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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画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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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娓傅囊欧缛醇坛邢吕戳恕Ｋ谏钪写巳瘸虾桶楣茫廖抟坏忝说募茏樱辉谝帐跎希硬唤景磷月樾慕邮芩艘饧裆贫樱媸詹⑿睿辉谖杼ㄉ嫌胪蟹浅Ｄ酰鹬厍氨玻鲋滦悖咛謇硬皇っ毒佟！ 〗夥徘埃诟鞯鼐Ｊ艿皆趾Γ乇鹗呛幽稀⒗贾莸鹊卦智檠现兀防挤剂逖荩杖肴筷饧迷置瘛�1935年他访苏游欧归来时，在船上得知国内正在遭受水灾，他极为关心，回国后不久即应慈善团体之邀演剧筹款，以救助灾民。 梅兰芳对有困难的亲友，特别是贫苦同业的关怀，也可以说无微不至，凡有所求，必给以帮助，从不吝惜。 过去每至旧历年底，在北京照例举行多场大义务戏，当时一般均在观众座位最多的“第一舞台”上演，被人们称为“窝窝头会”。所有票款，一律救济贫苦同行。梅兰芳每次均主持或参加义务演出，有时还予以资助。30年代初他迁居上海后，每到岁末他仍照例组织义务演出数场，然后将票款所得悉数汇至北京，分给贫苦同行。 梅兰芳对于公众福利事业，也是当仁不让，有求必应。1931年，在北京兴建“剧界同人义园”时，他自己就拿出了很大一笔钱赞助。因为同治年间程长庚、徐小香二位老板出资建立的“安苏义园”和光绪年间谭鑫培等人建立的“安苏湖义园”到了1931年已经没有空穴，再有贫苦同业人员亡故，便无葬身之地。正巧在松柏庵前有块空地出让。连地价带修建费共需三千元，当有人向梅兰芳提出此事时，正赶上他的头生儿子（王明华所生）夭折，他心绪极坏，但他脸上却无半点难色，当即慨然出资三百元。这种关怀同业、团结同业的精神，令人钦敬。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在举办公益或慈善事业筹款或邀请梨园界演出义务戏时，梅兰芳无不积极参加，多数主演大轴戏。有时反串剧中角色以助声势，俾使观众乐见，增加票款收入。经常是连续义演，赈灾济贫。 贫苦同行中，如某个演员患病，无力诊治。他必设法予以救济；同班演员如因病不能登台，他仍照常给“开份儿”（即报酬）。如遇他个人能力有限时，也举行义务演出帮助。 梅兰芳不仅在经济生活方面关心同行，在艺术上也处处照顾他人，谦恭和蔼，绝无厚此薄彼的表现。有时后台工作人员忘记带哪件道具，影响演出质量，他从不责怪，反而为之解说，自己克服困难设法解决。对同台配演的人，更是非常体贴、尊重，有的演员听说陪梅兰芳演戏，心情就会有些紧张，他知道了就去为这位演员打气。如果遇到同场的演员在台上发生差错，梅兰芳绝不当场指责出错的人，而是想方设法替对方遮掩过去，下场后再耐心地告诉他。 梅兰芳不但帮助内行演员，使之大展才华，对票友“下海”的也同样如此。现仅举出与他合作过的三位老生演员为例。当年在梨园界人称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为“三大贤”，除了余叔岩发展了“谭派”艺术外，也得到过梅兰芳的热情扶助。余叔岩幼承家学，习文武老生，少年曾以“小小余三胜”艺名在天津演出，因生病和倒仓，回京休养。后拜谭鑫培为师。在1918年他二十四岁时，尽管从谭老师那里学到了艺术，但由于无班可搭，空有才华，无法施展。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约请了他来“喜群社”，与之同台演出。当时该社中已有头牌老生王凤卿。梅兰芳与余叔岩首次同台演出《梅龙镇》，令观众耳目一新。细致且大方。后在一次大义务戏中，该剧被排在大轴，半夜三点才出台，第一舞台两千多观众竟无一人退席。可见叫座能力。有了这样好的梅余合作条件和这样好的观众基础，余叔岩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使他根据自已的条件，发挥谭派的特点，创造了清醇甜润、刚建苍劲的余派艺术。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转折点，与当时梅兰芳的扶助，应当说是分不开的。 梅兰芳同样帮助了两位票友“下海”的老生演员。一位是奚啸伯，从1936年他二十四岁时，与梅兰芳合作演出，在梅兰芳的携带下受到艺术陶冶，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自挑大梁，组班演出。成为四大须生之一。另一位是著名老生王琴生，在1946年他三十四岁时，开始与梅兰芳合作，直至1958年同台奏艺十几年，他自称受益良多。至后来成为闻名全国的须生演员，并任江苏省京剧团团长。
社会活动·国际交往息影舞台 避居香港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中国军队经过三个月的抵抗后终于撤退，上海成为孤岛。南京成立了伪政府，上海的汉奸们借着日寇的势力蠢蠢欲动。享有国际声誉的大艺术家梅兰芳寓居上海，有人找上门来，希望梅兰芳到电台播一次音，帮助收买人心，并借以点缀升平。梅兰芳早已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对此也早有准备。他沉着冷静地以准备赴香港和内地演出为由，拒绝了他们。
梅兰芳料到他们有一次要求，就必还有二次和三次，因此，上海租界不是安全之地，遂于1938年春，率领剧团到了香港。演出完毕，剧团人员北返。他本人就在香港留居下来，毅然决定息影舞台，暂居香港，不再返回当时已经沦陷的上海。心情虽然悒郁，但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坚信总有一天会重登舞台，把自己的艺术献给广大观众。
梅兰芳在香港把日常生活安排得很有条理。他由于职业的习惯，晚上睡的总是比较晚。每天起床盥洗后，首先看报了解国际形势，然后打打太极拳，锻炼一下身体。下午在家学习英语，晚上有时阅读书籍，钻研文学艺术，或独自拉着二胡悉心复习自己的唱腔。这时候总是把门窗紧闭，拉下窗帘，以免引起旁人注意。因为他对外声称自己嗓子退化不能再登舞台了。
梅兰芳在港最担心的是自已会发胖而影响将来的演出，经一位舞蹈老师建议，每周末和他一起去九龙一家俱乐部打几个小时的羽毛球。由于梅兰芳有武功基础，很快就掌握了这种球技。他矫健灵活、抽杀凌厉，每次打完几局之后，精神酣畅。通过这样的锻炼，一直保持了匀称的身材。
梅兰芳虽客居在花花世界的香港，却谢绝各种应酬。平时主要有两项消遣，一是绘画，再就是看电影。绘画作为游戏，看电影是为从银幕上吸取有益的营养，来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因此，在港期间，无论国产片还是外国片，他都看，特别是对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非常赞赏。
梅兰芳在港，平日深居简出，很想念上海的家人，所以在暑假期间，夫人福芝芳就带四个子女赴港探亲度假。1941年暑假再次前往探亲，10月间要返沪时，梅兰芳得知上海沦陷后，学校教育走下坡路，怕孩子沾染上坏习惯，学不好功课，就把两个大的儿子葆琛、绍武留在香港读书，福芝芳携子女葆玥和葆玖返回上海家中。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开始，香港也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十八天之后，香港被攻占。梅兰芳默默地在楼下地下室里躲避日军的轰炸。战争虽然打乱了他爱清洁、有条理的生活，但他仍照常刮脸，不过胡子却留下来了，尽管是稀稀落落的几根。
香港沦陷第三天，梅兰芳正在客厅内同几个知心朋友谈论着日军进港后的一些野蛮行为。大家都非常气愤。这时一个叫黑木的中年男子操着东北口音，向梅兰芳说是奉了酒井司令的命令，请他去见司令。梅兰芳大义凛然，以置生死于度外的神态，告之立刻与其同去。出客厅时，一位姓周的朋友疾步向前，陪梅前往。汽车到达九龙饭店，在楼上的办公室内，一个矮壮的日本军人，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握着梅兰芳的手问好。并称二十年没见了，他在北平日本使馆当过武官，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并看过梅演的戏。当看到梅兰芳嘴上的胡子，非常惊讶地说：“您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梅兰芳告诉酒井唱旦角的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他演了几十年的戏，应该休息了。酒井连称遗憾，说虽不能演出，可还是朋友，希望有空常来，并让黑木开一张通行证给梅兰芳，有事可告诉黑木帮助解决。随后，梅兰芳谢绝了酒井的宴请，仍由黑木用车将他和周二人送回香港住所。梅兰芳向焦急等待他回来的亲友们讲述了见到酒井的经过。这第一关闯过了。
又一天，黑木用车将梅兰芳接到九龙饭店，参加酒井司令的茶话会。正在酒井热情地迎接港九各界人士时，梅兰芳在黑木陪同下步入大厅，厅内所有人的目光均投向了梅兰芳，酒井更是趋前欢迎。这时候，日本、中国、香港的新闻记者的相机镜头，都从不同角度对准了梅兰芳，想把他和酒井握手的镜头抢拍下来，配以文字明日见报，显示梅兰芳与日军司令的亲密合作。此景梅兰芳早有所料，他利用与大家寒暄之机，闪转挪动身影设法避开了镜头。他们所希望用以宣传的照片没有拍成。酒井的计划落了空。梅兰芳又闯过了一关。
日军下级军曹见司令长官对梅兰芳如此“热情”，自亦不敢“怠慢”。为了筹备占领香港的“庆祝会”开得热烈隆重，日军某部的军官派人给梅兰芳送去请帖，特请他演一出京戏。梅兰芳拿过请帖，当着旁边的医生对来人说他已经不能登台了，现又牙疼，更无法演出。请予原谅。梅兰芳见来人面有难色，就请医生写了一张证明，交给来人带回去复命。没过几天，日本军部又派人来问候梅兰芳的牙病。为了显示香港战后的繁荣，仍请梅兰芳演几场戏。梅兰芳当即告知来人已不能登台，就是登台一个人也无法演出，因为剧团人员均不在香港。经过两次拒演，日军方面知道让梅兰芳登台是不可能了，此后未再来请。
不久，南京的日本一个特务机构派人来香港，邀请梅兰芳参加庆祝南京汪精卫的伪政府“还都”演出。来人声称飞机是专程来接的，要梅兰芳尽早同他飞回大陆，因为南京急待演出。梅兰芳以各种理由回绝，来人无动于衷，仍执意请求，梅兰芳最后坚持说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也不能演出。来人无奈，只好自已返回。
梅兰芳几次拒绝演出，虽然都比较顺利地闯过去了，可是处境却不顺心，有翅难飞的感觉沉重地压在心头。他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生疏之人接触。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偷听短波收音机，每天晚上把门窗关严，声音开得很低，把耳朵贴在机子上面，唯恐楼上、楼下住着的日本军官听见，他常常把听到的同盟国胜利的好消息，告诉至亲好友。
当时，好些人设法离开香港这个樊笼，他们均乔装改扮、轻装简从地由广州湾偷渡到内地去。梅兰芳也打算用这方法偷渡，经与挚友们商量，认为不妥，因为这里认识梅兰芳的人太多，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以后就不好办了。应先把在港上学的两个儿子葆琛、绍武设法送走，再慢慢想办法。后来他托朋友把孩子带出香港，同时还改了名字，才离开的。孩子走了以后，梅兰芳一些挚友也离开了香港。他离港之心越发强烈。偷渡不行，只有明走。于是取得了酒井司令的同意，取道广州飞回上海。
社会活动·国际交往蓄须明志 卖画谋生
梅兰芳从香港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上海，在马思南路旧居，与夫人和子女以及亲友们见面，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整个梅家旧居沉浸在欢悦之中。
虽然梅兰芳平安回来，一家团聚了，可是困难问题不断出现。四年多来，香港和上海两处生活费用，使梅兰芳多年来的积蓄基本用光，归来后经济很是拮据，但梅家宽厚待人的祖风一直未变。家属、佣人、剧团人员等几十口人的日常生活开支日益扩大，梅兰芳从未当着人叫苦，或辞退一人。另外有外界和亲友来告贷，他还照例有求必应，绝不推辞。
梅兰芳遇到的困难，虽然有银行界的朋友尽力帮助，但他还是把家藏书画、古玩、古墨、瓷器、古扇甚至把北平东城旧宅房产卖掉了。
当时，物价飞涨，货币一再贬值，梅兰芳的经济困境日趋严重。上海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来约请梅兰芳出来唱戏，以摆脱目前的困境。梅兰芳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如果刮掉胡子，没了档箭牌，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南京、东京都会来人要求演出，此先例不能开。绝不剃须登台。此后不久，不断有各方面“人士”来游说，或请梅兰芳登台演出；或动员参加集会；或邀请出席庆祝“新都”典礼；或请到电台录音、讲话。所有这些都被梅兰芳一一推掉。
1942年秋，汪精卫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到梅家，要梅兰芳在12月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到汪伪首都南京、伪满首都长春、日本首都东京巡回演出，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梅兰芳见到褚民谊时，抚着胡须向他说“我已退出舞台多年，年岁大了，早已没有嗓子了。”褚民谊笑着说：“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嘛。”梅兰芳听后，连连摇头并笑着对他说：“听说您也喜欢唱戏，大花脸唱的很不错，您作为团长率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要强的多吗？何必非我不可！您的名声大的很吗！”褚民谊听罢，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不知如何是好，支吾两句后就十分狼狈地走了，
梅兰芳很清楚这仅仅是开始，他们不会就此罢休，必须在思想上做好应变准备。果然，在褚民谊碰璧而归后，日军一个掌管文化宣传事务大权的山家少佐亲自出面胁迫梅兰芳。他首先派人“动员”，如果不能演出，也要出来讲话。被派来的人比褚民谊还狡猾，他没有直接去梅家，而是在北京找姚玉芙飞上海，传令梅兰芳参加演出一事，并称倘若违抗，便以军法从事。姚玉芙感到事关重大，又无计可施。万分焦急之时，与梅兰芳的秦家表兄商量，决定姚到上海后，马上就让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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