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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9-一个法国人的一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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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蒂娜·维朗德勒明白我们已决定要留下这个孩子时，她发起了我没有想到其后果的第二次进攻：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在1976年，世界还相当陈旧，保守，由教士长袍的道德秘密支配。一个孩子必须有合法地结合的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一个符合具有威胁力的习俗规范的民事身份登记。
“我们根本没有想要结婚。”
我极为自然地这样回答，一点儿也没有挑衅或是冒犯的意思。而这几个词就有本事让安娜的母亲做出激烈的回应：
“如果你们想要留着这个孩子，那是你们的事，但是我会要求你们做得像个负责任的父母亲。婚礼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早越好。”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苏格兰古人的既定原理（4）
马蒂娜·维朗德勒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离开了房间，看都没看她女儿一眼。在一种懒洋洋的团结一致的运动中，她的丈夫追随她，同时向我递了一个浅浅的暗示男性同谋关系的微笑，可能想要说“女人是一大堆荷尔蒙”。
马蒂娜·维朗德勒的粗暴态度和绝不妥协的宣言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在她女儿和我的婚姻主张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她完全知道，安娜心理上容不得一点儿家庭冲突，不管它是多么微不足道。她就是这样长大的。仅是一个在她和她的父母亲之间观念的差异就能够让她陷入焦虑。她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越是能够表现出战斗性，就越是在与她的这个或那个传种者的小纠纷一出现时就缴枪投降。
在我们返回自己家的路途上，安娜已经开始在提到，“一个婚礼，无论如何，不是世界末日，这没有什么要紧的，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让父母亲高兴一下”。
“我可一点儿也不想让自己去参与可笑的装模作样来使你的父母亲高兴。”
“我想在这里边，你是遵守你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原则吧？你想要我和你说实话么？你和她一样刻板，一样没道理。”
“但是，说到底，这太离奇了！在这个故事里我哪儿不讲道理了？我毕竟有权利仅仅是反对婚礼，而不因此被看作一个野蛮人。”
“不管怎么说，你总是反对一切。你透过左倾眼镜来看这个世界和其他人。你有无法理解的反应。”
“你指的是什么？”
“没什么。”
“你指控我的反应无法理解。我很想明白这所说的是什么。”
“比如说，佛朗哥死的那个晚上。你朝我走来并向我宣布这个人的死亡，好像你刚刚赢了全国彩票的大奖似的。就是这个，我叫它不可理解的反应。”
马蒂娜·维朗德勒达到了她的目的。她成功地把她的毒液滴入树皮和树之间，母亲和父亲之间。而且为了她微不足道的婚礼故事，她甚至能够把老首领佛朗哥也从他的坟墓里拉出来。
随着安娜的肚子越来越大，我的决心越来越消磨殆尽。我执著于我的原则好像一个精疲力竭的登山运动员吃力地抓着他的绳子。但是不知不觉中我放开了手。我不愿意让安娜不愉快，也不想让她的怀孕复杂化，更不希望给我儿子一个坏爸爸的形象。我所要求的只是一件事： 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体面地投降，让我有尊严地屈从。甚至连这也被拒绝了。必须在仓促和匆忙中操办一切。
“您好像对我要求您赶紧办有些意外，保尔。那么，您没有感觉到这个婚礼的紧迫性吗？您想想我们的难堪，尤其是安娜的，如果她要不得不挺着六个月或七个月的大肚子出席仪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您有时候有些不可理解的反应……”
那一天，代之以默许听任，这个造型外科女医师改变了我的人生壁垒，我真应该把她掀翻在她的长沙发上，剥掉她的全副披挂，以人们普遍认定密歇根的摩托手具有的厚颜无耻和没心没肺占有她。遵循重现的大卫·罗沙的指令：“要是我老妈漂亮，我就干了她。”我相信这样可能就早已把一切问题都摆平了。
两个星期之后，一个家庭晚餐聚齐了我的父母和安娜的父母。我还忘了说清楚，在得胜的惬意中，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马蒂娜·维朗德勒还曾想强迫她女儿，在去市政府之前先接受一个简短的宗教仪式。不过，她遭到了丈夫和安娜坚定而一致的拒绝。那个晚餐，正式而做作，是在维朗德勒家里进行的。餐桌布置的炫耀让人想起前苏联在五一节的游行，那时其体制认为，必须出库它的全部铁器和导弹以威慑好奇的人，尤其是让观众震惊。我了解马蒂娜·维朗德勒。我知道她能够进行如此无价值的计算。闪光的银器与镀金的银盘子彼此辉映，水晶在长颈大肚子玻璃瓶口发出虹光。甚至餐刀架，切成小方块的晶石，也增加着导演的过分考究。我的父母总是很单纯，根本没注意到这种炫耀。他们的生活已经渐渐远离了社交圈，而且很久以来他们也忘了这种餐桌上小把戏傲慢的法典和规则。
让·维朗德勒在我父亲那儿找到了最好的谈话对手，和他可以谈论汽车。与其他的话题相反，机械有使男人们接近的聚集力，让他们很快成为幸运或是不幸的伙伴和同谋。时不时地，人们总会遇到行星齿轮和中心轮的问题，接合汽缸盖和汽缸套的问题，球形联轴节和主汽缸的问题。这些小小的不幸事件，在这些命运总会找他们麻烦的开汽车的人之间，编织看不见的男性纽带。我父亲陈述他有关西姆卡品牌衰落的个人理论，而维朗德勒，被其征服，热切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仿佛面对的是这个牌子的创始人。我母亲就没享有这种高质量倾听的好运。她的工作的严苛和远离社会给她在社会中显露自己留下极少可能。出于其特殊本性的纯粹礼节性寒暄之后，马蒂娜·维朗德勒开始了长篇大论的辩护词，赞美美容外科的好处，称其为妇女的第二次解放，一个可以使每个人真正得到身体所有权的真正的解放者行动。她的推理的荒谬和贫乏已经带有野蛮的消费主义痕迹。我母亲带着朦胧的微笑和我太熟悉的雾一样的眼神听着她。克莱尔·布利科已不在那儿。她早就离开了这张虚荣的饭桌，离开了这些卖弄的废话，这个强制的庆典。在她的椅子上，留着的只是她的影子，一个没有生命的外壳，空洞晦暗如同一个坟墓。我想像在那个时刻，我母亲一定是梦到了另一种生活，她本该和另一个家庭在另一个世界里分享的。马蒂娜·维朗德勒，没有停止她对那个话题的关注。她光彩照人的相貌，高贵的装扮，她由一些首饰巧妙衬托得值得羡慕的肤色，都促使她成为不可绕过的人，把她设计成这个家庭顾问委员会的女主管。尽管有她的诱惑力，马蒂娜·维朗德勒还是让我觉得越来越粗俗，因为她总是毫不客气地强加于人，炫耀她的富有，她的成功，她的优雅和她的美貌。在她旁边，穿着无色彩的服装，带着谜一样的谦卑的微笑，我母亲让人想到一个好心的女仆。在用甜点的时候，马蒂娜·维朗德勒的一个愚蠢行为让我的眼里涌起了泪水。意外以预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在一场无关痛痒的交谈的转接处。安娜的母亲讲述了她女儿孤单的童年的一些插曲，并提到她本人是多么愿意有第二个孩子。这时，她转身朝向我母亲，手里玩着自己的发卷，说：
“照我听说的，保尔曾有一个哥哥，是吧？”
她送出这个句子，就像说其他的一样，很连贯，没思量，没有哪怕一秒钟想到这些话能够打开巨大的忧伤的闸口，它十八年来，在不稳定的平衡中休眠于我们的心底。
明确以过去时态提出这个问题，在里边就已经有了回答。她到底希望什么？在二十年的沉寂和伤害之后，我母亲再次唤醒动情的回忆，或是叙述樊尚死去时的情景？她希望克莱尔·布利科描绘她的儿子是怎么样热情、慷慨、忠实、勇敢、健壮、勤劳、魁梧、动人，还是一个银色豪华玩具马车和布朗尼闪光照相机的拥有者？一定是这个女造假者被她的缝合工作纠缠到了这个地步，使她无视记忆伤疤的痛苦的渗漏。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回应那个发起者的问题。我们又吃了一点儿甜点，小勺与镀金银碟子轻轻接触的声音帮助了房屋的女主人，在她的观念里，在难以忍受的气氛中，无论如何，重要的是保证饮食的礼拜仪式的连续性。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苏格兰古人的既定原理（5）
回到家里，我丢下安娜一个人去睡觉，自己面对面地与哥哥的马车和布朗尼闪光照相机呆了很长时间。我记得曾通过他的照相机镜头看了街道好久。而且仅仅是把眼睛放在这个曾无数次地贴近他的眼睛的框子中间，就让我心中充满了泪水。在去市政府的时候，我实实在在地觉得是在做错事，我尤其祈祷一个人也不要，尤其是我从前的朋友们，看到我穿着这种咖啡店伙计的可笑的衣服。在这最糟糕的时刻，我也曾设想过，安娜为了想要给我安排那种在盎格鲁萨克逊人那里非常流行的可笑的意外惊喜，邀请前Round up乐队来晚会助兴。而且，他们在那儿，在舞台上，全套装备，却不能奏出哪怕一个音符，只是死死地看着我，就像是他们看到走过一个死者。
非常幸运的是，在这个伤心的日子只有几个我亲近的家人被邀请。况且，他们完全被淹没在大群维朗德勒家的客人们中间。他们的社会身份，还有他们显示自己的爱好促使他们组织一个匪夷所思的晚会，其慷慨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向所有的人展示邀请国的财富状况。所有的维朗德勒的熟人、亲戚、朋友，都在那儿。让甚至还召集了，这个词并不太过分，《体育画报》的整个编辑部。我想像，对于这些好心的记者们，现在我是“那个—成功地—让老板的—女儿—怀孕—并和他—结婚的—家伙”。手里拿着一个杯子，迈着轻轻摇摆的步子，拉加什走来，给我他的祝愿：
“朋友，您有一个绝对迷人的妻子，我祝福您拥有这个星球上一个体面的居民可以希望的一切好运。您知道吗，我自己，也曾结过婚？和一个灾难预言家，她每天预告世界的末日和我们的好运。”
“那么最后她说的正确吗？”
“随您怎么说吧。一天上午，吃早点的时候，忍受不了听到她这样子消磨未来，我起身离开餐桌，什么也没说，非常镇静，我朝她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当然我立即道歉了。请您原谅，朋友，跟您在这样的日子谈如此可悲的功绩，不过我相信是这个出色的格朗菲迪士正在让我喝醉了。”
拉加什优雅地转了一个半圈，在人群中摇摆着离开，重新回到几个已经喜欢上他的独特言语的女才子那儿去了。在这个想要气派豪华的场合，拉加什，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刚好扮演了仪式中不合时宜的小仆人的角色。离开她数不清的朋友们，安娜过来在我的身边坐了一会儿。
“你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或者也许是想这一切，这些人，走动的，跳舞的，说话的。”
“你相信我们会幸福么？”
“我不知道。”
“你有点忧伤。”
“这不是一个很高兴的日子。”
她完全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我知道她为了强加给我这些假动作、这出我拒绝的喜剧感到尴尬。她发现我是坐在一个不属于我自己的世界中间，在过分的礼节的重负下寂寞地弯下腰。我们将会幸福么？那恐怕必须得去问拉加什的前妻。
安娜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脸上。好像为了感谢我为她接受了这一切，给她证据说明我与她结合真正是为了爱。她也会做出同样的牺牲么？这一次，只有她能知道谜底了。
在某些方面，这个晚会折射出我感到的烦恼从此以后将会伴随着这个国家。如同埃马努埃尔·勃夫关于完全不同的话题写的，显然，一个“时代正在结束，而另一个将要开始，但是远没有前面的那么美好”。长长的无忧无虑、自由、幸运的，与1968年5月相伴的时期一去不返地结束了。所有的人已经收回了他们的幻想，振作起精神，熄灭了含大麻的烟蒂，把头发甩到后边，让自己重新投入工作。这个国家，把它的利益委托给一个矫揉造作地迷恋手风琴的精于计算者，给自己买了剪裁可笑的套装和也并不好一点的小手提箱。在这个加热定型的手提公文箱里，被认为藏有世纪的力量，事实上，每个人都掩藏着重新变成一个渺小的自己的不幸与耻辱，但是没有承认。
雷蒙·巴雷已把“严肃刻苦”的诸多优点加以理论化，并且与工会陷于厮杀，而就在这时，我的儿子大概利用了这一混乱，决定要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发现他相当丑，而且很不友好。眼睛闭着，眼皮肿胀，一张难看的脸，一个像长了须的甜面包似的脑袋，愤怒而敌意的拳头死死地攥着。当护士指给我在摇篮里的他时，她仅仅说：“三千四百五十千克”，好像宣布拳击手在称重时的体重一样。这个数字嵌进了我的脑袋里，以至于到了今天，我儿子来看我时，我见到他有时还会想：“哦，三千四百五十千克来了。”民事登记时我们给他起了樊尚这个名字。说实话，我没有一刻设想过能够给我的儿子起别的名字。而且安娜也没有。知道了他的诞生和我们对命名的选择，我的母亲泪如雨下，紧紧地拥抱了我，好像我是她惟一的儿子。我父亲重现我小时候熟悉的面容，只是说：“樊尚·布利科。真好，这太好了。”在维朗德勒家和在布利科家一样，这个“三千四百五十千克”的魅力发生了极大作用，在婚礼的危机期间累积起来的全部紧张，在婴儿一出生的时候就全都被遗忘了。看着这么多成人一块儿地或是分别地对着这个小生物说蠢话，我想到诞生和死亡一样，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能够滋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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