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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女人简简单单的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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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双脚跷在沙发上（2）
故事的续集发生在两年以后，当时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在一家评价相当高的妇女杂志社工作。有一次，几个要好的同事约了一起聚餐（我相信大伙儿都喝了一点酒），我向她们提起上述的经历。哇啦啦，有意思啊，这个故事！他竟然把电话号码都给你了，真不简单。“你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你们首先要知道一件事，和“性爱”主题有关的文章，在妇女杂志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这方面的文章内容，有很多都是出自女主编、女记者们的亲身经历。（譬如有一篇文章叫“倒楣性事一箩筐”，就是一位女同事精采的亲身体验：她在和情人翻云覆雨完事之后才发现，整个做爱过程中她的卫生护垫竟然一直都黏在她的屁股上！） 于是乎就有了后续的访问。访问的对象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来自科隆的青年马丁（对了，顺便提一下，他受访的酬劳是一双袜子），另外还有一位心理学家，他们共同帮我澄清了当年未获解答的两个问题。 针对我的第二个问题，受访的两位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有“恋物癖”的人决不会像强暴犯那样危险，因为基本上他们已将发泄的对象由活生生的人转成了没有生命的物。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这种人宁愿强暴我的鞋子和袜子，也不愿意强暴我！好深的寂寞，不是吗？而且真是只猪，好可悲的猪！ 对于我当年的第三个问题，受访的两个人倒有不同的意见。 当事人马丁觉得，他对“脚下之物”的迷恋与热爱，不过是一种嗜好罢了。“这其实和其他的人花钱在旅游上或是冲浪上是一样的。”对于这种讲法，心理学家却认为大有美化和“粉饰”原意图之嫌。有“恋物癖”的人，其性格多有易上瘾的弱点，而这种瘾头通常会愈演愈烈，必须要用愈来愈强的剂量才能使其满足。换成大白话就是：向女人买鞋子和袜子是会让人堕落以至于走向犯罪的！这点我绝对可以作证。 新的疑问来了：我是不是也有“恋鞋癖”呢？答案是：不知道。真的搞不清楚。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自从那次事件之后，我和这类人突然就变得牵扯不断、纠缠不清起来。
第六章双脚跷在沙发上（3）
我的双脚好像从此失去了它们的“贞操”，总是不断有新的“恋鞋癖”者尾随在后。噢，不只在后，跟在脚前的也有。尤其是在我参加过一个当红的电视访谈节目之后，情况就变得最为严重。当时我是以“专家”身分受邀在节目中谈论相关的主题（因为制作单位看过我的文章），结果节目播出后的回响大得不得了，电话、信件、不同的邀约如雪片般飞来，简直让人应接不暇，而我的双足压根儿还没给任何人瞧见过呢！我不禁暗自慨叹，世风日下，如今男人真是愈来愈难懂了。 就拿下面这个例子来说吧。有一天，我在慕尼黑搭乘地铁的时候，碰到一位身穿牛仔裤、名叫佛寇·布卢门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大约三十岁左右，硬要将他的名片塞给我。地铁驶过火车站，朝欧殿翁广场开去，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他是国家剧院的特约演员，最近刚刚写完了一个剧本。他一边谈着他的戏，一边偷偷地、色迷迷地、充满渴望地瞄着我的双脚（上面穿着Gucci土耳其蓝蛇皮露趾高跟鞋），并且开始游说我担任他戏中的女主角，因为这出戏叫做“会说话的脚”，他认为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故事内容是讲述一个女秘书为了要让自己的工作能力达到完美，遂将两枚电脑晶片植入到自己的体内。不料这两枚晶片竟然从体内滑落至脚底，结果她的双脚从此就有了自主的意识，不再听命于大脑。 “你想，两只脚就像一个独立有生命的个体一样，”佛寇情绪激昂地说，“比如当它们在餐厅时，突然就自行跳到餐桌上去了，不是太幽默了吗，真是太疯狂了！”对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我是再赞同不过。委婉拒绝了他的邀约，我在地铁下一站到站的时候赶紧跳下车，小跑着快速离去。 老实说，事后我还留意了好一阵子报纸上艺文版的消息，想看看到底有没有一出戏名和“脚”有关的舞台剧要上演。我一边翻阅报纸，一边禁不住毛骨悚然地想着：如果当初我接受了佛寇先生的邀约，答应出任该戏的女主角，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坐在他专属的红丝绒试鞋椅上，在他饥渴激动的目光之下，慢慢地脱下我的小凉鞋。或是我们到一家餐厅去洽谈进一步合作的事宜，当烤好的猪膝端上桌来的时候，他故意失手将其滑落到桌下，以便在俯身的时候可以乘机贪婪地吸吮我的脚趾。呃，真是恶心死了，这些“恋足狂”！ 不过还有一种人也同样让人恶心，让人讨厌，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反“恋鞋癖”的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男人完全不懂得欣赏女人的纤纤玉足，从来不会买鞋送给他们的女伴，也从来不注意他们的女伴脚上穿的什么鞋子。在调情温存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去碰触、更不会去亲吻对方的脚，同时也痛恨伴侣爱抚他的脚。 这种人无论如何都别想进我的门、上我的床、和我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我希望他臣服在我脚下的时候，他恐怕连我的脚在哪里都找不到呢！
第六章寸步难行（1）
——苏菲亚 长久以来我就一直只有一双真正能穿的鞋。这么说绝对不是为了要卖这本书。我要不是只拥有一双真正能穿的鞋，那就一双能穿的也没有了。尽管如此，或正因为如此，我不断地买新鞋。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或是不愿意确定，所买的鞋子到底是不是那双真正能穿的。 克莉丝汀娜的意大利“联合供应商”，一年两次固定送十双鞋来供她换穿。镂空的、包头的、高跟的、矮跟的，应有尽有。或者她自己也会亲自到鞋店去挑选。她很清楚她要什么，只是有时候可能要考虑久一点，有时候很快就能决定。 她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很清楚在哪里买得到，价钱是多少。她穿着那些极尽古怪的鞋子，踏着不可思议的高跟，嘴里吹着口哨，怡然自得地走在大街小巷，只等着夏天或冬天又到了，换季了，新鞋就又来了！我和鞋子的缘分就没有那么好，我始终必须忍受因穿鞋带来的痛苦。不是指那双“真正能穿的”鞋，而是指其他所有的鞋子。 那些穿起来很丑陋的鞋子，我想在这里就根本不必谈了。而其他剩下来可谈的鞋子，每一双都让我永生难忘。原因无他，因为它们全给我同一种感觉，那就是“痛！”“痛！”“痛！”每一步都痛，痛彻心扉。当然在鞋店里试穿时走的那十几步不算，买回家后在穿衣镜前走的那几十步也不算。真的，只要是在试穿的时候，任凭你怎么走都不会觉得有何不妥。但请相信我，它一定会、绝对会在最最不应该、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纰漏，让你觉得“痛啊！” 第一双让我记忆深刻的“苦难鞋”，是一双深蓝色的漆皮皮鞋，它是那种不需要系鞋带也不用扣扣子一套上就可以走人的“方便鞋”。当时我年方七岁，觉得这鞋简直帅呆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有过那么棒的鞋子。对我而言，那已经是一双真正的“女鞋”（而非童鞋）了，因为我看过我母亲也有类似的一双。 我非常珍爱那双鞋，而我的脚不停地在长大，而且长得好快。不久我就感觉到两脚的大拇趾已经顶到了鞋头。光是顶大拇指有时候就够痛的了，但管它呢。问题是，紧接着其他几个脚趾头也全挤上来了。于是我把脚尽量卷起来走路，争取到的空间让我又多穿了半年。 我老妈虽然偶尔想起来也会问一下：“鞋子会不会已经太小啦？”同时以一副很熟练的样子，用大拇指在鞋头的部分按两下。因为她在按下去的地方仍感觉到了空隙，于是高兴地说：“太好了，这鞋显然跟着在长哪！”因为小孩子的鞋都贵得很，尤其是小女生的，如果小妮子们遗传了她们妈妈爱买鞋子的天性，那可真够瞧的。 我妈用手按到的其实是我的大脚趾关节，这些日子锻炼下来，我已经可以把所有的脚趾全部都卷曲起来了，而且照样走路。显然我走得还不错，因为没有任何人察觉出异常。任谁都知道孩子的骨头最为柔软。在运动界或体操界，有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训练方式，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去挑战身体的极限。于是当苏俄的小朋友们努力在平衡木和高低杠间旋转飞跃，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国际体坛上赢得奖牌，终于能脱离当地酷寒的严冬时，我这厢则蜷着脚趾、“穿”着我那双心爱的深蓝色皮鞋，一拐一拐地练着我的软骨功。可以想像，那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坐车，我总是会欢喜雀跃得不得了。也正因为如此，那段时间全家人都知道我是个“懒脚”，都奇怪为什么我会那么不爱走路？ 这中间曾经发生过两件事，让我差点儿得放弃我的宝贝蓝鞋。第一次是因为一个可恶的禁令。当时因为适逢能源危机（我想是在1973年的时候），政府明令规定：星期天禁止开车。而我每个星期天都得去上芭蕾舞课。其实我不只是去“上课”而已，穿着芭蕾舞鞋用脚尖跳舞，对我那终日蜷曲的脚趾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舒展运动与休息。但除了那双蓝鞋，我不可能穿别的鞋子去上课，因为每个同学都穿得漂漂亮亮地出现在课堂上。但要我穿着蓝鞋“走”着去上课简直是不可能！怎么办？我开始哀号，别有用心地比平时哭得更大声、更凄惨。 幸好我还有一个任职于铁路局的舅舅彼得，由于公务的关系，他拥有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在禁令实施的时候照样开车。我停止哭闹，喜孜孜地“裹着小脚”，坐上彼得舅舅的奔驰轿车，呼啸着驶过波恩市空无一车的街道。在芭蕾舞教室稍事停留，练习完毕所谓的“儿童芭蕾”，就等着彼得舅舅再用他的大奔把我载回家去。
第六章寸步难行（2）
第二次害得我几乎要放弃蓝鞋的是“皮丽儿”公司。事实上那家公司并不叫“皮丽儿”，“皮丽儿”只是该公司所生产的一种洗洁剂（我后来也知道了）。但因为该清洁剂广受一般主妇的喜爱，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该产品的使用者，遂成为该公司的代名词。“皮丽儿”的包装是一个鲜蓝色的塑胶瓶，在瓶身的背面是一个经过设计的贴纸区，上面有两个“强力去污花仙子”的图案，用户可以将其揭下，贴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像厨房、浴室的磁砖上，或是房间的墙壁上。 我必须承认，“皮丽儿”的行销策略真是厉害，因为在每一个瓶子背面的“花仙子”贴纸，图案设计都不完全一样，所以过不了多久，购买“皮丽儿”的人就不再是为了瓶中的清洁剂，也不再是为了要清洗更多的东西，而完全是为了那些不同图案的“花仙子”贴纸了！ 为什么当时的情况会变成那样，我其实也搞不太清楚，只能根据我自己惨痛的经验告诉你们，“皮丽儿”这一招还真是成功。光是我们小孩子，就为了那两张贴纸就可以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吵架、打架、抢地盘，可以说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谁在哪里看到新的花色，就硬说那是他的收藏；谁到“皇帝咖啡馆”去把店里厨房的贴纸偷偷撕走了；谁家厨房的磁砖上贴了最多的花仙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皮丽儿”贴纸还有更糟糕的一点：它很容易从瓶子上揭下来，但一旦贴上磁砖或其他任何地方，就休想再把它撕下来了！任凭你费尽九年二虎之力，连洗带刷、又搓又刮，一层薄薄的、黄黄的、看起来恶心的、仍带着超强黏力的花型薄膜，始终坚守阵地不为所动。而这一小块一小块残留下来的印子，黏着灰尘，黏着残渣，黏着日后任何飞扬飘舞在空中的东西，又像一朵朵小花似的重新绽放在墙上。听说在一些老房子里，二十年前贴过花仙子贴纸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当然，我也曾是一个“皮丽儿”贴纸受害者。不管我去哪里，特别是去没有小孩的家庭里，我一定马上先进厨房，四下搜寻，看看是否还有“皮丽儿”贴纸。 有一天，我可真走运了。我会时不时地到我老妈的办公室去玩玩，如果她刚好在忙着，我就一个人晃到公司的餐厅去，给自己买一瓶可乐或芬达喝。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全都认识了我，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溜到柜台后面去到处乱跑。 一天下午我到厨房去探望他们的大厨，当时他正在和所有的锅子奋战。笨啊，怎么早想不到！每天有那么多人吃饭，当然会有一堆餐具需要清洗。只要有东西需要清洗，就一定会用到“皮丽儿”洗洁剂，只要有“皮丽儿”洗洁剂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皮丽儿”贴纸，哈哈哈！得到大厨的许可，我从瓶子上将两枚贴纸抠下来，哇，棒呆了！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把那两张意外得到的宝贝贴到哪里去？我还有一罐芬达汽水要拿呢，而距离回家贴到厨房墙上去至少还要等好几个钟头，怎么办？于是我决定把偏黄的那张花仙子贴在右脚的鞋子上，另一张偏蓝的则贴在左脚的鞋子上。如此一来，我的两只手就又都空出来了，左手拎着汽水，右手拿着大师傅送的巧克力，我真是再幸福不过啦。 “皮丽儿”贴纸的超强黏力，我是事后才领教了的。我娘当然早就知道个中厉害，所以当我兴高采烈地从餐厅走出来，迎面瞧见她时，她竟然就发出一连串的尖叫声。我告诉老妈不用紧张，我只是暂时将贴纸贴在鞋子上，等回到家我就把它们撕下来，贴到厨房的磁砖上去。这样一来，我们家就比玛丽塔妈妈的厨房多一朵花了！ 但老妈并没有停止叫嚷，我虽然不完全明白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但一句“这下可好了，苏菲亚，你这双鞋非报销不可了！”就像打雷一样，一直回荡在耳边久久无法散去。我开始大声哀号。不会吧，我喜欢“皮丽儿”有什么错？我热衷收集贴纸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用我的蓝鞋做为代价？不可能的，不可以的！ 我哭着哭着倦极而眠，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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