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海外日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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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会英语的很多，我的感觉是地铁站、公交车站的司机们，公园里的保安，街上漫步的老太太等，都会英语，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都市，一个不会法语的国际人完全可以凭借英语在这里生活。老实说，我不会法语，一句法语都不会，但是，我碰到的法国人，几乎都能用英语为我指路，去法国前，在新加坡，就听说法国人傲慢，不喜欢说英语，我倒是没有碰到。　　　　
　　　　总的来说，巴黎的地铁没有上海的新，也没有上海的干净。在巴黎的地铁里走路，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在一个醉鬼的身上；在巴黎的地铁里，你不仅仅会碰到涨潮似的人流，还会碰到便溺，当然便溺的味道就更是不在话下了，许多车站就沉浸在隔夜便溺的馊味之中——为什么巴黎的地铁会这样呢？其实，不仅仅巴黎的地铁里是这样，巴黎的大街上也是这样。在巴黎的街上漫步，你常常会碰到一坨宠物的排泄物。巴黎养狗的人很多，遛狗的人也就多，遛狗而不帮助宠物打扫便溺的人也多，可能有许多巴黎人，实际上是把大街当作宠物便所来用的吧，或者巴黎的宠物有在大街上随地便溺的爱好？　　　　
　　　　后来，到了英国，发现，英国的地铁要干净很多。由此得出结论：伦敦的城市管理水平比巴黎高，伦敦的居民素质要比巴黎好，伦敦的宠物们也比巴黎的素质好。总的说来，我的感觉是，巴黎真正有教养的人都在开车上下班，所以，巴黎街上的车比伦敦的多。巴黎地铁里的人素质比较低，他们可能觉得坐地铁有随地大小便之利——也因此，巴黎的地铁才会比伦敦的脏。伦敦街上的汽车比巴黎少，伦敦坐地铁的人就比巴黎的多，但是，伦敦人不喜欢在地铁里便溺，伦敦的宠物也不随地大小便。在伦敦到处可以看到宠物便溺箱，箱子上写着“宠物便溺ONLY”，很有意思，市政当局为宠物想得周到，宠物的爸爸妈妈们也愿意接受市政当局的安排，发现宠物排泄，一定会收拾一下，把宠物的排泄物收拾到“only”箱子里去。为什么收集宠物排泄物的箱子上要注明“only”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对于伦敦人的思维，我到现在还没有猜透——可能是“此箱专门为宠物准备，人类请勿使用！”的意思吧，它的言下之意可能是“人类不能在大街上大小便”！　　　　
　　　　巴黎的地铁四通八达。我有一个特殊的游玩方式：坐公交或者地铁，一站一站地下，一直到底站。我去新加坡的第二天，办落地签证的时候，有三个小时的空闲（新加坡政府的效率非常高，签证什么的一天内就可以解决），就一站一站地沿着新加坡东西线乘，一直从第一站“文礼”坐到最后一站“东海岸公园”。新加坡地铁每一站的风景都有不同，其站台设计也有变化，所以有可观性，特别是新加坡地铁交汇站台的设计，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从文礼始发，向东三站，东西线和南北线在这里交汇，交汇处，东西线和南北线是并行的，换乘的旅客，只要走5、6步远，就可以从一条线换到另一条线上。不过这还不是新加坡地铁最绝妙的地方，真正绝妙的是管理水平，任何时候，你从东西线下车——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必然在5、6步远的南北线上有一部（始发）地铁（这里是南北线的始发站）正停在那里等你，这种换乘的便利没有体验过的人真是难以言说的，你甚至可以穿过中间的南北线车厢，到另一边的东西线上乘回头车。这种管理水平，让我叹服。在巴黎我也如是炮制，发现巴黎的地铁本身是乏善可陈的。　　　　
　　　　但是，巴黎的地铁里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乐队在演奏或者歌唱。而且他们的水平都很高（至少要比伦敦地铁里的歌手和乐手们高很多）。一次在伦敦一座地铁站，看到一位中年胖女士在那里摇摇摆摆地唱卡拉OK，音调似乎是我熟悉的，又似乎是我不熟悉的，总之是似是而非的。等我坐着自动扶梯，离开她很远了，才听出了，她唱的是走了调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插曲“随风而逝”。一次，路过千年桥，这座耗资两千多万英镑（初建耗资1820万英镑，接着又耗资500万英镑对之进行了修理加固）的步行桥，是专门为迎接新世纪建造的，桥上有个年轻人在弹电吉他，他演奏的是吉他名曲“爱的浪漫史”，不过，老实说，他的演奏水平，可能连我都不如，节奏不准确，有些地方指法简化了。　　　　
　　　　巴黎地铁里的音乐家们整体水平不错，几乎是专业水平。一次去左岸大学区拜访一个朋友，在Republique换乘站换车，一下地铁就听到非常悦耳的歌声，转过拐角，看到的是一个五人演唱组正在表演。我猜他们可能来自墨西哥吧，他们有着黑黝黝的皮肤，浑厚纯净的歌喉，除了一把吉他，其他似乎都是南美民间乐器。他们对乐调的处理和现场发挥，非常专业，但是又很质朴，透着未被规驯的野性。每一曲终了，他们都能获得巨大的掌声。感染力让人震惊甚至难忘，我在那里听了半个多小时，差一点忘记了时间，误了和朋友的约会。那次以后，我就很注意那些地铁演奏者了，不再把他们当作乞讨者，他们即使是卖艺求活，也还是高贵的，并不辱没音乐的神圣。　　　　
　　　　和一个朋友谈到这种地铁音乐，朋友说，巴黎的地铁乐演奏者，大多是有证件的，经过地铁公司的考核，他们是巴黎地铁公司提供给乘客的服务的一部分。我想，这位朋友的说法可能是夸张了，地铁公司怎么会真的允许流浪艺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搞艺术王国？大概是出于无奈不来驱赶他们罢了，不过如果地铁公司真的给这些人发准演证，也是不过分的，这些人的确很有水平。再说，巴黎地铁公司把地铁管理得这么破旧肮脏，也没什么理由来驱赶他们：他们的音乐是那么充满活力（我总是对来自民间的活力保持着敬意），他们的歌喉是那么纯净，他们倒是让地铁增光了不少！　　　　
　　　　当然，巴黎的地铁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观赏的地方了。有些车站还是有意思的，比如卢浮宫站，那个著名的玻璃金字塔，就在这里，傍晚的时候，金字塔里面的灯光照出来，透过那些玻璃，装点了卢浮宫广场上的夜空，的确是非常美的，圣日耳曼地铁站在大学区地下，站台的墙上，用幻灯机打着名著的片段，这种新颖的设计，让人感叹法国人的创造力和对新奇事物的接受能力。


第二部分：在巴黎围墙与大学精神

　　　　巴黎的交通让人不敢恭维。巨大的移动车流和静止车阵永远是街上不变的景观。香榭丽舍大街，名字很好听，街道也的确宽大，甚至可以用壮观和辉煌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但是，那是在不考虑这条街被车流塞满时才有的感觉。我几次路过这条街，看到的仅仅是汽车——我看不到街道。远近的树、房舍，尽头的凯旋门、方尖碑都是这些汽车的背景，耳朵里充满了汽车的喘息声、抱怨声，汽车们在这里摩肩接踵，拥挤得透不过气来，难免焦躁。巴黎的交通何以如此？据笔者观察，巴黎的大院太多，大院多，社会车辆就被挤到有限的大街上来了。这种情况和中国差不多，笔者到过巴黎索邦大学，又到法兰西学院参观过，这些机构都躲在深深的大院里，索邦大学靠近圣米希尔大街的一个小广场是开放的，但是，其它的内广场却是躲在高墙后面的。　　　　
　　　　相比较而言，新加坡的交通是最好的，尽管也听到开车族的抱怨，但是，我在新加坡坐车，从来没有被堵过，这要归功于政府的管理。新加坡政府可能是世界上管理水平最高的政府吧，它把新加坡社会管理得像一个组织严密的公司，每一个新加坡公民都是这个公司的职员——也的确新加坡公民都从政府支持的投资行为中获利，他们的公积金是由政府帮助打理，每年都能得到红利回报。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交通要归功于新加坡社会的一个特征：没有院墙——这样，社会车辆的实际使用道路面积就几何级数地放大了。新加坡的居民区、大学区等大型社区，都是开放式的，我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就完全向社会开放，你只能大致知道这里是大学区，那里在大学区外，但是，它没有校门，也没有院墙，社会车辆可以自由地在大学区内通行——甚至野生的猴子、候鸟也可以在这里自由往返。这一点和英国非常接近。伦敦大学校区非常大，但是，它同样没有围墙，各种车辆可以在这里自由通行，伦敦大学的每一幢楼都是直接面对伦敦的，它没有躲在围墙的后面，世界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也是如此。我是傍晚的时候去那里听讲座的，我向一个路人问路，问他伦敦经济学院在哪里？那个路人告诉我，我已经走在伦敦经济学院里面了——他让我彻底明白了过来，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你是永远也找不到英国大学的大门的，英国的大学没有大门。后来我去朴茨茅斯看到朴茨茅斯大学也是如此。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我在那里访学的剑桥大学了。　　　　
　　　　康河，它是剑桥大学的，但也是剑桥镇的；剑桥大学的每一栋建筑、每一座桥梁都向社会开放。英国人并没有把剑桥围在一个大院里，而是让它和剑桥镇和整个英国社会完全融合在一起——你开着车在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之间转悠，不会有一个拿着警棍的门卫来查你的证件，也不会有人因为你不是剑桥大学的注册人员而驱赶你。难以想象，如果剑桥大学被一个巨大的围墙包裹在里面，我们是否还能看到今天的剑桥，今天的剑桥又是否会成为全世界学子、游客朝圣的地方？如果剑桥大学把自己隔绝在围墙里，它就不可能对剑桥镇乃至整个英国社会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反之，剑桥镇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剑桥的依托，全身心地拥抱剑桥大学。　　　　
　　　　反观中国的大学，他们总是把自己关在高大的院墙里，通过一道道大门，把自己和社区的百姓们隔绝开来，上海一所大学，甚至发生了附近居民请愿活动：这所大学迁建之初，通过征地得到了附近居民的土地，可以说，它是在附近居民奉献出来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建好之后，它却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围了起来，用冷冷的面孔拒绝居民进入，附近居民早晨晨练或者傍晚散步，都不能入内，更不用说把汽车开进校区了。在中国，我自己的家就住在一所大学的对面，春秋季节的傍晚，我常常会和家人散步，但是，我总是会回避那所大学，原因很简单，我受不了那个大学的保安员的盘问和拒绝：我说，我是这所大学的教师，我希望进去散步，他会问，那么你的太太和孩子是吗？我说不是，他就会说，那么不行，我们这里不是公园。　　　　
　　　　剑桥，一所世界驰名的大学，它是谦逊和好客的，它对社区居民免费开放，也对所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免费开放——它并没有认为那些伟大的建筑，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声，那美魅超绝的康河，那些树木和草坪是它的私人财产，它认为那是剑桥镇的、英国的，也是世界的。　　　　
　　　　剑桥大学几乎每个学院门口都张贴着欢迎参观的牌子，没有一所学院对参观者强行收费，当然他们大多也欢迎游客的主动投币，毕竟这些古老的建筑需要高昂的维护和保养费用，但是，那些投币，是被视为游客的慷慨和捐赠的，大多不是游客的义务。　　　　
　　　　如果剑桥大学把整个校区用围墙包裹起来，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剑桥镇的居民将失去他们的剑桥大学。各地的游客自然可以付费参观，但是，这样的参观和剑桥大学的精神操守，和剑桥镇居民的骄傲将毫无联系，人们只是来看一些孤立老建筑，这些老建筑中栖居着的大学教育的精魂，那活的学术灵魂、大学精神就不会存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如果剑桥大学用围墙把自己包裹起来，剑桥镇的居民将可能失去他们50％道路面积，我们可以想象，剑桥镇的所有车辆都不能自由地通过校区，而必须绕道行驶，这个时候，剑桥镇的交通将是何等拥挤。　　　　
　　　　我在想中国的交通问题，如果中国城市的大机构、大单位都拆掉院墙，把单位内部的道路面积贡献给社会，那么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呢？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剑桥居民，剑桥又怎么会成为一个热情的时刻准备容纳各地学子的圣地？大学各学院本身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我在剑桥访学，特别想住到三一学院里去，却不能如愿，最后在一位教授的帮助下，我才幸运地住进了Clare学院，在这里我有幸认识了一些学欧美历史和教育的同道。剑桥大学的教学体制和中国大学不一样，中国大学主要遵循的是美式体制，学校下辖学院，学院下辖系所，但是，剑桥大学是学校管理教学、考试、学位授予等，剑桥的学院不是介乎大学和系所之间的一层行政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大学教学实行导师制，教育方法强调自学为主；学院则负责学生的住宿、膳食、文娱活动及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学生在“大学”里听课、做实验等等，回到学院则参加同学间讨论、接受学院里辅导教师的辅导。大学里的课可以不去听，但是学院里的每周辅导、讨论却是不能不参加的。所以，我去剑桥前，我的朋友柯思仁提醒我一定要住进学院里，剑桥大学好就好在学院里的学习气氛。这种体制和中国的大学体制很不一样，中国的大学体制是大学集权，招生、毕业、考试、学位颁发等等都在校级层面统一管理，学院只是落实大学校级层面下达的各种任务，是大学下属的教育教学单位，剑桥的学院，是独立的日常生活、学习讨论、社交娱乐单位。这对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自学非常有好处。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他们和大众的关系，就如同中国的大学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他们在高高的围墙后面……


第二部分：在巴黎和左翼学者共进晚餐

　　　　左翼学者J来接我吃饭，我在楼下等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才出现。这倒不要紧，老实说，巴黎的地面交通常常拥堵，如果你自己开车赴约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