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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商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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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国共交锋，堪称“乌合之众”与“虎狼之师”的对决，孰胜孰负并无悬念；六十年后的商海鏖战，同样不乏“乌合之众”只身迎战“虎狼之师”。卵石相击，焉能不败？如何做到知彼知己？如何成就“虎狼之师”？…编辑手记…
近年来，国内企业界涌动着这样一股“暗流”：越来越多的企业大家“不约而同”地从早期党史或毛泽东思想中汲取营养、获取启示，并因此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史玉柱的“脑白金”营销策略和任正非在华为的“毛泽东式”思维。这种现象的出现决非历史的偶然。正如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如同种子回归大地方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的求索之心只有回归自己的传统，才能更加明澈、客观和自信；也惟其如此，才能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判断力和从容的定力来面对人类的一切先进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以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传统。”
今天的企业组织与早年的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都必须以应对外部挑战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挫折到胜利的奋斗历程所揭示的种种真理，对于今天的企业组织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党史商鉴》正是一部系统深入地挖掘和提炼蕴藏于党史史迹中的“管理之道”的佳作。
通读全稿，我发现这是一部原创性极强的“大书”，激情四射，思想的幡动，令人怦然心动。——在当今的著述界，这样的作品久违了。
本书的谋篇布局恢宏大气。以党史史迹为主线，通过组织篇、政治篇、思想篇、谋略篇和领袖篇等五大模块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借此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构架；相互契合为一个整体的大小数十种理论或观点均针对本土企业管理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但并非简单的批判，而是理性和建设性的分析，剖陈我国企业管理的致乱之源；创造性提出致胜之道。一改国内著述界“以西方思想方法套用本土企业现状”的传统模式，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出发，立足本土精心构筑了一套独创性的理论体系，比如提出了企业管理的评价体系、立体谋略论等全新的理论，使人读后颇有“恍然大悟”之感。
作者周大江先生为研究本土企业的管理之道付出了多年的心血：作为曾经在多家内外资企业任高管的职业经理人，他深深感愤于我国企业管理的积弊，为求良方，曾长期探究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经验。从2000年开始又专注于从组织行为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且亲手组建和领导一个由数十名志愿者组成的“本土企业观察研究小组”，对52家本土企业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研。如果不是因为对真理近乎偏执的追求，我们很难理解还会有其他什么原因使他坚持走完这漫长而艰辛的5年探索之旅。
作者三易其稿，九次修改，历经数年，遂成此书。无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我以为，它都开了风气之先——弥补了国内本土企业管理理论的空白，并开创了从现代组织管理的角度与时俱进地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先河。
坦率地说，从图书市场运作的经验来看，洋洋40万言的大书通常是难以成为畅销书的，而畅销书恰恰又是几乎所有出版人的追求。因此，无论我本人还是我的同事，都曾试图使这本书变得“薄”一些。但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因为这本书是不可能变“薄”的：如果真的“薄”下来了，它就承载不起“以党史为商鉴”的主题，并且会使它原有的光彩丧失殆尽。对一个胖子的成功减肥不仅更有益于健康，也更有益于审美；但是，如果盲目地把一个壮汉变瘦变小，那么必定使他成为一个病夫。——本书的40万字绝非“肥胖”使然。
因此，我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保持本书的原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读者价值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算作是对读者负责。
但愿我们的决定能够得到读者朋友的理解。
姚劲华
2006年3月…前 言（1）…
“组织管理”问题在我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过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人们带来过如此之多的迷茫和焦虑。
我国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式的个人修为；在群体行为的运行机制（即组织管理）方面却始终没有形成气候。
然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组织管理”却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几乎与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引进和借鉴（更多的是简单效仿）同步，这或许正是“迷茫和焦虑”心理产生的根源。教条主义式的盲目效仿非但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反而会加剧效仿者的无力与无助。
人文背景的巨大差异，使得任何源自西方的先进思想都必须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自己的人文背景中寻找一片“土壤”，使思想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真正结束眼前的“迷茫和焦虑”，沐浴真理的阳光。
共产党在1921年至1949年的历史，无疑当之无愧为这样的“土壤”。
——在我国近100年来的历史长河中，共产党是管理得最成功的一个现代组织；它在组织管理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成就，至今也无人能望其项背。
近来数年间，当“组织管理”的种种问题突兀在人们的眼前时，当人们在蜂拥而至的种种新词汇、新概念和新思想中手足无措时，却居然没有意识到，就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党史常识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管理之道”。
长时间以来，共产党的先贤们用汗水、智慧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遗产——1921年至1949年的党史——对于现代组织管理的借鉴意义，一直被人们“视而不见”，反而舍近求远地在源自西方的种种时尚的理念或潮流中亦步亦趋地邯郸学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是时候了！让我们重新回归自己的传统，让我们都来学习这一段党史，并在学习中获取现代组织管理的启迪和智慧。
如同种子回归大地方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的求索之心只有回归自己的传统，才能更加明澈、客观和自信；也惟其如此，才能使我们拥有足够的判断力和从容的定力来面对人类的一切先进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以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传统。
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全部动机和立意所在，但愿我的努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坦率地说，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段极其沧桑的心路历程。
12年前，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3年后因为极度失望而转投到另一家国有企业门下。不幸的是这两家曾经辉煌一时的企业在几年后都因自身的管理问题而先后深陷困境，后者甚至被迫关闭。这段长达7年的漫长岁月，曾经给我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迷茫和焦灼，以及随之而来的探索真理的坚定决心。于是，我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企图借助于欧美管理学的经典著作来抵达真理的河岸。坦率地说，这些著作在我最黑暗的心路历程中不止一次地燃起过欣喜与希望，虽然我知道，这离我揭示中国本土企业管理之道的愿望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但它们毕竟结束了我内心的无助。
幸运的是，2000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我意外地获得了一项特殊的资助，组织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本土企业观察研究小组”（以下简称观察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对50家以上的本土企业进行为期5年的持续观察。3个月后，这个观察小组便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行。这使得我有机会能够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更加全面深入地收集本土企业管理的第一手资料。在尔后5年里，虽然根据资助人的保密要求，我们只能在小组内部相互分享时而激动人心时而令人心痛的发现，但是，这确实是我“悟道”的旅途中最为“丰盛”的精神岁月。
我们将所观察的企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通过公开的资料收集素材，此类企业多为上市公司；另一类是通过观察小组的核心成员和特邀观察员报告其所在企业发生的重大管理事件。对于后一类企业，我们有两项基本的原则：（一）观察和记录的领域绝不涉及被观察企业的商业机密，只停留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事件上；（二）对被观察的企业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除了我和另一名核心成员（他于2002年7月因出国留学而终止了这项他深爱的工作）之外，在包括内部交流、向资助人提交研究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活动中，均不得使用被观察企业的真实名称，而代之以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编码。同时，鉴于此项工作纯属学术研究活动，为了避免因此对被观察企业和观察员们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们对二者的名册进行了永久性的保密处理——在2005年5月向资助人提交最终研究报告并获通过后，随即将需要永久保密的有关资料销毁。因写作本书的需要而引用的此类观察资料也严格进行过保密处理，隐去企业的真实名称。
虽然观察小组成立之初的第一批11位核心成员（5位博士或在读博士、3位MBA或管理学硕士、包括我在内的3位“低学历”的研究者）和分布在数十家企业的数十位特邀观察员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在3年后（即2003年前后）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他们在长达3年的辛勤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执着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成为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记忆。最令我感动的是，几乎每一位离开的志愿者，都会竭尽全力寻找和推荐自己的继任者，使得整个工作能够继续开展下去。…前 言（2）…
就在我沉浸于这项观察研究活动之种种成果所带来的由衷喜悦之中时，2001年6月，中央电视台首播的电视剧《长征》给了我一个始料不及的巨大震撼，它似乎为我打开了一道天窗，破窗而入的真理之光逐渐将我苦苦求索的内心照亮。于是，我从此便成为不折不扣的“党史迷”。对共产党先贤及其事迹的痴迷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少年“追星族”们的狂热——我从共产党早年（1921年至1949年）的奋斗历程中意外地获得了流星雨一般密集的启迪与灵感。在随后对这段党史迫不及待的学习中，我竟然屡屡为它身上蕴藏的真理所惊愕、所折服、所陶醉——长时间以来，我们竟然对这座丰盛的宝藏视而不见！
我们对党史中的宝藏之所以“视而不见”，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对它过于熟悉。我把这种因为熟悉而忽视的心理称之为“习惯性忽视”。习惯性忽视可以说是人性中固有的弱点，而对这一弱点的克服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就使牛顿深受启发并进而发现了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万有引力定理”。如果我们今天再以这种习惯性忽视的心理来面对自己身边触手可及的辉煌精神遗产（1921年至1949年的党史），无异于坐在无尽的宝藏旁边忍受着贫困的煎熬。
如果克服习惯性忽视及其它种种僵化的定式思维所造成盲区，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企业组织与当年的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它们都必须以应对外部挑战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因此，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挫折到胜利的奋斗历程所揭示的种种真理，对于今天的企业组织同样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组织”一词在本书中仅仅指那些“以应对外部挑战为基本生态状态”的组织。此类组织的最大特征，就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必须有利于应对外部挑战，或者说，其组织行为过程就是一个发现和实践真理的过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类组织则是以平衡或协调内部利益冲突为基本行为状态，比如和平时期的执政党或民主国家的议会等，其遵循的运行规律显然不适用于企业组织，因此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内。）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今天的经理们津津乐道的种种新理念，其实远在数十年之前就已经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先贤们天才般地演绎出精彩绝伦的篇章，并且达到了迄今为止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本书所引用的主要党史资料之版次如下：
一、《毛泽东选集》系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第2版之第1－4卷；
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三、王东主编《中国共产党大辞典》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四、高戈里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在书中引用时简称《心路沧桑》）系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历经数年的努力，拙作终于得以完成。
在成书过程中，挚友倪训洁顾侠夫妇、原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董事孙栋先生、贵州西西弗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薛野先生及副总经理高冬梅小姐、中国纺织出版社编辑胡成洁小姐、挚友党延东先生等始终给予我精神上的宝贵支持；拙作成书之后，幸获伍修权将军之女、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伍连连女士和原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副组长兼监察局局长、党史专家张联瑜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在百忙之中对拙作拨冗垂阅并提出了许多极富真知灼见的珍贵意见，使之更趋完善。
在拙作的投稿过程中，幸蒙人民出版社编辑姚劲华先生的赏识。如果没有他的认可和努力，真不知道我还会在出版的道路上经历多少曲折。
拙作在人民出版社进行选题论证期间，七十多岁高龄的著名党史专家、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马连儒教授不辞劳苦，垂阅全稿并提出了诸多高屋建瓴的修改意见。虽然我与马老素不相识，直到拙作付梓也无缘拜晤老人家，当面恭听老人家的教诲，但是，在其意见书的字里行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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