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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影响未来中国的12个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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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界认为，从最高决策层，到地市级官员，新政治家们给中国政坛带来了新气象。中国急需这样的新政治家。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2）
平民政治家
中国当下还没有平民政治家，但已经有了带有平民政治家色彩的人，或者说“准平民政治家”。2003年3月7日晚，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在接受我采访时作如上表示。他认为，一些专注于公众利益，推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民间人士，正在向平民政治家方向靠拢。
民间知名人士袁岳也相信这样的判断。
袁岳，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一个议政时喜欢把美国英国挂在嘴边的海龟，援引《美国传统词典》，说明平民政治家在中国是存在的，因为无论是statesman ，还是politician，英文对政治家的描述，不仅是国内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者，在政府的科学或管理上老练的或有经验的人，还包括积极参与政治或者政党政治的人。
一个可以佐证上述看法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平民，或者说民间人士，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当前的政治生态。
2003年3月2日，重庆律师韩德云再一次来到北京。此行的目的不是办案。他在当下的身份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律师，传统意义上的司法干部，当下已属于完全和官方脱钩的平民。
去年，韩以一个律师的名义，参与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方面的立法，并被市人大通过；
今年，韩以“非公经济和新阶层人士”的名义，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显然，在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看来，这个新当选的参政议政者，具有某种符号意味。
报道说，2003年两会上，律师人数众多，与先前相比，可谓空前。众所周知，美国议会中出身律师的议员最为常见。一般看来，精通法律的议员能够更好的履行立法、服务公众的职责。
全国政协委员高宗泽是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作为参会的政协委员，他声称“现在要实现角色的转变，不再仅仅是一名律师，更要着眼国家，着眼时代，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能”。作为律协这个民间组织的领袖，他感慨“律师社会阶层已成为参政议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学者预言，中国平民政治家将从这些阶层的优秀人士中诞生。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平民政治家”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正在逐渐发育。
一些非政治学科班出身的民间人士，凭借感觉大胆地说，中国出现“平民政治家”，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时、过去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例举了两个人：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年愈古稀的茅退休之后，于很多层面显露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在江汉平原促成了以乡村民主为旨要的“天村实验”；推行过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内容的课题研究；呼吁每个人都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姚立法，湖北潜江市教育局的小公务员，市人大代表。16年前，他被10个以上的选民联名推选为人大代表候选人，从后坚持11年参加人大代表的竞选，最终于1998年１１月２8日，正式成为人大代表，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竞选人大代表成功的人。一个动人的细节是，他当选三天前，向所在的教育选区选民发出他的正式竞选誓词，且承诺当选后立即着手解决大家关心的两件事。当选后，他兑现了承诺。在他的参政传奇中，不仅按照民主程序批评过市长，还领衔反对湖北省“汉江立市”且获得成功。过去两年内，这个口头经常挂着欧美政治家名言的人大代表，有很多精力投注在村民自治之类基层民主事宜上。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我说，“他们其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定意义上的平民政治家。”
我注意到，过去几年里，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在中国并不鲜见。辽宁省人大代表冯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等人，退休后几乎将所有时间投注到人大代表的工作当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职人大代表。
声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而绝非政治家的茅于轼说，“我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学家，只不过对人权等公共利益领域内的研究更为集中而已。但是对‘平民政治家’的探讨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起码有利于社会消除政治家的神秘感，政治家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政治家也不是至高无上的完人，他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这位平素不苟言笑的老人还玩笑地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搞男女关系吗。”
尽管对平民政治家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一个广泛的共识却就此达成：政治家，不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那些处于权力颠峰的人。每一个为了公益积极参与政治，不染狭隘派性色彩的人，都可以成为政治家。无论平民政治家什么时候出现，他们都将拓宽产生政治家的通道，变单一化为多元化。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3）
现代政治家
如果存在“平民政治家”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什么？贵族政治家？或者说精英政治家？
一些官方研究结构的学者和官员不同意，或者说不愿意从这样的角度探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家”，尽管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研讨是有价值的，时机也已成熟。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执行主编周为民教授，面对这个意味深长的问号，不假思索地道出五个字：现代政治家。
周谈到两则到我截稿时尚未被最后证实的“预测性新闻”：
其一，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之一，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有望出任副总理。在两会前，南方一家报业集团的两份子报“接龙”似地，援引北京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抖出这一消息。虽然民建方面有关人士否认此说，坊间，包括一些敢与议论的官方人士依旧对此消息深信不疑。
其二， 全国人大将从国务院部委中抽调20名年轻的司局级官员，出任全国专职全国人大常委。同样没有人怀疑这样的消息的真实性。
尽管消息没有被最后证实，但民间社会还是以“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以“特别兴奋的心情”，期待并欢呼职业政治家以及“共和政治家”的出现。
所谓“共和政治家”，是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法律关系上进行理论推导的产物。个别青年学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四颗小星星，原本就出自“共和”的概念。回头看，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有6名副主席，党外人士占了一半，56名委员，党外人士27人，差不多也占了一半！再看政务院的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党外人士9人，占了一大半！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有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遗憾的是，这样的共和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上世纪60年代中期被彻底打破。最近10年来，只有荣毅仁担任过国家副主席。
当下，如果党外人士真的出任副总理，那将意味着“共和的回归”。
显然，官方背景浓厚的学者们，不愿意从这个层面考察当下政治生态的变迁。从中央党校到国家行政学院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受访者认为，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中国需要现代政治家。包括各级人大代表在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在未来都要有自觉的现代政治家意识。
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周为民说，中国传统政治家中，最高境界是清官。这样的概念需要刷新。
认真考察过日本宪政和议会制度的周为民，凭借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列出现代政治家的三条标准：
摆脱传统意识，不在潜意识中视人民为统治对象；
超越阶层利益，为公众而不是为所在阶层的利益代言；
充满宪政精神，一切行为以维护宪法为最高准则。
对照记者采访“两会”的见闻，便发现这样如此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无的放失，“达标”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件奢侈的事。出席本次人代会的大半是新代表，其中不少人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手足无措。一些地方代表团驻团记者私下交流两会见闻，笑话大多由此而出。让人笑不出的是，少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带到两会上的提案和议案，根本不是什么“国家大事”。毛寿龙教授戏言：把家门口的路，报告党中央。
2003年3月5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全国政协委员蔡玲呼吁解决再就业不能牺牲农民工利益，反对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地方就业政策，排斥农民工，把腾出的就业岗位‘送给’当地下岗工人。”
一个只是尽了政协委员本分的提议，受到了各个层面的好评。原因之一是，她的立场是公众利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据称，并非所有的两会代表和委员，都有这样的持平之论。极少数代表的提案和议案，还透露出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倾向。这里的“私有”，倒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很多是狭隘的部门私益，地方私益，阶层私益。本次人代会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集团，其代表在各阶层代表中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如果每个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都为本阶层立言，那么，大多数人的利益由谁保证？
有学者说，即使依照西方的概念，为狭隘的私益立言的披着“现代”外衣的另类，只能勉强算“政客”，而不是政治家。我们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观察家认为，一些代表将“公共权力私有化”，不是有意为之。他们不自觉地走到这个境地，完全是因为宪政精神的缺乏。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一章 中国需要怎么样的政治家（4）
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
尹明善对政治家这样的字眼，是回避的。去年春天，这位65岁的力帆集团董事长入主重庆市工商联，半年后以私营企业主的名义出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7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尹对我说，“我不能自封政治家，别人为党工作了十几年，我只工作了一年左右。”
研究者以为，尹避讳政治家这个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观察未来中国中国政治趋向，他这样的私营企业主完全有可能朝着政治家方向发展，尽管尹本人未必会成为政治家。
杜刚建说，这是好事，是酝酿一个有活力的政治局势的良好开端。
同样觉得是好事的，还有茅于轼。他对我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政治家，中国当下的政治家太少了。
如何改变政治家少的局面？毛寿龙说，首先要改变现有的封闭的政治体系，将平民政治家们的政治细胞，以建设性的方式激发出来。千万个平民政治家一起涌现的局面，有可能铸就1个精英政治家诞生的摇篮。
但，打破一个封闭的体系，所需要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出现。原因很简单：没有竞争性。2003年北京市两会期间，选民要见自己的人大代表竟被警方作为上访者遭到关押。试想，一个竞争性的环境里，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怪事”？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官员、著名人大与议会制度研究专家蔡定剑，也认同这样的判断。“就目前的状态而言，中国没有多少政治家，公务员不能算是政治家，甚至于一些副部长也不是政治家”他说，“真正的政治家是竞争中产生的，现在的政治家还带有浓郁的官僚色彩。”但他对未来很乐观，他觉得竞争机制赖以存在的民主开放的制度环境，已露端倪。两会期间，蔡忙于修改他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该书已是第五版。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大制度逐渐得到尊重的一个投影，也从一个侧面昭示中国产生更多政治家的可能。
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杜刚健看重的是现实操作的可能性。他说，当前，急于让各级人大代表都成为西方式的政治家，不可能。让政治家都通过民选的方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不可能。可能的是，在执政党内部推行民主的竞选机制，经由党内民主选举产生更多的政治家。他相信：这是中国出现更多政治家的第一步。
第四部 “多元主义”终结“单边时代”第十二章 多元力量的成长（1）
社会生活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还是25年前就在起作用的那股由政治精英叠合而成的力量吗？
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经验中，为这个问题找出否定的答案。我们说，邓公发起的改革开放硕果累累，我看重的那一枚，是伴随社会阶层分化出现的多元力量的成长。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他们是否能像政治学者那样用集团来形容，且不去管它。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公共决策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多元力量的成长，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为了说明这在发生的变化，我先从一个编号121的中央机关的文件破题。121文件78天内的风云变幻，改变了传统社会中逢中央政府政策文件，必先论证其正确性的思维习惯。我们注意到，像房地产商这样的特殊利益集团，由于享有金钱世界的资源支配权，其影响公共选择的力量正越来越大。
稍稍观察一下地产商发挥力量的细节，我们便会发现，部分追随财富阶层的媒体世界，正在放大支配世界的话语权。2003年度的中国部分媒体的表现，业已展示其作为一股力量的存在。尽管他们一时还看不清，它们到底是在进步中摇摆，还是在摇摆中进步。
末了，我还想剑走偏锋，探视2003年中叶的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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