于五十年代中期。我看着这碑、这像、这文字，感从中来，喟然慨叹。
雨却愈下愈大了，我的头发已经变得湿漉漉的。看着横穿马路的地下通道入口，还远，而且有泥泞。近处没有房屋。
只有一株株大树，正好避雨。我紧走了两步躲到树下，这树冠又大又密又厚，雨虽然还下，树冠的下面却是绝对的干燥而且安全。站在树下，听着雨声，看着雨、树、花、马克思碑，我觉得如梦如画，似喜似悲。
这时从远远的对面走来了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从长相和穿着上，我相信我还是能分辨出中亚细亚各民族“土著”和俄罗斯人的。这位妇女身穿质料朴素的绿花纹的连衣裙，长圆脸，目光严肃中充满温柔，脸色不算很健康。她没带雨具，匆匆站到了我斜对面的第三株树下避雨，到了树下以后，她庆幸地一笑，和我找到我的“保护伞”的时候的表情一样。
然后她回转身来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猜想她是一位辛劳的有教养的工作者，我相信她的肩膀上有一副并不轻松的生活的担子，然而她还是快乐和充满希望的。我猜想也许她的丈夫没有好好地待她，否则她的目光不应该是那样。我猜想她正在猜想我是什么人。在塔什干，正像在旧金山一样，我多次被人当作日本人，也着实可叹。我们的脸上都出现了笑容，我们都感到一种慰安，我们似乎已经用目光和笑容互致了良好的祝愿，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虽然雨还没有停，天阴得很沉。
塔什干撒马尔罕掠影塔什干撒马尔罕掠影（1）
这就是著名的塔什干，苏维埃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苏联亚洲部分的橱窗，许多苏联主办的或者亲苏的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于此举行的石头城——按照乌兹别克原文，塔什干便是石头城、石头村落的意思。
虽然还只是初夏，这里炎热、干燥，到处是没遮拦的阳光，到处都明亮耀眼。这里到处是宽广的街道，虎踞龙盘的巨大公共建筑、雕像、纪念碑和喷水泉。这里到处是方方正正的绿地、树木、青草、花坛，酷热中仍然生机无限。这里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宣传画、警察、勋章奖章、棉桃图案。乌兹别克斯坦以盛产棉花而功勋卓著于苏联，而荣膺列宁勋章。乌兹别克斯坦有专门的节日“棉花节”，连入夜以后街头的霓虹灯图案也既不为招揽理发、也非轻松甜蜜的酒吧、更非可口可乐，而是红红绿绿的棉桃。
这就是著名的塔什干，苏维埃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苏联亚洲部分的橱窗，许多苏联主办的或者亲苏的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于此举行的石头城——按照乌兹别克原文，塔什干便是石头城、石头村落的意思。
我觉得它丝毫也不陌生。五十年代我曾欣赏过她的著名艺术家塔玛拉·哈侬唱的中国歌曲《有吃有穿》《伟大的毛泽东》，看过她的电影《棉桃》，记得少年植棉者与“热风怪”战斗的故事。后来我知道印度、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那里会谈的“塔什干精神”——这个“塔什干精神”似乎还被我们美美地批过一顿。还有茅盾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过的“塔什干会议”。尤其是当我到达新疆以后，我更知道了——并感受到了——地理上我国新疆地区与苏联中亚细亚地区毗邻，语言、文化、历史上维吾尔民族与乌兹别克民族是近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也阅读过大量的塔什干印刷出版的维吾尔文与乌兹别克文书籍，包括生活在塔什干的著名乌兹别克作家阿依别克写的《纳瓦依》与《圣血》和译自波斯文的乌迈尔·海亚姆的《柔巴依》（手抄本）。
而且，在新疆，我曾无意中收听到过塔什干的广播——那是任何一个单波段收音机都能收到的。我分辨得出它的呼号前奏曲，听得出他们讲维吾尔语的特殊味道。听到过他们的局部说来不无道理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抨击，和通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对中国的敌意，特别是它的煽动新疆少数民族的颠覆宣传。
亲、友、邻、敌……以及我的“做学问”的对象之一，这便是塔什干。
我欣然同意去塔什干。我真想看一看塔什干。我觉得我实在应该去塔什干。我去参加塔什干电影节，其次是为电影节，首先还是为了塔什干。
她不完全如我的想象。在塔什干，很少有什么特征能使你看出她是两千年前便已存在、九百年前兴旺发达起来的古城。你很少能见到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代表物。而且，她也不像我事先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凉快。
我笼统地认为反正苏联在中国的北方，反正新疆就比内地凉快得多，塔什干自然只应该比乌鲁木齐凉快，至少不会比乌鲁木齐更热。但事实完全相反，还是五月下旬，在那里每个白天都是在阳光的烘烤下面度过的。旅馆里的微弱的空气调节，完全不能缓解她的酷热。
可能是由于一九七五年阿施巴罗德大地震的影响，除了旧城的一个破破烂烂的旧清真寺以外，我很少看到旧建筑。在绿树掩映之中，到处都是一块一块的厚大公共建筑，穿插以同样厚大的喷泉、花坛、街道，使你感到十分宽广恢宏，甚至有几分铺张。
除了不多见的圆拱形的和桃形的门洞以外，它的建筑的民族特点似乎主要表现在建筑外的图案装饰上。与欧洲式建筑的浮雕式外观、与中国古建筑的结构式外观不同，塔什干的建筑的外观主要是单纯而又细密的图案。我们下榻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窗外满是混凝土制作的方框，方框互相套起来，使人想起汉文中的许多“回”字和“四”字。在列宁博物馆，图案是菱形的，最靠外是几个大的菱形，里面是小的菱形。在政府大厦，图案是竖条形，像是由笔直的圆木组成的木排。这些建筑外观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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