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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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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并没有直接打击允，而是借允之手惩治允———也就是说，如果允袒护允，必然会招致雍正帝的打击；而在另一层面，允提议惩治允，让旁人认为允的获罪是允一手造成的。雍正帝惩治允同样利用了杀鸡给猴看的计谋，允、允集团的那些核心人物，就再也不敢盲目追随他们的首领了。
为了彻底孤立主敌，雍正帝接着剥夺了总理正白旗及镶黄旗军务的允祧和总理正蓝旗军务的允祐的兵权。但与惩治允的手段不同，雍正帝这一次采取了打拉结合的手段。在解除此二人军权的同时，为了拉拢他们，曾将允祧由贝子提升为履郡王以示恩宠。但允祧不知感激，结果不久即被雍正帝以“不知感激效力”为名革去了王爵，仍命他在“固山贝子一职上行走”。相反，允祐看出了雍正帝的“良苦用心”，马上与允、允脱离了关系。雍正帝明白允祐已经悔改，便称赞他“安分守己，敬顺小心”，并将他加封为亲王。
三阿哥允祉也受到了雍正帝的沉重打击。允祉一直以来以学问文采见长。在康熙晚年的储位斗争中，允祉活动不太明显。但在太子允礽被废、大阿哥允禔被禁后，他以“年长居首，也以储君自命”。雍正帝认为允祉的势力在蒙养斋修书处，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向该处人员动手了。雍正帝首先打击的是蒙养斋学士陈梦雷，陈梦雷被指为耿精忠叛逆案从犯，当年，皇考圣祖对他从宽处理，命他在修书处行走，然而他不思改过，不法甚多。为了对他进行惩戒，雍正帝将他以及他的儿子发往远边从军。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执行谕旨不坚决，将陈梦雷的两个儿子私自释放了，雍正帝即把他们降职。雍正帝打击允祉的手下，目的是为了限制允祉势力的发展。
对于大阿哥允禔，雍正帝仍然如康熙帝时一样严行囚禁。
对废太子允礽，雍正帝认为他已构不成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何况他对允礽不是非常憎恨，毕竟他曾经与允礽的兄弟情分还过得去，如今更没有必要斩草除根。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允礽去世，雍正帝将他按亲王礼埋葬，并追封他为和硕理亲王。雍正帝对他的子孙也格外恩典，封允礽的儿子弘皙为郡王，将允礽在东宫时所有的金银、服饰以及家奴、官属都赏给了他。
十三阿哥允祥是雍正帝最得力的助手，他始终是和雍正帝一条心的。雍正帝一登基，就封他为怡亲王、总理事务大臣，主管户部等事。允祥的确没有辜负雍正帝的期望，对雍正帝忠心耿耿，也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他勤于政事，不居功自傲，在雍正帝的治政中，特别是在整顿吏治的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因病去世，雍正帝非常伤心，亲临奠祭，并且将他的名字中的“允”字改回为“胤”，以表示对他的怀念。
从雍正帝处理兄弟们的态度上来看，雍正帝绝非传说中的不顾手足之情，他并没有采取一味打击的政策，而是采用了拉打结合的政策，这也是封建君王集权主义思想的表现，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地位。历史上的每一个皇帝有其宽仁的一面，也必有其严厉的一面，否则就很难稳定民心，一统江山。
允集团，彻底根除
允未遂大志，对雍正帝的笼络手段根本不以为然。他刚封为廉亲王时就对前来庆贺的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他的嫡福晋说得更干脆：“有何可贺？恐不能保持首领耳。”雍正帝即位后，允一刻也没有停止企图搞垮新政权的阴谋活动。他利用职务之便，给雍正帝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对此，雍正帝考虑到允的党羽很多，并没有立刻采取手段，而当他解决了允的心腹后，就向允集团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雍正元年（1723年）夏天，雍正帝对允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前，对他也有过指责，如雍正帝在处理允的问题上，也不断给允出难题，找岔子，并公开指责他，但这还不是专门针对允。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七日，雍正帝则专为处理允而告谕诸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来，朕的无知兄弟结党妄行，惹得父皇晚年无比忧愤，肌体清瘦，血气衰耗。朕即位后，不究允从前之罪，惟念骨肉兄弟之情，封他为亲王，委任以总理事务。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乃不以事君事兄为重，犹以同辈诸兄弟允、允为伊出力之故，怀挟私心。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雍正帝还说：“如此肆事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容，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这一谕旨，实际上是把自己打算惩罚允的态度告诉了诸大臣。
雍正帝首先对允集团的外围进行打击，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雍正帝以苏努、勒什亨父子袒护允、允等人，以久怀扰乱国家之心为由，革去苏努的贝勒爵位，撤回公中佐领，发遣他与其诸子同往右卫居住。随后，雍正帝又斥责允党人七十、马尔齐哈、阿尔松阿，说他们都是允的朋党，又说：“允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今允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多行杀戮，使众心离散，希因扰乱国家耳。”当天，雍正帝便革掉了七十的职务，查抄其家产。六月二十一日，又将七十及其妻子发配到三姓地方（今黑龙江依兰县）。
在消除了允集团的外围后，雍正帝逐步转向允集团的内部人员。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召见诸王宗室，谴责允、允、允“俱不知本量，结为朋党，欲成大事”，这就将他们进一步定了性。同年十一月，允再次被谴责：“要结人心”、“欲收众人之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随后，雍正帝又发出上谕宣布：“若有归附允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至此，朝中上下都知道允已经难逃雍正帝的惩罚，自然也就不敢再归附于允了。可见，雍正帝对朋党的打击确实起了作用。
雍正三年（1725年），由于雍正帝要集中精力对付年羹尧和隆科多，所以对允等人采取了缓兵之计，只是不断谴责他们，为他们罗织罪状，以便为最后处理他们寻找最佳时机———这正是雍正帝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策略。正月二十九日，雍正帝谴责允党人，说贝子允外表忠厚善良而内心却狡猾奸诈，纵使其下人骚扰民间；说允在祈祷疏文中，把“雍正新君”写入，犯大不敬之条；还责备允党人鄂伦诺，说他与阿尔松阿二人是允党人的首领，罪大恶极，朕即位后，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都统，他也毫无感激之心；朕让阿尔松阿转交他御纸，他当众扔在地上，犯大不敬之条。这三件事公布于天下后，为下一步打击允做好了铺垫。
雍正三年末至四年初，政局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年羹尧被处死；国家财政状况从严重的危机窘境中摆脱出来；西北边疆无大战事，这三大心腹之患的缓解，标志着雍正帝的皇位基本稳固。另一方面，多年来允一伙的敌对情绪有增无减，雍正帝已不能再容忍下去，于是，一场严厉的打击便不可避免了。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雍正帝发出长篇谕旨，揭露允、允等人的往事、近事，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并将有关允的康熙帝谕旨包括康熙帝曾说过“朕与允父子之恩绝矣”的谕旨尽行发出。同时，于正月初五日，雍正帝下令将允的黄带子褫去，削除宗籍，逐出宗室。二月，允被降为民王，交所属旗稽查，随后被囚禁在宗人府，不久又被圈禁高墙，只有两名太监随侍在身边。三月，允自请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的意思，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
雍正帝在惩罚允的同时，当然也不会放过他的党羽允。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帝在撤去允的黄带子时，也撤去了允的黄带子。四月，雍正帝将允由青海押解回京，并令自改其名为“塞思黑”（满语，“猪”的意思，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列罪二十八条。 六月，允被押往直隶监禁。据史料记载，允被监禁在筑以高墙的三间小屋内，院子四周由官兵昼夜轮班看守，允饮食都按犯人之例，而不像一般被软禁的宗室贵族那样可以享受较好的生活待遇。当时正值酷暑季节，过惯了养尊处优贵族生活的允适应不了这种生活，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允已不省人事，八月二十七日卯时，允结束了一生，时年四十三岁。
对于政敌允一伙，雍正帝最初使用各个击破的分化策略，迅速解散了其党羽，避免了一场箭在弦上的皇族内乱。直到雍正三年末四年初时，雍正帝见自己的根基已经基本稳固，才变换了策略，由守势转为攻势，将允集团一网打尽。这便是雍正帝的拉打结合策略，体现了雍正帝的政治谋略。
朋党二字，万世之祸
雍正帝自身是靠朋党起家，也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康熙晚年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九王夺嫡政治斗争，他对朋党的力量和弊害因而知之甚稔，所以才下定决心打击朋党。在当时，除允、允一伙外，朋党声势最大的就是年羹尧，这一党虽不与雍正帝为敌，但他们的存在确实妨碍了雍正帝种种政策措施的落实和执政的公平。所以，雍正帝即位不久就搬掉了年羹尧，年羹尧倒台后，朋党自溃。雍正四年，雍正帝彻底根除了允、允、年羹尧等朋党集团，反对朋党的斗争宣告结束。然而没过多久，又出现了直隶总督李绂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案子，这标志着雍正朝新一轮清除朋党的开始，即反对科甲朋党的斗争。
所谓科甲朋党，是指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拉帮结派，互相袒护，俨然成党。其中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投拜门生，即和前辈拉关系以及和同一年考上进士的人拉关系。
在康熙晚年，由于康熙帝推行宽仁政策，再加上康熙帝喜欢结交文人，对读书人采取了尊重、优待的政策，时间一久，致使读书人结交成风，特别是科举官员之间，徇私瞻顾现象日益严重，这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雍正帝在目睹这种世风滋长的情况后，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大胆指出：“朋党之祸，最为无耻。”一些士大夫历观古今，也以党庇为非，如诗人王士稹 （1634～1711年）常说：“朋党二字，为万世之祸。”
科举制下的师生关系，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师生关系。应试考生被哪个主考官录取，即为哪个主考官的门生。如此一来，乡试就有乡试的老师和门生，会试也有会试的老师和门生。主考阅卷时，因考卷都采用封帖，阅卷时看不到人名，所以主考官并不知每卷考生都有谁。成绩公布后，所选中的考生都注明何处取中，如礼部试及第，便以主考官房号注明如“礼部一房”、“礼部二房”，这时老师和门生才得以相认。考试之后，被取中的考生需要到阅卷的主考官那儿拜门生，认老师，怀有感恩之意，历代积习成风，由此演化出很多歪风邪气，至明清尤甚。但凡主考官，无不希望将来能得门生帮扶；而几乎所有门生，也都希望能通过老师在科场中买通关节，以科举得中。雍正帝在即位前，就对科举制下的结党之风感到不满，下决心要清除这种陋习。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立折请禁止官员投拜门生。他说：“臣见钻营附势之徒，广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者遇科场则求关节，已仕者遇计典则图荐举，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每至以直为曲，偏徇庇护。罔顾法纪……有无厌之辈，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或亲行探望，或差人索取，名曰‘抽丰’。在门生情不能却，送往迎来，周旋应接，非剥削民脂，即挪移正项，穷员亏空，从此渐多，倘稍为拒却，人皆鄙笑，指为刻薄寡情。”在这里，莽鹄立指出官员挪移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应付打“秋风”（指古时候假借名义向别人索取钱财），这就和雍正帝的整顿吏治联系起来了。
雍正帝本来就很痛恨科甲朋党，现在莽鹄立又说出了充分的理由，心里自然很高兴，为此朱批道：“师生党比之风，朕所深恶，此奏甚属得理，与朕意合。”他立即下令，命九卿会议，采纳莽鹄立的建议，禁止内外官员投拜门生与打秋风。自此，雍正帝拉开了整顿科甲朋党的序幕。
雍正帝惩治科甲朋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非常厌恶沽名钓誉之辈，杨名时因贪图名声，雍正帝就罚他自掏腰包疏浚河道的事即是一例。雍正帝指责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而苟且因循，置国家之事于度外”。又如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之后，雍正帝随即就指出谢济世参劾的目的是：“不过欲使天下督抚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众人之虚誉，保一己身家，而不为国家实心效力。”由此可见，雍正帝之所以惩治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务实政，不办实事，只知因循守旧，只看重一己的名利。
从以上的几个原因可以看出，在打击科甲朋党一事上，雍正帝的基本出发点是正确的，从抓纲治国的意义上说，尚不失为一种高瞻远瞩的举措，他的本意是为了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他的这个举措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第四章 整顿吏治，整饬财政
整顿吏治，整饬财政
康熙帝晚年受“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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