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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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因此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康熙帝亲政以后，在沿海地区设置界栅，严禁人民“透越”，违者处死的规定在一些地方实际已有所松动，有的地方逐渐“开边”、“展界”，允许内徙人民回乡复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出兵平定台湾，东南各省疆吏乘机请开海禁。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以开海禁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们出海贸易。次年（1685年）宣布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宜，从此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和东南亚诸国往来贸易频繁。但是不久，清政府发现，每年出海船只千余艘，“回来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最终决定停止南洋贸易，不许人民继续前往，此即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虽然允许中国商人到日本经商，即所谓“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还明确规定“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不在禁止之内。　　　
　　第二次海禁之后，沿海一部分出洋贸易的人失掉了往日的职业，无法生存。对于这一点，广东、福建官员看得很清楚。雍正帝刚刚登基不久，两广总督孔毓珣上奏建议取消禁令，允许商人出海贸易。雍正帝交廷臣讨论，隆科多坚决反对。雍正帝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没有决定。雍正二年，再次讨论，廷议结论是仍然实行禁令，雍正帝此时也产生了倾向性于海禁的意见，他从封建统治者传统的“重农抑末”的思想出发，错误地认为，解除出海禁令虽然可以解决部分人的衣食问题，却不利发展农业和社会的稳定，他特别担心居留海外的民众归来后会怀有不轨之心策动反叛。因此，他对孔毓珣说：“料理地方一切事宜，当于远大处熟筹深计，凡出一令举一事，必期永久可行，有利无害方好，不可只顾目前小利，对将来有害。”又说：“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　　　
　　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秋季遭遇大灾，四年春天时青黄不接，各地出现抢劫米店等民众运动，福建人民要求降低米价，巡抚毛文铨不允，愤怒的群众打破巡抚辕门、砸烂了巡捕官的轿子。邵武府建宁、汀州、上杭等地都出现抢米、冲击衙门、罢市等严重事件。四年，闽浙总督高其倬上奏，他认为福建地窄人稠，百姓无田可耕，以致很多人成为盗贼，要想弥盗，最好为他们筹划谋生之路。开海禁，允许人民出海进行贸易，不失为消除人民反抗的一个方法。海禁一开，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当头舵、水手，一艘船就可解决近百人的生路。有的人反对说：运米出口，中国粮食将更短缺。高其倬反驳说：怕开禁大米出口，食粮越发不够，其实外洋产米地方甚多，粮食不会成为大宗出口物品。还有的人说：中国船只出海，船只多卖给了外国人。高其倬又反驳：外国人的船只既大又先进，而中国的船只小，外国人得了也没有用。同年，福建巡抚毛文铨也上奏提出：“往年开洋之时，洋船到厦甚多，各省商客无不来厦贸易，税课充溢”，“自禁海以来，税课几乎无收”，他建议开放海禁。　　　
　　在沿海官员的一再请求之下，在沿海各地民变动乱的形势下，雍正帝经过反复权衡，于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原则上同意了解除海禁的建议，命内阁把康熙年间办理外洋事务的成案编成《海洋事宜》发给高其倬，让高其倬与福建巡抚常赉、广东巡抚杨文乾会商办法。　　　
　　高其倬、常赉、杨文乾三人经过商议，首先向雍正帝提出了出海人的回归问题。由于过去出海船只中，多数人都不回归。现在留在菲律宾的已有数千人，留在爪哇的已有几万人。因此，他们认为留居问题的解决，首要的是禁止人民再偷流出国，所以开海禁着重考虑如何使出海的人员按时归来。对此，他们提出两项办法。一是让保甲出具担保、地方官严格登记、同行的船只互保、回归时严格检查人数、有不归者治家属和具保人之罪。二是指定出海地点，指定地点归国，统一清点人数，办理出海手续。　　　
　　雍正帝认为，他们三人的最终目的是让出海之人一定回来。而他自己则认为久离乡井之人回来后，可能会影响地方治安。于是，他命他们再次商议。次年正月，高其倬、常赉、杨文乾三人会奏，坚持上年原议。雍正帝十分生气，说他们胶执谬见，“惟恐内地人外出，设为种种严切科条，殊属可笑，朕实不解。”最后，雍正帝说了自己的办法，即规定出洋期限，对于逾期不归的人，就认为他是甘心流落外方，不值得怜悯，不许再回国，这样就使那些想回来的人不敢滞留于外了。雍正帝把外出者的按期归来与逾限归来两个问题综合考虑，不像高其倬等主要考虑前一问题。　　　
　　经过与闽、粤督抚和朝中一些大臣反复商议，到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有司制定出出海贸易规则，大体内容是：一、船只的出口与入口都应按规定期限办理，出口船只于每年四月提出申请，进口船只于九月造报。二、对出口粮食作出严格限制，中等船只可带一二百石，大船只能带三百石出海，不许多运。三、其他物品和商品运出多少，要登记清楚，不能任意运出。四、出海担保，签署具结，指定地点仍如初议。五、出口货物要有所限制。如炮械、军器、火药、硝磺外，还有大米、豆麦以及红黄色的绸缎等都不许出口。到雍正九年（1731年）又规定，铁器也不准出口。　　　
　　海禁开放之初，雍正帝严格执行出海贸易规则。五年十一月，高其倬上奏：水手手皮粗厚，罗纹不明，难于取得印结；船上的人出海，死亡率极高，所以具结人都不愿担保；出海人找不到具结人，船只只好停泊在口岸，数月出不去，从而导致民变发生。高其倬请求雍正帝在具结方面加以变通，雍正帝不予批准，他下旨说，立法必行，不得变通，如果有人不遵守，采取强压手段。　　　
　　在雍正帝正式同意开放海禁之后，福建第一个取消了禁令，允许人们出海进行贸易。随后，广东也宣布开禁。从雍正五年冬到六年秋，从厦门出口的福建商船共有21只，雍正六年七月底以前返回的商船有12只，载回大米11000多石，还载回燕窝、海参、苏木、牛皮等物。　　　
　　雍正七年（1729年），浙江总督李卫也申请开放浙江海禁，他说广东、福建允许开禁了，与福建相临的浙江，也受到影响，人民不得出海，也会有意见，甚或冒险违律出海，必出事端，既然出海于人民于国家有益无害，也请浙江照闽粤一体贸易。李卫的请求也得到了雍正帝的批准。自此，东南广东、福建、浙江各省开禁，民人可以出海进行贸易了。　　　
　　在废弛海禁问题上，尽管雍正帝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但毕竟是开了海禁。与康熙朝的海禁相比，在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上前进了一步，是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明智行动。首先，扩大了民人谋生的手段，不仅解决了沿海各地缺粮的困难，也活跃了国内的经济，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其次，有利于同南洋诸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维持了中国同东南亚诸国的友好关系。　　　
　　清朝是以少数民族君临全国，“每以汉人为难治”，因此清政府最初实行了海禁。对于开放海禁，雍正帝当然也有不安和疑虑，相对来说，他还是能够审时度势，站在经济发展、人民安乐的角度上全盘考虑问题的，体现出锐意进取的改革家的胸怀和气魄。　　　
　　稳定东南，友好往来　　　
　　当东南省份开放后，清政府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关系也更加友好，如当时的中越关系、中泰关系，以及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的关系都非常友好。　　　
　　越南（也称安南、交祉）是在中国宋朝时期独立的，北宋神宗年间，越南曾经侵犯过当时中国的东南丘陵地区（现在的广西一带），遭受北宋的还击，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战争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战斗最后以越南向北宋臣服为条件而撤军。元朝时期，元军两次进攻越南，都以失败告终。元末明初，越南乘中国内乱，越过边界二百余里，占领中国的禄州（今越南禄平县）和西平州（今越南谅山），将国界从现越南谅山西南的鬼门关推进到今天的镇南关（友谊关）附近，越南还占领中国广西思明府所属的六县（今越南脱浪县等沿线中越边界各县）。明朝时期，越南趁中国从越南撤军，还占领中国云南的宁远州（今越南莱州及莱州以北地区）。明朝时期两国的战争白热化，双方征战长达29年。明朝后期，越南发生内乱，内乱的一方安南王将广东的六峒地区（现广西北仑河以北一直到广西的江平）还给中国，在云南方面，将蝴蝶、普园（中国云南麻栗坡以北）归还中国。　　　
　　顺治十七年（1660年），越南国王黎维棋曾遣使“奉表贡方物”。康熙五年（1666年），清王朝派遣内国史院侍读学士程芳朝为册封正使、礼部郎中张易贲为副使到越南册封黎维禧为安南王，并赐镀金驼纽银印，此后越南三年一贡，通商互市，双方关系比较密切。雍正九年（1731年），安南国王黎维祹死，次年，其子黎维祐遣使到清廷告哀。雍正十一年，清廷赐恤已故安南王祭文、银、绢，并遣使册封黎维祐为安南国王。　　　
　　中国和越南的民间海上贸易，在明朝初年已不乏记载。十六世纪后半期，由于中国商人入境增多，在靠近广南的发福地方，形成了一个专为中国贸易而设的市场，十七至十八世纪，这里成为印度支那的一个商业中心。在雍正王朝时期，中越之间除了保持三年一贡的朝贡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很频繁。从广西龙州到越南的牧马庸、驱驴庸，从云南开化府的马白关进入越南，以及从广东的钦州到越南的江坪、芒街，两国间都开展了良好的民间贸易。当然，这些都是小宗贸易。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布匹、绸缎、纸张、缸碗、烟、茶、药材、瓷器和铜器等；进口商品有大米、槟榔、胡椒、燕窝、香料、藤黄、牛角以及黄金等。　　　
　　虽然中越之间的贸易关系比较融洽，保持着友好往来，但关于领土的纠纷却不断发生。清朝初期，云南建水县外六猛（今中国的金平县、越南的封土县一直到越南莱州以北的地区）内附，也就是将云南的宁远州还给中国。康熙年间又发生了云南开化府的牛羊、蝴蝶、普园三处纠纷，雍正帝睿智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中国与泰国从古代开始就有友好交往，从未发生过战争和重大的武装冲突。根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汉时，中国航船就到过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即暹罗王朝统一泰国的时期是中泰关系史往来最为频繁的时期。雍正年间，广东澄海县华富乡人郑镛到泰国大城谋生，与暹女洛央结婚，生子郑昭。郑镛死后，郑昭被暹罗大臣昭彼耶郴克里收为义子，长大时当御前侍卫，后擢升哒府太守。1764年，当暹罗国家遭受缅甸封建王朝军队侵略的时候，郑昭率领暹罗军民和华侨共同艰苦奋战，至1767年赶走侵略军，被拥戴为暹罗国王，建立吞武里王朝。暹罗国王与清政府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中泰友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雍正时期，泰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是清政府。泰国的大米、香料等商品大量运至今北京一带，雍正帝发布了免除进口大米税赋的上谕，并允许中国的生丝、瓷器等物，由泰国商人尽情选购，甚至于弓箭、红铜、马匹等禁品雍正帝也同意让泰国的部分商人选购。民间对泰国的贸易量也很大，广州、海南、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的商船去往泰国的，每年达几十艘。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诸国也长期维持着友好关系。但是，自十六世纪起，这些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东来，这些国家相继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到雍正初年，这些国家已基本上断绝了和中国的来往。但是，长期形成的经济联系，却不是殖民主义者所能阻止的。中国丝绸不仅为菲律宾人喜爱，而且通过菲律宾，远销到墨西哥，受到墨西哥人广泛的欢迎。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民间贸易有增无减。在雍正五年（1727年）开放东南诸省后，中国和这些国家的民间贸易更加活跃，仅往菲律宾马尼拉的中国民间商船，每年就达四五十艘，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珠宝和漆器等，商品到达马尼拉后，西班牙商人成批收购，再经墨西哥转口欧洲。与此同时，大批华人也移居这些国家，去印尼雅加达（时称巴达维亚）的华人已过万数，移居马六甲的华人也有两万余人，菲律宾的华人更达三四万人之多。　　　
　　雍正年间，中国与东南亚能保持友好往来关系，与雍正帝取消海禁、实行开放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当今东南亚、南洋诸国的华人众多，与雍正朝的政策也有很大关系。大量华人移居这些国家，不仅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文化，同时也促进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中国和这些国家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俄交涉，促进贸易　　　
　　中国与俄罗斯最早的比较重要的接触，应该是康熙年间的“雅克萨之战”，这场战争最终以签订《尼布楚条约》告终。《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而签订的边界条约。　　　
　　沙皇俄国早先并不和我国接壤。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沙俄才形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沙俄派遣侵略军，越过欧、亚两洲交界的乌拉尔山，向亚洲扩张，将西伯利亚并入俄国版图，从此便开始了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　　　
　　明末清初，沙俄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俄语斯塔诺夫山脉，位于黑龙江以北），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毁村庄，杀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