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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温情毛泽东-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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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夫妇每年有三个日子是一定要吃面条的，除了我们俩的生日，另一个日子就是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我们为主席过生日，以这样的方式怀念主席。
第三部分访问 刘长明 上
刘长明12岁就在老家河北正定参军投身革命。从抗大七分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军委从事秘书、参谋工作。1946年，21岁的刘长明被调到中央军委作战部枣园作战室担任参谋，开始近距离地与毛泽东接触。1947年初，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军延安，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随后刘长明便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
1947年春节，在枣园，我们像往年春节一样，搞了个春节团拜会，枣园村的老百姓也一起参加，向中央领导拜年。但这年的春节与往年有个不同，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离延安。不仅老百姓，就是部队的同志对为什么撤离延安也存有疑问。见到主席，主席很了解大家的心情，他很幽默、风趣地给当地群众讲解，为什么我们要撤出延安？主席在理论上的思考，在报刊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主席当时举了个很通俗的例子。他说，如果你遇到强盗了，你一个人背着满身的财宝，金银财宝这么一大包袱。一个强盗或者一群强盗要来抢这个财宝，你怎么办？你是背着一身财宝和强盗拼搏，结果你拼不过他，你被他打死了，或者是打伤了，财宝也丢了。撤离不撤离延安，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反过来，如果我们把背的财宝放下，我轻装和这个强盗来搏斗，就可能把他打跑或打死，打败他我就人财两得。况且，我们现在知道强盗要来，可以先把财宝埋起来，再把强盗关在自己家里打，把握就更大嘛。前边人财两失，这个人财两得，这样的对比很清楚，跟老百姓一讲，老百姓就想通了。此前，延安的老百姓一听说我们要撤出延安，马上紧张起来，枣园村的村长带头来打听情况。哎哟，中央撤离了，谁不担心啊，不愿意部队走啊。当然从中央说，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也不想离开，但是主席的指导思想是，敌人进攻，这个包袱必须甩给敌人，我们不能因为坚守这么个地方，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机动作战，当时我们的作战思想就是主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出动几十架飞机，对延安轮番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处境危急，必须紧急撤离，然而形势越是险恶，毛泽东越是从容不迫。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主席住的那个窑洞的玻璃都给震碎了。主席对身边的人员说，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敌人轰炸是个什么情况。一看，捡了个弹片回来。主席说，噢，这个弹片不错，留着它还可以打一把菜刀嘛。主席很快从枣园就转到王家坪去了，最后撤离延安的时候，主席就是从王家坪走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主席了，因为我留下了嘛。作战部其他人过了黄河到山西去了，我跟着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留在陕北。
主席是最后撤离的，警卫主席的同志一再催主席，走、走，赶紧撤离，敌人越来越近了，炮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了。主席还是不走，很沉着，还在那里看地图啊，还在那儿思考问题。越紧张的时候他越放松，情况越紧急他越冷静、越沉着，他非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他非要看看这个不行，我们大家都着急。最后，还是彭老总发了脾气，别人谁敢叫他老毛。彭老总说老毛，你走不走，不走，我找个担架抬你走。主席这才走，好，我们听司令的吧。当夜，我们就坐车离开了延安，那是1947年3月18日晚上。
毛泽东率领八百多人的中央机关撤离王家坪，开始了长达一年多转战陕北。行军的途中，毛泽东与中央机关大队，多次和国民党追兵擦肩而过，但每一次，都能在追兵眼皮底下安然脱险。
我们离开王家湾一路西行到了小河这个地方。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把我们往东赶过黄河去，可主席决不让胡宗南牵着鼻子走。到了小河，我们在山上，天又下了雨。那时候，我负责宿营，就在前面侦察。我们一看天快黑了，就找了一个向导。半夜里，这个向导却迷路了，一队人马被困在了一个山沟里。人迷路，天下雨，怎么办哪？马也不敢骑，老滑蹄呀，只有走路，主席也下来了。我记得，周副主席的鞋子都陷进泥里去了，硬是把它拽出来，找个绳子捆住这个布鞋才行。后来，我们另外又找了向导，一夜才走了二三十里。我们爬上山去，敌人就在山下，彼此都听见声音了。就这样，我们走，敌人也跟着走，就到了天赐湾。到天赐湾以后，就听见枪声响起来。主席下了决心，好，敌人再上来，咱们继续向西。如果敌人走了，咱们就在这儿住下来。后来，敌人放了一阵枪，在山底下哇啦哇啦叫了一通，没上山就走了。主席说，他们走这是正常现象，他们这下回去就好交代喽。放放枪，管它朝哪儿放了，他回去好交账了嘛。天赐湾正好是胡宗南部队和宁夏马家军—马鸿逵的结合部。马家军一到那儿，知道胡宗南的部队在，就返回去了。同样，胡宗南的部队到了接近马鸿逵防区的地方就掉头而去了。我们利用敌人之间的缝隙，安安静静在天赐湾住了几天。
行军途中的危险，不仅是面临敌人的轰炸和围堵，而且面临恶劣天气的威胁。
第三部分访问 刘长明 下
过葭芦河，我们碰到山洪暴发，桥给冲坏了，一时间没法过河，叶子龙、汪东兴我们都着急啊。我身上带着个作战地图，雨一直下个不停，怎么看呢，警卫员就拿一块雨布，几个人抻起来，我把地图铺在下面，有人拿着电筒，主席就这样看那个地图。无路可走，只有等着架桥，可后边的敌人并没有停下脚步。已经能听见敌人先头部队的响动了，情况紧急。主席说，党的机密最重要，先把机要人员送过去，不要担心我，我会游泳。那个马，它会游水，带着机要员凫过去了。桥架好了，主席等领导同志都在谦让啊。主席一再说，我会游泳，你们先过。就这样推来推去，周副主席协调说，主席呀，你不过，大家都不会过的，还是你先走。主席这才先过去。过去以后呢，我们想把这个痕迹消灭掉。任弼时司令，当时的代号叫史林，也布置这么做。可主席知道了却说，就是让敌人知道知道，不仅不要拆桥，还要在这儿插上个牌子：毛泽东由此上山。敌人看到这个牌子，怕中埋伏，根本没敢过河。过了白龙庙，我们到了杨家垸子。杨家垸子当时设有沙家店战役的指挥部，我们到了那儿以后，所有人员的被服都不卸下来，马也不离鞍。主席说，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战役，敌人几十万，我们才两万多。几十万人呢，集中在狭窄的几十里路以内。这一仗打好了，我们就住下，打不好，我们马上继续走。
那一天也是特别紧急，也是要过河。前边主席骑着马过河，我就在后边看着。轰隆隆的山洪眼看着要冲下来了，主席还在河里。我急得大喊，阎长林（主席的警卫员），你快呀，快呀，快上岸，快上岸。结果，主席刚一登岸，山洪就下来了。
……
转战陕北期间，队伍所到之处，都会得到老百姓的帮助，毛泽东时时告诫干部、战士，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们每住一个地方，借老百姓的锅，老百姓的灶，自己做饭。一做饭，走的时候呢，主席必然到我们机关做饭的灶堂那儿去看一看。第一天，警卫员不知道主席什么意思。第二天，他们明白了就给主席找了一个树棍子。他说，哟，这个不错，有个棍子，行军还起着助力作用。就这样，我们每一次离开行军宿营地的时候，主席总是要用这个棍子，到灶火地上扒拉扒拉，看有没有火星。他担心我们一走，如果这个地方再起火，燃烧起来，烧坏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就对不起群众了。
在转战陕北的纪录片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毛泽东的镜头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转战陕北，沙家店战役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就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没有了敌军的威胁，我们又可以白天行军了，再不用夜行军了，可以轻松自如地走了。就在这段时期，延安电影团派来一个电影组，他们带着摄影机。组长是陈默，他带着电影组想拍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镜头。拍的时候，虽然没有战斗，我们每天仍要走五六十里路。15里路，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叫小休息。走30里路，叫大休息。大休息有半个小时，一休息大家就围着毛主席，围着他闲聊啊，就是很随便地聊天。这个时候，陈默他们就开始拍镜头，拍主席。开始主席不注意，后来一发现有人给他拍镜头，拍电影，他问怎么回事？陈默同志告诉叶子龙，叶子龙管这方面的事，说是想拍点资料留下，可主席不干。他说，现在我们的胶片非常珍贵，你们应该用这些胶片拍那些战士，他们中间可歌可泣的事情多得很，你们拍他们去，不要拍我。可陈默他们总想多拍一些主席的镜头，这怎么办呢？结果，还是叶子龙想了个办法。他说，我教你一个办法，以后你拍，找个隐蔽的地方，镜头对着拍就行，你们人不要出来嘛。
……
1948年4月23日，刘长明在周副主席的率领下进驻西柏坡。在他的记忆里，毛主席并没有进过军委作战室。
在西柏坡时，我是军委作战室的参谋。军委作战室虽然与毛主席的住处只有一墙之隔，但他并没有进过军委作战室。可在不少影视作品中，比如《大决战》等，都有毛主席到作战室研究作战方案的镜头，甚至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也在那里开会。这作为艺术虚构，并不是不可以。但实际情况是，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时，并没有到过军委作战室，都是我们每天往他那里跑，当时前沿电报很急，标明“等复”的很多，对方不关机，需要马上起草电文发回去。往往是主席在复电上批注“发后送朱、刘、周、任阅”。在电报上，“A”代表急电，三个“A”就代表特急了，而在西柏坡时，电报最急的达到过五个“A”。因此，毛主席常常是几昼夜不休息，有时一个小时就起草两三份电报。
指挥三大战役是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毛主席作为战略家的指挥艺术。战役准备阶段是主席最忙的时候，了解敌我形势、兵力安排、征求前方指挥员意见，反复研究形成正确的战役部署。下达批示时，电报上仍说明“这样是否适当，即告”。充分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而当战役打响后，毛主席反而轻松了，放手让前线指挥员大胆果断行事，“应因地制宜，一切按情况决定”，在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后要求“临机处置一切”“不要事事请示”。一个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总要亲自拟贺电，同时又在思考下一仗的打法。
五十七年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战斗的经历，刘长明至今历历在目，离休后刘长明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他的书中，他希望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及其伟大的人格，能够永远激励后人。
第四部分访问 刘松林 上
刘松林原名叫刘思齐，是革命烈士刘谦初与革命老人张文秋的女儿，也是毛主席的干女儿。1948年在西柏坡；二十六岁的毛岸英与十七岁的刘松林开始交往，并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毛泽东得知了他们的恋情。毛泽东很高兴自己的儿子能与干女儿结合，于是正式地和张文秋谈了儿女婚事，但在毛岸英提出要和刘松林马上结婚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同意。
毛泽东的理由是刘松林不满十八岁，不到规定的结婚年龄。毛岸英对父亲说，其实也差不了几个月。毛泽东严厉地回答：“差一天也不行。”直到1949年的10月，刘松林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毛泽东才允许他们结婚。在刘松林的记忆中，毛泽东是一位慈父，张文秋是一位严母，毛泽东给他们更多的是慈爱。
结婚的那天，那个晚饭，我们很简单的，就两桌饭。当时因为主席要开常委会，晚上，就把几个常委请来了，吃一顿饭，然后还有他们的夫人一块吃了一顿饭，常委他们就去开会了，所以这顿饭呢，实际上都是毛岸英安排的，海参什么的都没有，就是腊肉啊，腊鱼啊，就是主席家乡的那些。现在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顿家常便饭，这个是毛岸英安排的，所以主席在宴会上特别高兴，就说这都是岸英自己安排的。吃完饭了，大家都去开会，常委开会，我和岸英就准备离开。我们的新房不在中南海，在岸英工作的那个院子里面。岸英就害怕回去以后他们同事闹新房什么的，他就怕那个，他就带着我，他说我们去到那个，当时叫紫光阁的地方，我们到那里看电影去，我说好。我们俩就跑去那儿看电影。那是个星期六，星期六晚上都有电影。我们俩去看了一场电影回来，回来以后，这边的会已经开完了。然后，我们就向主席告辞。告辞的时候，主席就在他的房间里拿出一件大衣来，黑色的大衣，旧的。他说，这件大衣就送给岸英当结婚礼物。看我站在旁边，没有礼物给我，想了想说，哎，晚上，你们两个盖，思齐也有份了嘛。就这样，这就是主席送给我们的礼物。
尽管很简单，我总觉得好像岸英在我和主席之间，他一个手抓着主席，一个手抓着我，所以我们通过岸英这一条（线），通过他的身体，通过他的心，我和主席是连在一起了，是永远的一家人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亲自把自己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战斗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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