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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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10个园区已经启动，如果一切按计划行进，今年年底，12000名工人从生产方式上蜕变为园区农民。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十章　矫正倾斜（5）

　　　　阜新转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未来？　　　　
　　　　“希望你们的报道笔下留情，以免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效仿阜新，争项目争资金，给国家计委造成压力！”　　　　
　　　　虽然这样的提醒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道理，阜新市经济转型办公室一位公务员还是在采访中反复提及，因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绝对不是阜新一家，只不过较之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遭遇的难题更为特殊更为严重：不但煤炭产业、矿区人口、煤炭职工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同类城市，财政收入也比同类城市拮据。　　　　
　　　　据悉，在中国的400多个资源型城市中，与阜新同样面临资源枯竭问题的城市有20％。阜新的经济转型之路，能否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淌出一条新路？这是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也在苦苦探询的问题。　　　　
　　　　我们在碱巴拉荒村办公楼采访村支书黄玉奎时，与锦州市新闻采访团不期而遇。据称，这个由锦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带队的采访团，是来取经的。在他们看来，锦州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阜新的翻版。未雨绸缪，是他们当前的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边长泰认为，阜新的转型是否可以在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克隆，首先要看阜新的试点是否能够成功，其次要看基本情况有无可比性。　　　　
　　　　对于阜新当前向一三产业转型的努力，边长泰一边在方向上给予肯定，一边在操作上有些担忧。“在中国朝城市化道路快速行进成千上万农民变市民的背景下，一个房延生的出现，在中国朝城市化道路快速行进成千上万农民变市民的背景下，一个房延生的出现，是一个异类。无数个房延生的出现，就成了一股与城市化相背离的‘逆流’。现在不留心，以后再由农而工，倒流回来可能费力得多。”　　　　
　　　　基于这样的考虑，边长泰建议，拒绝少数工人“非转农”的想法，保持他们的刚性身份，引导他们进入小城镇建设，让他们进入农业深加工领域，远离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　　　　
　　　　如此建议，对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在传统农业圈层徘徊的“转型农民”是有现实意义的。在我们告别房延生的时候，他反复念叨的就是缺钱，资金无法筹集，贷款无人担保，2万元的亏缺把他阻挡在现代农业的门槛外。谷正海的姐姐亦是，她在园区租了种植高效益蔬菜的土地，但没钱为裸露的土地撑上大棚，只能种一些菜市场不易出手的寻常蔬菜，近乎抛荒。　　　　
　　　　边长泰忧心忡忡的就是这个，倘若房延生和谷正海姐姐的个案放大成现象，煤电之城的“转型复兴”变为“转型倒退”的预言，就远不止一个骂人愚蠢的寓言那么简单。　　　　
　　　　


第三部　“人本主义”终结“GDP时代”第十章　矫正倾斜（6）

　　　　进步与后退之争　　　　
　　　　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消息，在读者中掀起轩然大波：能源重镇要转变为现代农业园区？矿山工人要转变为现代化农民？　　　　
　　　　垂注的不仅有读者，还有新闻同行。　　　　
　　　　6月中旬，在去年“两会”期间呼吁高层支持阜新经济转型的全国政协常委边长泰，接到新华社记者打来的电话，话题是：阜新经济转型是怎么一回事？　　　　
　　　　稍后，央视两大颇具影响力的新闻栏目…《东方时空》和《新闻调查》与阜新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希图进一步报道阜新经济转型。　　　　
　　　　央视记者尚未启程，读者和媒体的关注终于演绎成一场大辩论：工人变农民，是脱困之路，还是历史倒退？　　　　
　　　　我注意到阜新经济转型的报道，在被转载的过程中一些细节被异化了。譬如，本报援引阜新方面的资料称，“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５年，阜新将租用周边农民的１２万亩土地，建设５０个农业园区和２００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安排下岗职工４．２万人就业，并带动１万名第三产业的自由职业者。”而个别网站在转述时却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从2002年开始，阜新市政府租用12万亩土地，将4。2万衣食堪忧的工人变成了农民。”　　　　
　　　　搜狐网站在摘要转载报道的同时，还搞了一个网友调查，大意是：让下岗职工转变为农民的做法是否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2135人选择“是一种倒退”，1869人选择“应该加以推广”，2999人选择“任其发展，不禁止，不提倡”。　　　　
　　　　各界讨论如火如荼，阜新市府如坐针毡。　　　　
　　　　6月12日，阜新市委市政府“两办”宣称，阜新经济转型不是历史倒退，而是历史的进步。　　　　
　　　　在他们看来，房延生，那个1年多以前去乡下种地种果树的矿务局下岗职工，他的所有行为在阜新转型中不具备典型意义。房是在阜新转型开始前涉足农业的，且是传统农业。　　　　
　　　　阜新市府并不鼓励下岗职工分散地到第一产业就业，而强调把下岗职工集中组织起来，到现代农业园区就业，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业，发展现代农业。阜新经济转型的重点之一是发展现代农业，但需要通过龙头牵动，科技支撑，民办民营。市场运作等途径来实现。这种现代农业，既包括第一产业的种养殖业，也包括第二产业的加工业，第三产业的流通业，是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与搭接。到农业园区就业的下岗职工将逐步成为农业工厂的工人，并非简单地由工人变农民，更不是“去农村养猪养牛养羊和种菜，做户口在城市里的新农民”。　　　　
　　　　“两办”同时指出，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区域，一部分矿区下岗职工转向第一产业，体现的是有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成果武装第一产业，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进步。　　　　
　　　　他们搬出的支持进步观点的论据有二：　　　　
　　　　首先，阜新向第一产业转移是慎重的，得到高层肯定的。阜新经济转型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总理两次主持国务院专题办公会议，研究阜新转型工作，并形成了国务院76号文件，不仅把阜新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性城市试点市，还确定了阜新经济转型方向是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而后，辽宁省委政府在下发的关于作好阜新转型工作现场办公会议纪要，也强调阜新经济转型重点要往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型，阜新转型方向还经过有关专家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论证，应该说阜新向第一第三产业转型是慎重的。　　　　
　　　　其次，从经济学角度看，二三产业的比重并不一定是衡量一个地区发达程度的唯一标准。选择哪个产业作为发展先导，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阜新的实际是煤炭资源经过百年采掘，已踏近枯竭的边缘。转型是迫在眉睫。阜新之所以向第一产业转型，是因为阜新具备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阜新是农业大市，是辽宁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人均耕地5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牛羊人均出栏居辽宁第一，还有全国一流的种猪、牛、羊繁殖厂。　　　　
　　　　阜新有关官员愤然表示，媒体对阜新的转型工作知之甚少，占有的材料也很不全面，但却轻率地断言，阜新的出路是工人变农民，这种说法是以偏概全的。　　　　
　　　　2002年7月2日，原国家经贸委企业改革司一位副司长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阜新向现代农业园区转变，是从阜新实际出发的选择。　　　　
　　　　此前一周，国家经贸委有关负责人在北京，向出席政协九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政协常委，通报促进矿山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支持资源枯竭性矿城经济转型情况的时候，说了一个关于推进矿业城市产业调整的普遍性原则：以市场为倒向，从市情出发，发挥优势，调整产业结构。鼓励矿城发展非矿产业，特别要鼓励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利用矿区剩余劳动力和当地土地、森林、农业资源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矿业人员转移安置。　　　　
　　　　对阜新，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专题工作小组，积极支持阜新在巩固和稳定现有支柱产业的同时，发展电子机械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的产品。并协调国家电力公司为阜新发电厂增加了7亿千瓦时上网电量。　　　　
　　　　近年两次远赴欧洲、澳洲以及日本考察煤矿关闭以及关闭后如何善后的张副司长，笑曰：“阜新向现代农业转型，是由阜新在农业方面的潜力和优势决定的，不代表其他同类城市也要这样做，情况不同，阜新模式就不宜克隆。”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1）

　　　　综观胡锦涛新班底，省市区地方大员新团队，亲民、开明、透明三个向度指称出一个新概念：新政治家。尽管“新政治家”的内涵和外延并不确定，但它可以很好地回应民间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政治家的新期待。　　　　
　　　　内涵和外延同样含混的另外一个新概念，是平民政治家。理解这个概念的人们，还存在分歧，但一个广泛的共识却就此达成：政治家，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那些处于权力颠峰的人。每一个为了公益积极参与政治，不染狭隘派性色彩的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　　　　
　　　　京城的观察家们说，严格地说，堪称人大代表的榜样的姚立法等人，至多是个准平民政治家，尽管他们的出现影响了局部地区的政治生态。虽此，他们闪现的价值毋庸质疑，最起码他们拓宽了政治家产生的通道，变单一化为多元化。　　　　
　　　　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　　　　
　　　　一个新话题，一个让人先是一楞，而后众说纷纭的话题。2003年全国“两会”上，我受命就此话题寻访京城学者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答案见仁见智，亦不乏意见相左者。但众多受访者认为，在中国新领导人接连亮相的2003年春天，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出现拐点的敏感时刻，尝试着探讨这样的问题，可以“微言”显“大义”。　　　　
　　　　新政治家　　　　
　　　　2003年3月8日，我截稿的日子，新的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内阁成员”，尚未产生。然而，综观胡锦涛新班底，省市区地方大员新团队，以及两会上的中国新一代市长，一个新的说法频频出现：新政治家。　　　　
　　　　在不同的受访者的理解中，这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并不确定的概念，一个附会的说法，但它可以很好地回应民间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政治家的新期待。虽然受访者意见纷呈，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新政治家”的概念，一定包含着三个不同的指向：亲民、开明、透明。　　　　
　　　　一位北京资深时政记者在阐述新政治家“亲民”指向时，言及北京“的哥”“的姐”为之兴奋的新规定：“两会”车队遇到交通信号红灯时，也要等候。往年“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的车队，总在参政议政的名义下，对红灯视而不见。由于车队的出行，正值北京车辆出行高峰，长安街一带的路段往往因之堵塞。尽管官方认为“违规”与“堵塞”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民愤”着实不小。尤其是出租车司机，“两会”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意味着麻烦和收入的减少。　　　　
　　　　今年两会，不仅红灯不可以闯，工交局还提醒市民，〃两会〃期间出行要避开交通高峰，遇到不便请予谅解。　　　　
　　　　这位资深记者说，“　‘等红灯’虽然仅仅几十秒，但它彰显了‘公众利益至上’的现代理念。　表明上看，这个新规定是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颁布的，实质上是新政治家们过去三个月内‘亲民’的结果。”　　　　
　　　　在他看来，北京方面此举，与“新三民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据悉，所谓“新三民主义”，是中共老资格党员针对胡锦涛提出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得为民所谋”的评价。　　　　
　　　　两会期间，外电以赞叹的口气，报道了中国新政治家们表露出的开明指向。俄罗斯《新闻时报》说，新政治家们着意于“政治改革和提高人大的作用”。报道称：“去年底胡锦涛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做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学习宪法，同时还开展了学习基本法，建设法制文明。”　　　　
　　　　京城观察家认为，新政治家身上折射出的“开明”指向，还能从央视的“两会”新闻报道上窥见一斑。据信，高层认为，新闻应该着眼于基层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不是高层领导。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最高决策层成员政治活动的及时公开，新政治家们表现出的“透明”指向，由此可见。　2002年12月12日，9位常委共同听取有关部门关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的具体措施。曾经神秘而封闭的党的最高层次的活动，如今终于公开在党所代表的亿万公民面前。　　　　
　　　　舆论评价，新一代的领导团队正在努力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尝试接受全体民众的监督和评判。　　　　
　　　　高层之外，亲民、开明、透明的“新政治家”气息，还能从刚刚履新的地方政要身上分辨得出。　　　　
　　　　譬如，透明。　　　　
　　　　“两会”前夕，中国地级市的换届选举悉数完毕，一批新市长以“地方政治家”的姿态步上区域政治的核心。与他们的前任不同，在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曾被广而告之，向社会公示。山东淄博市长刘慧晏，是媒体列举的一个“典型人物”。去年，山东省委新班底，决意探索地市党政官员选拔制度透明化，由过去的省委常委会“决议”变为省委全委会“票决”。刘是“透明化”的第一个实验品。　　　　
　　　　尽管他们还不是市民们直接用选票一张张“票决”而出，但他们履新前的透明度较之前任，则大大提高。辽宁抚顺市人大代表王大平对此体会颇深，在透明的选举中，由于选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