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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5年第1期-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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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川，林斤澜、汪曾祺、邓友梅最后一次一同出访。三位站在四川三江回流的地方，邓友梅显得激动，要拍个照，汪曾祺无动于衷，邓友梅坦然地说：“你是知道我有明显缺点的嘛。”三个人一笑，合了一个影。
林斤澜涵养好，而汪曾祺率性、率真，两人都有些仙气。可是，１９８６年，《文艺报》忽然刊登汪曾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大家一头雾水，感到滑稽。
我拿这事问过林斤澜，林斤澜也说不知道汪曾祺要入党的缘由，只说毕加索也是法国共产党员。邓友梅有文章说汪曾祺五十年代初就写过入党申请书，党认为汪不够格，要邓帮帮他。大概是汪曾祺在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来，憋闷之后，他要长啸一声吧。
在作家中，林斤澜和汪曾祺互为至交。两人１９５０年熟悉上，直到１９９７年分手，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林斤澜说：“我和曾祺风风雨雨几十年，没有落下恩恩怨怨，是至交。”
汪曾祺小女儿汪朝回忆：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邀请、笔会相当多。爸和林叔叔总是一起参加讲课、座谈，一起喝酒，一起游山玩水，算得上形影不离。爸对林叔叔口无遮拦，高兴了，酒喝多了，心里痛快了，拿起电话就给林叔叔打，有时趁着酒劲还要骂上几句。这个时候他很执拗，很难说服。林叔叔耐心地跟他解释，帮他分析，更多的时候是不置可否地静听，让爸爸痛痛快快地发泄。林叔叔就是喝多了，也不会失态，仍然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聊天，虽然脖子带脸都红了。
林叔叔宽容厚道，有各种年龄，各路风格的朋友。他顾全大局，扶掖后进，乐于与年轻人沟通。他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读最前卫、最新潮的作品，而且深入研究，费心琢磨。虽然他很少口齿锋利地表达意见，可让人感觉，他心里洞彻，并且很有想法。
……
小保姆刚来不久，饭很粗糙，林叔叔毫不在乎，还陪爸喝点葡萄酒，尽管不过瘾。我中午回家，一出电梯就听到林叔叔响亮的笑声，爸和妈都很高兴。
汪曾祺新时期复出，终成文学大师，和林斤澜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当代一段重要的文学史。刘心武在《醉眼不》中说：“我头一回见到他，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林斤澜家中，那时知道他是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执笔，身份是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在单位里处境似乎不是太好。谈话间，他绝不提文学艺术方面的事儿，但说到烹饪什么的，却既内行，又生动。倒是林大哥有劝他写小说的话，他也不接那话茬儿。”
“粉碎‘四人帮’后”，究竟是哪一年？刘心武没有交代明白。看情形当是策划《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前。林斤澜１９７８年发表《竹》了，而汪曾祺却没有动起来。没有动起来是因为“四人帮”都粉碎了，他还要审查！故而心神不宁、心灰意冷。
林斤澜很早就鼓励汪曾祺写作了。
直到１９７９年，林斤澜说：“北京出版社计划出一套‘北京文学创作丛书’，……有人说，不要忘了汪曾祺。编辑部里或不大知道或有疑虑，小说组的人，也素不认识。我说我来联系吧……连忙找到这位一说，不想竟不感兴趣，不生喜欢。只好晓以大义，才默默计算计算，答称不够一本的。再告诉这套丛书将陆续出书，可以排列后头，一边抓紧点再写几篇。也还是沉吟着；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呀……这么个反应，当时未见第二人。”
“有人说，不要忘了汪曾祺”，这个“有人”是谁？就是林斤澜自己。邓友梅在《漫忆汪曾祺》和《漫说林斤澜》两篇文章中，分别两段话，反复说明当时的情况：
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惫，尝过一轮大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老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起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带劝说，要他赶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二次浪潮！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辑说自己建国后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邓友梅的这两段话大意完全一致，说汪曾祺的复出完全是由于林斤澜的缘故，这与汪潮的回忆（《说说我们的爸》）吻合：
林叔叔为人热诚，见解通达，在他面前可以百无禁忌。改革开放后，爸的第一本小说集是在林叔叔的催促下编辑出版的。当时爸有些迟疑，林叔叔很着急，说：“你积极点好不好！”如今，这本《汪曾祺小说选》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但，这事还得听听汪曾祺自己怎么说。他在《小说创作随谈》中说：
一直到１９７９年，在一些同志，就是北京的几个老朋友，特别是林斤澜、邓友梅他们的鼓励、支持和责怪下，我才开始写了一些。第二次起步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因为我长期脱离文学工作，而且现在我的职务还是在剧团里……
看来邓友梅谦虚，在汪曾祺重新拾笔这件事上，让自己隐去了。２００４年６月，我问林斤澜，“邓友梅是否同你一起到汪曾祺家的？”他说：“是的是的，一起去一起去。”
还有一个葛翠琳，也曾劝汪曾祺写作。汪曾祺在给朱德熙的信中谈到这件事。
中国有才气的文人，说辍笔就辍笔的还少吗？那是以万论的，且不论由于病，或者猝死，更不论可怕的政治，如屈原、孔融、嵇康，如“左联五作家”，就是周边一个诱惑、亲人一声怨艾、本人一个念头，日后的鲲鹏便折翅落地。文人相轻，文坛势利，观念相左，也容易让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忽然委顿，一跤不起。
汪曾祺有林斤澜这么个朋友，是他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学的幸运。
汪曾祺多年与文学界疏离，汪曾祺是何方神圣？南北刊物不得而知。拾笔写得漂亮的第一篇小说叫《异秉》（叶兆言认为《异秉》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我却认为《异秉》尽管结实含藏，但美学境界不能同《受戒》相提并论），是林斤澜推荐发表的。
林斤澜回忆道：
“《异秉》由我介绍给南京《雨花》新任主编叶至诚、高晓声，说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事情。他们两位十分欣赏，却不知道江苏有这么个作家，不知道四十年代的名声，要我找机会引见。过了三几个月，未见发表出来。一问，原来编辑部里通不过。理由是如果发表这个小说，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后来，还是主编做主发出去，高晓声破例写了个‘编者按’，预言这篇小说的意义。汪曾祺看了‘编者按’后说：懂行。”
至于叶兆言回忆“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异秉》发表在《雨花》上……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而论，《异秉》在后，《受戒》在前。”这都是后话了。
后来，汪曾祺结集一个文论《晚翠谈文》，应约交给北京出版社。竟又通不过。责任编辑舍不得，也不好意思退稿，过来和林斤澜商量，眼睛都红了。林斤澜说：“交给我吧。”便略加整理，添上两篇新作，林斤澜介绍给浙江出版社，出版了。
汪曾祺之子汪朗在《岁月留痕》中写道：
林斤澜要爸爸把所写的谈文学创作的文章汇编成集，找地方出版。爸爸出的作品集，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从来没有拿着稿子找过人，也不会。惟独这本《晚翠谈文》是例外。但是这种文论集不被看好，出版很难。林斤澜连赔时间带搭面子，联系了好几处地方，最后还是由他老家的浙江出版社把书出了。林斤澜干这些事，纯粹是帮朋友。爸爸后来到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香港一个作家也是他的朋友写信提出，要在台湾帮他联系出版作品集，不过要按规矩他提一成。爸爸同意了。在写给家里人的信中，他说“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谈《晚翠谈文》，门也没有。”
１９８７年，作为《北京文学》主编的林斤澜，主持召开《汪曾祺作品讨论会》，这是关于汪曾祺作品的惟一的讨论会。汪曾祺为讨论会作了一个发言，是他晚年一贯的文学主张，题目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当时几个外国朋友要求参加，临时来不及办手续，没来。来的多是青年学者，会上很有学术气氛，有的论点经久不衰，越见影响。比如北大的几位学者，给汪曾祺定了个位，大意是“汪曾祺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等等。
林斤澜还帮汪曾祺主编《国风文丛》。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要出版一套书，是反映各地风土人情、山川景色、乃至瓜果吃食的散文，诸如《卢沟晓月》（北京卷）、《黄河落日圆》（鲁豫卷）、《杂花生树》（吴越卷）、《渚青沙白》（湘鄂卷）、《弄狮》（闽台卷）、《雪域佛光》（西藏卷）等等。他们找林斤澜商量，要他和汪曾祺共同主编这套书。林斤澜说，主编还是让汪曾祺来做，我可以帮他。我就做吴越卷的主编好了。他找汪曾祺谈，汪曾祺同意。具体做起来时，汪曾祺却木然，后来索性把这事弄忘了。这样，许多事只能由林斤澜来做。林斤澜对汪曾祺说：“你写一个总序吧，其他事不管啦。”为了写这篇序，林斤澜先后送了三次材料，前两次送的全不知丢在哪了！
这是汪曾祺临终前一年的事。他的序仍然葱茏漂亮。《国风文丛》是一套极其精美的书。
同样，汪曾祺对林斤澜也有友爱的表示。沈从文，就是汪曾祺介绍认识的。林斤澜回忆说是汪曾祺带他到天安门后面的午门楼上，熟上沈从文。汪曾祺写了《林斤澜的矮凳桥》，尽管不长，但一反学院派的云里雾里，句句点穴，枝经肯綮。汪曾祺认为林斤澜的小说一下子看不明白，让人觉得陌生。这是他有意为之的。他就是要叫读者陌生，不希望似曾相识。这种做法不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确实是“孤诣”。说他常常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无话则长，有话则短。说他小说结构的精义，是打破结构的常规。说矮凳桥系列小说的贯串性主题是人或者人的价值，具体到一点就是“皮实”，也就是生命的韧性。说林斤澜写人已经超越了“性格”，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人的气质，人的“品”。得其精而遗其粗。他不是写人，写的是一首一首的诗。朴素无华的，淡紫色的诗。还分析了林斤澜的语言又流畅、轻快变得涩起来，是有意为之，是觉得过去写小说北京话用得太多，有点“贫”，想改变一下，他把家乡的温州话融入文学语言，增加表现力，是成功的。同时也建议林斤澜不妨把自己的语言稍微往回拉一点，更顺一点。这样会使读者觉得更亲切。汪曾祺最后带着感情说：“董解元云：‘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
一个魔术家，表演无人喝彩，当是悲哀的。一个作家，作品无人理解，少人说好，也少人说不好，也是叫人失落的事。以读者的多和寡、评论的热和冷论，汪曾祺和林斤澜是两个极端。前者好评如潮，后者如大观园里的栊翠庵，尽管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但总是冷冷清清（孙犁语）。复出创作十来年，也就孙犁、谢冕、黄子平几个人评论叫好，远不如一些二三流作家门庭热闹。这时汪曾祺一声清亮的喝彩，无疑给了朋友很大鼓舞。看得出来，《林斤澜的矮凳桥》写得非常用心，非常精到，是中国评论园中的一枝奇葩。
生命自有奥秘，汪曾祺先生的逝世，我认为是寿终正寝。汪潮回忆道：
爸于１９９７年５月×日消化道大出血，５月×日去世。住院期间，看上去病势已渐渐缓和，我们只告诉了不多的几个人。林叔叔闻讯接连两天去看他。一对老朋友又凑在一起了，不过一个是坐着，一个却躺着，口鼻中还插着管子。他们大概都想到了什么，又都没有说。爸去世当日，我回到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林叔叔。我关上房门，压低嗓音，以免躺在隔壁的妈听到。林叔叔却在电话的另一端失声叫道：“啊！怎么会这样！”那一刻，我强压着哽咽，发不出任何声音来。
告别仪式那天，林叔叔没有去。头天他已经和几个年轻作家到医院太平间去看过爸。他特意到家里来，和我们的二姨一起守护着卧病在床的妈。他们装着若无其事地陪妈说话，这是比参加告别仪式更艰难的事。
文中说到“他已经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太平间去看过爸”，青年作家是指李陀、余华、史铁生、李锐和何志云。那天还有高邮文联及亲属等人。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人，是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
尽管林斤澜通脱世事人生，汪曾祺的死还是让他感觉到强烈的沉痛。你只要读一读《纪终年》，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沉痛。《纪终年》一反林斤澜构思精深、行文简约的特点，“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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