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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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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尔·杜波瓦（Jean…Paul Dubois），1950年生于法国图卢兹。写过多部小说（《另有所思》、《假如这本书能使我靠近你》）和游记（《美国令我担心》），作品《肯尼迪和我》被改编后搬上荧屏，并获得法国电视奖。他现在是《新观察家》杂志的新闻记者。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题记相关评论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是让…保尔·杜波瓦最好的小说。思考的深邃，令人发笑的片段，生活的严肃性，准确的写作手法。
——Marie…Laure Delorme，《星期日报》
它（《一个法国人的一生》）像缪塞年轻时那样轻快，像缪塞年老时那样震撼人心。
——Gilles Martin…Chauffier，《巴黎竞赛报》
一位拥有伟大才智作家的让人无法抵御的优雅。
——Jean…Louis Ezine ，《新观察家》
在《一个法国人的一生》中的并非是黄金时代，而是灌了铅的年代。但正是这份忧郁使故事得以展开。
——Gérard Lefort ，《解放报》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苦难的边缘（1）
夏尔·戴高乐 （1958年1月8日—1969年4月28日）
我的母亲跪倒在地。我从未看到过一个人这样突如其来地瘫软下去。她甚至没有来得及挂断电话。我在走廊的另一头，但是我能感觉到她的每一声哭泣和传遍全身的颤抖。她两只手蒙在脸上，像有点可笑的绷带。父亲走向她，挂上听筒，接着，轮到他自己也瘫坐在门口的扶手椅上。他低着头，哭了起来。沉默、惊惧，我停在长长走廊的尽头，没有动。我与我的父母亲保持着距离，感觉是在努力推迟逼到眼前的大限，是短暂地抵御那我已猜到内容的可怕消息。我就这样呆在那儿，站着，在苦难的边缘，浑身发烫，眼神满是戒备，注视着迅即传播的不幸，等待着轮到自己被击垮。
我的哥哥樊尚在1958年9月28日那个星期天死了，在图卢兹，在傍晚的时候。电视刚刚宣布17 668 790法国人最终接受了第五共和国新宪法。
那一天，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都没能去投票。他们在哥哥的床边度过了整个白天，他的病情在头天夜晚恶化了。接受了阑尾炎并发急性腹膜炎手术，他在那个白天陷入昏迷。
我还记得，值班的医生曾长时间地接见我的父母，以便给他们交代在他看来已是不可怀疑的结局。在这次会面过程中，我被留下，坐在走廊的一个椅子上，问自己那扇门后边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听。我想到我的哥哥，想到所有他出院后将会向我讲述的一切，而且，我已经在仰慕他此后几个星期里会享有的一个英雄的、一个死里逃生者的形象。在那时，我八岁，而樊尚还不足十岁。这点微不足道的年龄差事实上却是重要的。对他的年龄来说，樊尚又高又壮，体格健美，是那种俗话说生下来为新世界打造基础的人。他天生具有惊人的成熟，总是耐心地给我讲述成人世界的变迁，一面庇护我于它的风云变幻之中。在学校里，他享有无人可及的声望，但是当他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反抗老师，或者反抗父母。在我眼里，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他巨人般的高度。在他身边，我感觉自己在变幻无常的生活中得到了庇护。而且直到今天，他死后四十多年了，每当想起我们的少年时代，他总是那个被爱戴和被崇拜的巨人。
父亲艰难地从椅子上站起身，然后向我走来，可以说他已是一个老人。好像在他身后拖着一种看不见的重负，阻绊着他的脚步。我看着他走近，模糊地感觉到他将要向我宣布世界的末日。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说：“你哥哥刚刚死了。”没看父亲那痛苦的面容，没对他表现一点儿细微的感情流露，我冲进樊尚的房间，占有了他那有六匹白马拉着的铬铁四轮马车。这个玩具，或者宁可说这个纪念物，是我的叔叔，一个斜眼的使人讨厌的小个子男人和大旅行家，两年以前从伦敦带给他的。它肯定是来自白金汉宫附近某个平庸的纪念品店铺的产品，但是它的重量，它独特的闪光，它的车体细部——车灯或是它的车轮——的准确清晰，还有马的步态显现的力量，对我都有魔法物的价值。如果他本来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这个东西，仅仅是它，也将足以给予我哥哥全部的威望。樊尚从来不借给我这套马车，借口是它太容易坏而我太小，还不能玩这么复杂的东西。有时，他把车放在客厅的地板上，让我把耳朵贴着地板砖。他说：“别动。一点儿也别出声，闭上眼睛。你会听到马蹄的声音。”于是，当然，我听到了它们。我甚至看见它们在我眼前奔驰而过，由我哥哥，勇敢的御手执鞭驾驶，他在闪闪发光的车厢的高处随车的颠簸而摇动。于是，我恍惚觉得自己正当童年，每一天都给这个临产的世界注入我们生命的力量。而且我期待长大，再长大，长得更快、更强，按照这个王者长兄和大师骑手的榜样。
在他死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摆脱他，就是占有那件东西。就是偷盗他，以不忠实的继承人的狂热行为。大概我是怕樊尚会把这辆四轮马车带到坟墓里去。也许我希望，凭借这被禁的也是神圣的物件，给我一部分他的荣耀，他的合法性，成为一个老大，至少能够抢劫死者，能够使他们沉重的马车跑起来。是的，在我哥哥死去的时候，我偷盗了他。没有内疚，没有悔恨，甚至没流一滴眼泪。
我叫保尔·布利科。五十四岁，一个尴尬的年龄，徘徊于生命的两种远景，两个相互矛盾的世界。每天我脸上都增加一层岁月的磨痕。我按时服用磷酸丙吡胺片药物名，又名达舒平、异脉停，抗心律失常药。和降压药，而且，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不再吸烟。我独自生活，独自吃晚饭，独自老去，即使我努力与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孙子保持联系。尽管孙子年龄幼小，——他快要五岁了——有时我在他的脸上会发现某些我哥哥的神情，也就是樊尚所表现的经受人生所需要的这种自信，这种从容。像我的哥哥一样，这个孩子好像有一种宁静的活力，然而，与他的闪闪发光和探索的眼神交汇，总是一种不平静的经验。为了路易四岁的生日，我从书柜高层的架子上，取下了那个四轮马车，把它放在了他的面前。他长久地观察这个物件，那些轮子，那些马，但是却没有碰它们。他完全没有被征服，好像宁可在脑子里勾画这件东西的每个细节。过了一会儿，我对他说，如果把耳朵贴在地板上，他也许——现在轮到了他——可以听到马蹄声。尽管满是怀疑，他还是蹲了下去，而且以这种姿势，让我有机会，在瞬间闪现的间隙里，又看到自己的童年大步奔跑而过。
樊尚的葬礼是可怕的时刻，而且我可以说，从那天起，不管我们付出多少努力，父母亲和我，再也不能够重新组成一个真正的家了。葬礼结束后，父亲把哥哥的柯达布朗尼闪光照相机给了我，却不曾想到日后这个东西会怎样地改变我的生活。
樊尚的死截走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连同一些最重要的情感。它深刻地改变了母亲的面容，以至于在好几个月里她完全像个陌生人。同时她的身体也消瘦干枯下去，好像被里边巨大的空虚吞噬了。樊尚的消逝同时也瓦解了她所有的温柔举止。母亲以前一直是那么亲切，而最后变得像个无情冷淡的后妈。父亲，从前那么健谈，现在却把自己封闭在忧伤和沉默中；而我们的饭桌，从前热烈兴奋，也变得活像是僵尸的晚餐。是的，自从1958年以后，无论相聚或是独处，幸福离开了我们，甚至在饭桌上，都让电视机的扬声器来负责充塞我们的悲哀。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苦难的边缘（2）
那个电视机，刚好是父亲在1958年的2月或3月买的。一个格朗丹（Grandin）牌的漆光木壳电视机，配有频道转换开关，图像固定在惟一的频道，当时它十分吝啬地把持着这块地盘。在学校里，这架新装备使我们——哥哥和我，极为受欢迎。尤其是到了星期四下午，我们邀请同学来看鲁斯蒂（Rusty）、兰丁丁（Rintintin）和佐罗传奇的最新进展的时候。但是，在那个夏天里，是法国足球队在瑞典举行的世界杯中的辉煌战役，使我们经历了我们激情的顶点。下午，在转播比赛的时刻，套房的客厅就有了赛场观众席的气氛。我们把每一个角落都挤得满满的，追随着勒梅特的停球，克帕和皮安托尼的带球推进，樊尚的强行突破，或者是方丹的射门。在斯德哥尔摩的半决赛里，巴西对法兰西（5比2）一场的全部细节，直到今天还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清晰留在我的脑海里。柠檬苏打水的酸味，草莓蛋糕的甜味以及叫人反胃的味道，那黑白电视图像的粗疏纹路，有时发生的使我们心跳停止的信号中断，那为我们抵挡下午斜射阳光威力的百叶窗，昏暗的光线给这一场合增加的闷热，加油的呐喊里哥哥发出的高于他人的嗓音，还有那雪崩一样的进球，渐渐地，呼叫声的强度减弱下去，快乐逐渐衰减，接着，客厅仿佛在悔恨，走光了它的客人，只在一个角落里，仅剩下我哥哥和我，筋疲力尽、失望、沮丧，仿佛不会说话的木偶。几天之后，在决赛中，巴西击败了瑞典（5比2），而法国队则战胜了德国（6比3）取得第三名。我对这最后两场比赛的进程没有保留任何记忆。或许由于与这个恩赐的独一无二的下午相反，在那时，我支持哥哥，哥哥支持法兰西，而随后事情就不再只是与足球有关。在这么久之后，尽管有我们生命中无边的遗忘，直到今天在我心里，还存在着这个精心保存、未被触动的小岛，这块兄弟间纯洁、闪光和共有的小小领地。
这是我和樊尚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夏天。很快，戴高乐占据了哥哥的位置，在饭桌上，正对着我。我是想说，人们把格朗丹电视机安置在了那儿，在我哥哥坐了十年的椅子背后。我忍受这个变化，如同面对一种僭越，因为那位将军好像就在格朗丹里边过日子。我很快就开始讨厌这个人。他自负的侧影、他的法国军帽、他的灯塔看守人的制服、他高傲的外貌都使我不安，他的嗓音让我难以忍受，而且，对我来说简直无可怀疑，这个在远处的将军事实上一定就是我祖母真正的丈夫。她的补充。她的天然对应物。某种程度的傲慢，一种对秩序和严厉的爱好，使这两个人物相近。我的祖母，是另一个时代的女人，在我眼里是丑陋、恶毒、尖刻、无信义的样本。在我哥哥死后，因为某些我始终没能明白的原因，她放弃自己威严的宅邸，总来我们的寓所度过整个冬天。她让自己安顿在朝向圣太田广场的那个大房间里。在她滞留的这段时间，她以某种莫须有的借口，禁止我进入这个所谓的“她的套房”。这个女人是祖父列昂·布利科，一个地主——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遗孀，曾经一直像准将一样指挥着她的家庭。二十年代末的时候，列昂曾屡次尝试，极力想要摆脱这种兵营式的生活，他于是逃跑了个把月到摩洛哥的丹吉尔，在那儿他参加盛宴，还到游乐场去博赌。他的归来，看起来似乎总是喧嚣的： 每一次，祖母都在住宅的大门口迎接他，并由一位神甫来给她保驾，面对这位神甫，那善良的男人被迫立即忏悔他在北非的荒唐行径。这就是玛丽·布利科，不易接近、严厉、暴躁。在那些图卢兹的冬天里，我一再看见她僵坐在壁炉前，不停地捻动着念珠，头上总是包着一块头巾。从走廊上，穿过半开着的门，我看着她嚅动着嘴唇在祈祷。她就像一架不能停息的机器，总是尽可能地向上攀升，朝着她惟一的目标： 阴暗灵魂的得救。在这样的时候，她有时会猜到我这异教徒在场。我察觉到她目光中彻骨的寒冷，仿佛极地浮动的冰山，我的血液被冻结了，但我呆在那儿无法动弹，无力逃跑，就像是被车灯光柱骤然惊呆而愣住的兔子。玛丽·布利科有一种对皮埃尔·孟代斯·法朗士的无边仇恨，尤其诅咒苏联是血腥的、不信上帝的国家。电视专栏中哪怕一点点有关这个国家的暗示都会使她陷入真正的恐慌。但是，在她憎恨的长廊里，有一个人超越所有的其他人，可以推测，那是一个她但愿能以自己基督徒的清白之手去扼断其喉咙的男人。他叫阿纳斯塔谢·米高扬Anastase Ivanovitch Mikoyan（1895—1978），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领导着苏联的最高苏维埃。祖母怀着一种恶意的快乐把他的名字变形，叫他“米高亚什——”，故意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拖出长长的嘘声。每当发觉这个党政领导Apparatchik，由俄语单词aппapaтчик转译而来，意指机关有权势的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她就拿她的手杖在地板上敲几下，挺直失去弹性的身体，把餐巾戏剧性地摔在饭桌上，而且总是咕哝着同样的一句话：“我回套房去了。”由于仇恨的灌注重新获得活力，她就这样隐没在那长长的走廊里。不一会儿，人们听到她房间的门发出猛烈的噼啪声。于是，在她的避难所里，她的巨大念珠的圆舞曲就将开始了。我还记得，有好长时间我想要知道为什么米高扬，这个戴黑色帽子的小个子男人，在玛丽·布利科那里能引起如此的情绪爆发。当我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带着一种含糊的微笑说：“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共产党。”但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样也是共产党，而他们却从来没有遭遇到我祖母给予阿纳斯塔谢的这种霹雳。
尽管我从来没当过那个党的成员，但我相信，在她的憎恶者祭堂里，玛丽·布利科把我排列得远在斯大林或布尔加宁之前，就在这著名的“米高亚什——”旁边。她对待我，与我说话，都带着同样的蔑视。在哥哥去世以后，这个趋势就更突出了。在她的眼里，樊尚一直都是仅有的而且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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