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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温情毛泽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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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主席正准备休息。值班室门口有一个水龙头，我们起床以后，都到那个水龙头处洗脸。我喜欢一边洗脸一边哼唱，我正在哼评剧《小二黑结婚》的那个调子，李银桥就从主席房间出来了。李银桥严肃地说，小张啊，你瞎哼哼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说，主席都听到了。我问，主席生气了？他说，那倒没有，主席问是谁在唱啊，我说是小张 。主席就说，他唱得不好听嘛。我说，那我去告诉他不要唱了，主席说，哎，别，让他唱，让他唱，人家高兴嘛。李银桥说着就笑了，我说主席没生我的气吧？李银桥说，没生。
我觉得，主席对我们年轻人是非常关心的。我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在毛主席身边度过的。我十六岁到北京，二十九岁离开。十几年时间里，主席一直把我们这些人，他身边的卫士、警卫，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作自家的孩子。他跟我们讲，你们既是我的同事、朋友，也是我的孩子。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因为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吃一顿饭，而你们呢，天天见面。从感情上，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所以，不论从工作上还是学习上，主席都特别关心。
……
有一天，张仙朋得了感冒，因为怕传染毛泽东，没去上班，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回信却让张仙朋哭了。
我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感冒了，很想主席。
主席接信的第二天，那是1961年的12月24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过两天（26日）就是主席的生日嘛。主席信上写：小张啊，你好些了吗？过几天上班不迟，要好好静养。最后一句是：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大好，全国都很困难，主席的意思是叫我到他那屋吃饭。我看到信以后很感动，正好我的烧也退了，我就去看主席。因为是冬天，回来后，感冒复发，发高烧。几天看不到主席，我就又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又给我来了封信。信上写：小张啊，好孩子，怎么又病了，可能是过滤性病毒引起的，应当服四环素，嘱咐大夫为你配药。我收到这封信，一面看信一面流泪。主席对我们确实是特别关心。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下1
到毛泽东身边后，张仙朋开始迷上了写诗。当大诗人毛泽东在写诗或者读诗的时候，小诗人张仙朋就经常陪伴在左右。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比较喜欢写诗，江青还把我写的两首诗转给一位诗人，让人家给我修改。
有一次主席召开中央会议，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都去了，高岗也去了，我给他们送茶水的时候，主席跟他们讲，这是我的小诗人。我很不好意思，但高岗很高兴，因为我是从沈阳来的嘛，从东北来的嘛，他感觉很有面子，所以就很高兴。
1957年，主席到苏联访问，我和李银桥同志跟随主席到了苏联。到了苏联，我就开始尝试着用诗的形式写日记。
有一天，主席问我最近都写什么？我就把我的日记诗拿给主席看了。有两首诗是回忆我童年时代的。我童年时在大连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学习和生活都很艰难。我写的是：忆起当年尝辛苦，手握杆枝泪寸土……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我看主席的表情很沉重。主席说，你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我说是我写的，主席很高兴，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几首古诗。他还给我做了解释，那次谈了很长时间。我说，主席你该睡觉了吧？！主席看到我写的一首心愿：当明月刚入晨霞，毛主席方才睡下，但愿他梦中无扰，醒后精神焕发。这也是一首日记诗。主席说，好！既然是你的心愿，我马上睡觉。
主席有时候看完文件，要休息的时候，自己就朗诵诗。有时候朗诵自己写的，还没发表的。先朗诵着看一看，需要改的地方可能要改一改。再不就朗诵一些古诗、古词、古曲，有时候叫我：“你拿一张纸，拿笔来。”主席一面朗诵，一面让我记。他朗诵一句，我写一句，朗诵一句，写一句。朗诵的时候，他那个湖南口音我听不懂，我听不懂的话，主席就把纸拿过来，他写上，写上几句，完了，给我，他再朗诵，我再写。所以，我保留的东西里边有主席的笔迹，也有我的笔迹。
……
毛泽东主要的休息方式是散步，在这个时候总会和陪伴他的人谈一些轻松的话题。
有一天我和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主席突然停下了，就看着我，说：“小张，张仙朋，哎，你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当时我愣了一下，主席什么意思？主席说：“我问你，小张，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我说，我们住地下。他说不对，如果别的星球也有人的话，我们不是也住在天上吗？后来，又问我：“你说我们住在天上，我们是不是神仙？”我说：“我们不是神仙。”他说：“别的星球上有人，我们也在星球上，我们不是也是神仙？别的星球上就是神仙，那么在天上是神仙，我们住在天上，我们不也是神仙吗？”我笑了：“那好，主席是神仙。我是主席的朋友，张仙朋嘛。”主席哈哈大笑。
可是，有时候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让张仙朋觉得不那么轻松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庐山嘛，主席跟我讲，也是他睡不着觉了，有很多心事，就开始和我聊天。主席说：“我有三大志愿呀。第一呢，是要搞调查研究，到基层搞调查研究，搞上一年工业，搞上一年农业，商业我搞上半年，我要多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这样呢，我也给全国的干部做个榜样吧，这是一大志愿；第二大志愿呢，他说，我想骑马视察黄河长江两岸，我对地质方面呢，还不大熟悉，地质方面的知识太缺乏，所以要请一位地质学家，再请上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块儿视察；第三呢，我要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都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来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听主席这么说，我心里挺沉重的。后来因为事情太多，主席的这三大志愿并没有完全实现。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下2
过了一会儿，主席说：“我这个人呢，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呢占百分之三十，我已经很满足了。”接着，主席叹口气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我就是这么个人。他还说要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书，把他自己写进去，也把我们写进去。我说主席呀，你千万不要把我写进去。
……
1963年，张仙朋二十九岁，已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三个年头。这年的二月份，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地方上工作，和妻子商量后，张仙朋选择去兰州。可回了一趟老家，张仙朋却变卦了……
大概是1961年，一些老同志就开始下放劳动锻炼。为了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治上能够更坚定，经得住党的考验，主席决定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期分批下去劳动锻炼。主席还说他自己也要加强锻炼。一些老同志走了之后，主席就问我，他们走了，李银桥也走了，谁负责呀？我说，大事情汪东兴管，小事情还不知道。主席说，你能不能管起来？我说，主席，我不行。主席说，我看你行，他们能管，你不能管？我笑了，我说，我不行。但是过了几天，汪东兴宣布说，让我代理李银桥的工作。那是1961年初，等到1961年9月份，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正式下发文件，任命我为第一卫士组副卫士长。
1962年，第一批下放人员还没有回来，我们第二批又要下放了。主席讲了好几次，今天讲，下放你得去。明天又讲，你不要去了。后来又讲，你还是去吧。就这样反反复复，主席最后下了决心，让我也下放锻炼。我们当时去五个同志：我、主席副卫士长孙勇、机要秘书王光禄、警卫团的陈长江、理发员钱水桃。主席讲，你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有病要在当地看，当地看不了到县里看，县里看不了到省里看，实在不行了，赶紧给我来信，我就把你们调到北京来看。病好了以后，还得去。
我们下放那一年相当艰苦。不仅是生活艰苦，而且劳动量特别大。我们过去没劳动过，感觉很不适应，好在最后还是顶下来了。
我下放回来以后，1963年吧，主席决定我到地方去工作，离开北京。一开始，主席问，你要到哪个地方工作？我和我爱人李淑琴商量，因为她是西北军区的，军区司令部在兰州。她的意思是到兰州去。我就告诉主席，我们想到兰州去。主席说，那好啊，那个地方艰苦。我说，那好，哪个地方艰苦我就到哪去。
在没去以前，我和我爱人带着孩子回了一趟老家，去看我父母。我把这个情况和我父母讲了，我说我要下放了，要到地方工作了。我父亲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说你走这么远，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赶上我有病了叫你回来，你都不能及时回来，不能去。我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父亲仍然说不行，我得上北京找你们领导去。回北京后，我就跟主席讲，我父母不同意我去，因为太远了。我父亲还说要到北京来找领导。主席说，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吧，我回我的老家山东。主席说那也好，打回老家去喽。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汪东兴，汪东兴就跟山东省公安厅的张国富厅长谈了。汪东兴同志当时跟主席在外地视察，就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说已经安排好了，到山东青岛工作。临走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去看主席，主席握了我们的手说，你们都大了，翅膀硬了，应该出去飞了，到地方要好好工作。主席一面说一面流泪，我们也都哭了。我1963年离开，1964年，出差到公安部，我当时在青岛市公安局工作，到公安部去汇报案子。汪东兴同志正在住院，我赶去看他，并向他请示。我说，我要去看主席。汪东兴同志说，可以，我同意，但是我要打电话给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问问主席让不让你去。徐秘书回电话说，主席刚起床，让你马上来。我就急忙赶到中南海。主席一见我挺高兴的，他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说我在青岛公安局搞政保。主席一听政保还不习惯，主席说什么是政保工作，我说政保工作就是抓特务的。他说，哦，好抓吗？我说不大好抓。我说，主席你以前到青岛去过，你什么时候再到青岛去？主席说，上次到青岛去，青岛那个地方不错，但是正赶上连雨天，天天下雨，去了就感冒了，另外青岛市比较小，活动范围也小。以后，我到青岛去就找你。说完，他就从床上拿起《辞海》，这个《辞海》主席是走哪都要带着的。主席翻到最后一页，说你把你的地址给我写上，我就写了，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一处，张仙朋。主席说，好，我到山东青岛去找你。完了以后，我说好了，主席你休息吧，我得走了。主席说，你看看，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呀？主席就打电铃，把卫士周福明叫去了，说你到伙房去看看，给张仙朋，小张，弄点面包哇，什么点心啊。周福明就带我去了，结果回来以后，小周说没有面包，没有点心了，就带了七八个大鸭梨。主席又把他的房间里柜子上的饼干筒拿下来，一看饼干筒里的饼干也不多，就把连饼干带饼干渣子，一大包，说你给我包起来 ，带回去给孩子吃。我就带着主席给的饼干和大鸭梨离开了。回去以后，我就把梨送给同志们吃了。我们科的同志都非常高兴。
1963年再次去的时候，主席一见面就问我，你知道我们的原子弹炸了没有？当时，我去公安部汇报的案子，就是有关原子弹的。结果，火车还没到北京呢，火车上就广播了，说原子弹爆炸了，那么原子弹爆炸就不保密了，我这个案子也不用汇报了。我回答，我在火车上听到广播了。另外赫鲁晓夫下台了，你知道吗？真巧，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赫鲁晓夫也下台了，主席很兴奋。
1965年，我们又到北京去看主席，这次有小田，田云玉和他的夫人小胡，我们一起去的。
1965年以后，我再也没去看过主席，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5年那次，是最后一次见主席。本来要照相的 ，结果打电话找侯波同志，没有找到，就这样离开主席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主席。
如今，我时常拿出日记本，回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景。不管怎么样，我在主席身边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很宝贵的那段时光都是在主席身边度过的。我感到很幸福，虽然我没捞着什么好处，虽然主席要求我们很严格，但我很知足。
第八部分访问 张耀祠 上
张耀祠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文化大革命”前，中央警卫团叫8341部队，那么， 8341部队的叫法是怎么来的呢？
8341部队是在1953年5月开始筹建的。原来这个部队是延安中央警备团的第一支，那个时候属于中央警卫师一团。成立的时候，我们主要以这个团为基础，不合适的就调离了，合适的就留下了，不够的再从外面补充，从各个地方抽调了一些干部。当时成立的时候，大概就是一千人的建制吧。不到两年，担负的任务加大之后，人员有所增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个部队的任务逐步增加，大会堂的警卫，钓鱼台国宾馆的警卫，加上天安门，后来又加上北戴河，以及林彪的警卫。8341只是我们这支部队的一个代号，并不是正规的番号，番号还是中央警卫团。这个代号是根据总参的编制，按照序列的排列给的代号。这个团原来有一个代号，就是中央警卫师里头团建制的代号，代号也不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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