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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抒情-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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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我国在明代以前丝织物生产和花纹发展的简略概况，可作为我们认识明代和明代以前丝织物一种线索，让我们明白，中国丝织物的成就，和一个优秀工艺传统分不开。是从旧有的基础上发展而出，并随时代发展，不断改进，丰富以种种新内容才得到的。
本集材料的来源，全部出于明代刊印的《大藏经》封面。经文刊刻于明初永乐正统时期，到万历时期全部完成。这些裱装经面的材料，多从内库和“承运”、“广惠”、“广盈”、“赃罚”四库中取用，有当时新织上贡的，也可能有宋元的旧料。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明代早期的产品。图案设计的风格，有的富丽雄浑，有的秀美活泼，处理得都恰到好处。特别是配合色彩，可以说丰富而大胆。其中的洒线绣，继承了宋代的制作方法，宋时或名叫“刻色作”，是说配色如同填彩。“秋千仕女”是明代工艺图案中通用的题材，“描金”、“嵌甸”、“雕填”等各种制法的漆器，彩绘与青花瓷器，都经常使用到。这幅绣工彩翠鲜明，不啻一幅情调优美的风俗画。极重要是几片复色晕锦，可能是明代以前的产品，这种格式起源于宋代，宋代叫“八达晕”，元代叫“八搭韵”，当时已珍贵著名。配色丹碧玄黄，错杂融浑，达到锦类布色的极高效果。灯笼锦创始于北宋，别名“庆丰年”、“天下乐”。从文彦博守成都织造金线莲花中置灯笼图案加金锦创始，这里选了几片不同式样。就中一片，灯旁悬结谷穗作流苏，灯下有蜜蜂飞动，隐喻“五谷丰登”之意。这种受人民欢迎的题材，宋代以后被普遍使用，一直沿袭下来，更发展到桌围椅靠上。直到现代，西南民间刺绣围裙、头巾和枕套，还经常用它作主题。要求发展生产和悬灯结彩庆祝农产丰收的题材，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表现了人民的生活愿望。这些彩锦，虽不是宋蜀锦格式，但这个风格显然还是从蜀锦发展而来。方胜平棋格子、方胜合罗、龟子龙纹、团凤几种式样，还和宋代李诫（明仲）著的《营造法式》书中的建筑彩画相通。此外如翔鸾、舞凤、游鱼、如意云诸图案，全部活泼生动、优雅大方，在艺术上的成就是新鲜而有现实性的。大小缠枝唐代已盛行，大缠枝最初多用于佛帔金装饰，小缠枝多用于妇女衣裙。宋代扩大了使用范围，特别是幛子屏围用大朵花，已成惯例。金时女真人官服规制，更明白记载，用缠枝花朵大小定品级尊卑。三品以上官的幔帐，许用大缠枝，其余用小缠枝。因此花朵变化极多，配合色调更多独到处。其中几种织金，有可能还是元代纳石失金锦样式。蒙古贵族一般使用纳石失于衣领边缘，朝廷举行“只孙燕”时官服上更不可缺少。散朵花大体可分作两式：小簇规矩花出于唐代，朴质中显得妩媚，布局妥贴，是唐人擅长。写生花宋代方流行，有彩的应叫“生色花”，在宋金文献中通称“散搭花”，明代属于“装花”一部分。本集中所收几种不同式样，还可以看出不同设计方法。另外几种折枝，或受宋代染缬法影响而来。特别是几种褐色地浅花绸缎，更可理会到宋元时的生产。禁止服用“褐地白花”丝织物，见于政府法令，因北宋初年染缬限于军用，还禁止印染用的花板流行。北宋缬花纹见于《宋史·舆服志》卤簿部分极详尽。所禁止的褐地白花有可能正是契丹人所通行。南宋则染缬已具一般性，得到发展机会。元代在官品上褐色本不重要，但人民特别欢喜褐色，陶宗仪著《辍耕录》就说起不同褐色约二十种。本集中的银褐地“落花流水”花绫，可说是一幅构思巧妙而有气魄的作品。
以上几种锦缎，在我国丝织物图案发展史上，都各有重要性。我们如进一步把它和唐宋的彩画、雕塑，历代史籍中的舆服志，以及其他文献实物联系来注意，必然还可以触发许多新问题，而这类问题，过去无从措手，现在有了丰富的实物，再和历史知识相印证，是比较容易得到解决的。据目前所知，国内现存明代经面锦，至少还可以整理出近千种不同的图案。这份宝贵遗产，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可以作为研究明代丝织物花纹的基础，也是进而研究宋元丝织物花纹的门径。必须全面深入的来理解、来分析比较，才可望得出更正确的结论。这里提起的，不过是就本图录中所选作品略作说明而已。
古代工艺品最难于保存的，无过于丝织物。过去对于古代美术品的研究，多限于铜器瓷器字画，没有把绸缎当作中国美术中一个重要部门来注意，因此历代许多遗存的实物，大都在经常的忽视中被毁坏了。汉代锦缎是因埋藏在干燥沙漠中才保全下来的，唐代锦缎也是在沙漠中和敦煌洞窟中偶然保存下来的。宋元锦缎小部分幸而能保存下来，都是在被剪裁成零碎材料后，用到字画包首和册页封面上的结果。明锦的内容，也只是从现存的残余的《大藏经》封面上，才看出一点原来的面貌。新的生产脱离了优良的民族艺术传统，自然难望有所发展。特别是近五十年来，由于各国对我国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各种劣质纺织品的倾销以及人造丝的倾销，使中国一般纺织物生产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图案花纹也逐渐形成一种半殖民地化的庸俗趣味，完全失去了本来健康华美的民族风格。近几年才根本改正了这种情况。目前为了发展新的生产，恢复我国染织工艺固有的优良传统，排除过去残留的半殖民地化的不良影响，希望艺术家设计千百种色调鲜明、花纹大方的新作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要求，在此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改进染织图案这个问题。因此，这种锦缎参考资料的出版，对于实用美术界说来，是很重要的。这些出自古代机织工人手中的图案，必然能够帮助美术工作者，启发他们的创作热情，由此产生出许多为人民所欢迎爱好的新产品。
本书材料的收集和编选，是在故宫博物院服务的李杏南先生二十年来热心爱好的结果。李先生用个人业余时间注意到这个问题，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爱护热忱，是值得尊重和感谢的。
1954年写于北京历史博物馆
（原载《明锦》，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
第二部分 文物识小录第21节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记
本书从成稿、付印到和读者见面，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了约十七年。工作前期的进行，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组、美工组等诸同事的辛勤劳动分不开。图版初次制版排样，原财经出版社老师傅的工作热情及高度责任感，也作出显明贡献。但此书能最后得以完成，实完全有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为准备了良好工作条件，并充分给以人力物力支持的结果。就中本院考古所方面人力上协助最多，使增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若没有这种种帮助和各方面的支援，这本书实不可能如目前样子呈现于读者面前。
从一九四九年起始，我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专搞杂文物研究。照规矩，文物各部门都得懂一点。经常性业务，除文物收集、鉴别并参预一系列新出土文物展出外，兼得为馆中绘制历史人物画塑提供些相关材料。还必须面对群众，尽力所能及，为外单位科研、生产和教学打打杂，尽点义务。我名分上属于陈列组，事实上任何一组有事用得着我时，我都乐意去作。虽感觉到能力薄，牵涉问题广泛，工作复杂且繁琐，用力勤而见功不大，但是我理会到，若能把工作做好，却十分有意义。我深深相信，新的业务接触问题多还生疏，坚持学个十年二十年，总会由于常识积累，取得应有进展的。
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百万计，且不断有所增加，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资料。一个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学习，博闻约取，会通运用，显明可把文物研究中各个空白点逐一加以填补，创造出崭新纪录。
我就从这点认识和信念出发，在大多数人难以理解情形下守住本职，过了整整三十年。尽管前十年比较顺利，各类文物大都有机会经手过眼，数以万计，但是任何一方面，可始终达不到深入专精程度。随后二十年，事实上有大半时间，全国都在各种运动中时断时续度过的。我不问条件如何，除了对本业坚持认真的学习和去为别的有关生产、教学方面打打杂、建建议，尽义务帮点忙，其他什么都说不上。
至于本书由我来编纂整理，似偶然也并不全是偶然。一九六四年春夏间，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谈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个国家的服装博物馆，因为可代表这一国家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一般印象，多是由中古到十七八世纪材料。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新旧材料那么多，问是不是也可比较有系统编些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因推荐由我来作。历史博物馆龙潜馆长，对我工作有一定了解，热情加以支持，为从美工组安排得力三人协助。由于当作试点进行，工作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分别加以摹绘。我即依据每一图稿，试用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较，各写千百字说明，解释些问题，也提出些新的问题，供今后进一步探讨。
总的要求，是希望能给读者从多方面对于中国古代衣着式样的发展变化，有个比较明确印象。工作既近于创始开端，从探索中求理解，作得不够完美是意料中事。方法上和判断上若还有少许可取处，能给海内外专家学人以小小启发，或依据本书加以充实，或从另一角度，用另一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因为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照当时估计，如有十年时间，不受过多干扰，又得到工作便利，继续出若干本不会缺少材料的。
从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由于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几位同事热心努力，我对这些材料包含问题又较熟悉，工作因此进展格外迅速。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图版二百幅，说明文字约二十万，样稿已基本完成。经我重作校核删补后，本可望于一九六四年冬付印出版。但是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一切出版物的价值意义，大都得重新考虑。本书的付印，便自然搁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这份待印图稿，并不经过什么人根据内容得失认真具体分析，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凡是曾经赞同过这书编写的部、局、馆中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本人自然更难于幸免。其后，于一九六九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湖泽地区，过着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年多一点时间内，住处先后迁移六次，最后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一九七一年回到北京后，听一老同事相告，这图稿经过新来的主任重新看过，认为还像个有分量图书，许多提法都较新，印出来可供各方面参考。因此把图稿取回，在极端恶劣工作条件下，约经过一个月，换补了些新附图，文字也重新作了修改，向上交去。可是从此即无下落。一搁又是四五年。其时恰在“十年浩劫”期间，这事看来也就十分平常，不足为奇了。
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我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上得到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全面支持，为在人力物力上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给予了不少便利条件。遂在同年十月，组成一个小小工作班子，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本书图稿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首先尽可能的运用和增加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同时还改订添写了不少原有的以及新的章节，使全书约增至二十五万字左右，新绘插图一百五十余幅，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增补完成，即交轻工业出版社印行。此后又联系了几家国内外出版社，几经周折，最后才交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值得令人怀念的，是齐燕铭先生、龙潜先生、刘仰峤先生。三位都在“十年浩劫”折磨中因伤致病，已先后成了古人。尤其是周恩来总理，已来不及看到这个图录的出版，我觉得是极大憾事。这本书如对于读者还有点滴可取处，首先应归功于他们几位对这个工作的鼓励和支持。
本书在增改过程中还得到国家文物局的经常关心，以及湖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对外文展办公室、中央美术学院、音乐研究所和荣宝斋等文物、学术机构，各方面充满热情与友好的帮助。其次是直接参加过摹绘、摄影、制版、排印诸位劳动的贡献。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在应尽职务上，把所学的问题，比较有条理、比较集中持久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务而已。
沈从文
1981年5月1日于北京
第三部分 过节和观灯第22节 端午给我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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