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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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选集》是一种普及性的胡适读本。李敖考虑到想读胡适文章的人多是依靠《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文选》、《章实斋先生年谱》、《先秦名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等专书，而这些专书之外的文章，却没有被有计划地编选过，于是他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报章杂志，对胡适的散佚之文加以搜集，最终按类分册，包括述学、考据、人物、年谱、历史、政论、序言、杂文、日记、书信、诗词、翻译、演说等１３册，由文星书店出版。　　　　　
　　　　这套选集出版后，以其编纂的精审和资料珍贵而受到读者的欢迎，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文星书店被当局封门后，李敖又将此书转给了传记文学社，市面上也出现了多种翻印本，单册流传，总在十万册以上。李敖说：“《胡适留学日记》里有一则‘借一千，还十万’的札记，写施特来特（Ｗｉｌｌａｒ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以十万元的纪念堂，酬答他欠过一千元的知己休尔可夫（Ｓｃｈｏｅｌｌｋｏｐｆ）的故事。胡适先生送了我一千元，可是我说三月要还他，但他二月就死了。最后我以《胡适选集》给他做了最好的纪念……我这点酬答死友的心意，比起《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故事来，也算好有一比了。”　　　　　
　　　　李敖的这种心意非但没有得到胡适先生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的感谢，反而遭到他们的打击。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３日，胡适夫人江冬秀在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某些人士的煽动、挑拨与支持下，首先发难。她在《中央日报》登出“胡江冬秀启事”，言：《胡适选集》“是非法的，应立将已印的书销毁！”两天后，以徐高阮为首的中央研究院部分同人投书《中央日报》，指责出版《胡适选集》是一种“恶行”、是“图财害命”、“有权过问的官署怎容文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进行”，并宣称：“当此朝野在‘总统’领导下高唱复兴文化运动之时，任何人竭其心血所成的发明权及著作权，应受到尊重和保障，是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希望贤明的‘内政部长’立刻负起责任，处理这件版权被侵害的案件！司法机关也应该考虑除暴安良的行动！”１２月１７日，胡适委员会委员凌纯声、魏岩寿、石璋如、胡颂平、徐高阮、王志维等，又举行委员会议，决定全体委员赴台北慰问胡夫人及维护胡适博士著作权益。１２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在台校友会成立七人小组，由陶希圣、杨亮功、陈雪屏、姚从吾、吴铸人、孙德中、毛子水组成，“代表北大校友到和平东路向胡江冬秀女士表示慰问，并保证北大校友对这事不会坐视”。１２月２０日，教育界人士孙亢曾、沈刚伯、许倬云等发表谈话，跟着推波助澜。于是，伴随着文化论战后的落井下石，在学阀们把持的舆论界，几乎众口一声，声讨李敖的“侵权罪行”。　　　　　
　　　　


第四部分《胡适选集》案（4）

　　　　《胡适选集》究竟是否侵权，李敖自有解释。他的依据是：　　　　　
　　　　一、著作权法第１８条：“揭载于新闻纸、杂志之事项，应注明不许转载，其未经注明不许转载者，转载人须注明其原载之新闻纸或杂志。”　　　　　
　　　　二、著作权第２１条：“著作权年限已满之著作物，视为公共之物，但不问何人，不得将其改窜、割裂、变匿姓名或更换名目发行之。”　　　　　
　　　　三、著作权第２２条：“无著作权或著作年限已满之著作物，经制版人整理排印出版继续发行并依法注册者，由制版人享有制版权十年；其出版物，非制版所有人，不得照相翻印。”　　　　　
　　　　四、著作权法施行细则第四条：“凡著作物未经注册而已通行２０年以上者，不得依本法申请注册享有著作权，其经著作物之原著作人为阐发新理而修订发行者，其通行期间，自修订发行之日起算。”　　　　　
　　　　李敖认为，从上述条文可知，《胡适选集》具有十足的法律保障及依据，同时在民法与出版法中，也有相关的条款以为支持。　　　　　
　　　　但对国民党官方来说，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人是一党专制的敌人，阻止胡适思想的流传，正是官方的心愿。如今，能够借胡夫人之刀，来个釜底抽薪式的解决，简直是上上之策。于是，朝野双方，声应气求，轰动一时的《胡适选集》案，便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５日江冬秀的按铃申告下，如火如荼地出现了。１２月３０日，国民党的文宣大将胡秋原在“立法院”里提出质询，其中说：　　　　　
　　　　


第四部分《胡适选集》案（5）

　　　　盗印胡适先生著作一事，非一单纯侵害人民权益问题，而实若辈一贯祸国阴谋之一种烟幕，亦即若辈过去五年来假借胡适先生名义，进行卖国匪谍活动阴谋之重新使用。最近……一个反“中华民国”的攻势已由四面八方开始。所谓“中国问题小组”、所谓“复国运动同盟”、所谓“新台湾独立运动”、所谓“保护殷海光运动”已在华盛顿、东京、香港等地开始……适于此时盗印胡适选集，既非尊敬胡适（因若辈早已诽谤之），亦非借以图利（因若辈不缺乏金钱），而系借盗印胡适选集，以散乱胡适著作之整个精神，并假借胡适博士之名，一面对抗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面进行进一步的卖国匪谍活动……①　　　　　
　　　　上述怪说与谬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国民党官方的基本态度。　　　　　
　　　　国民党官方介入这一借刀杀人讼案的具体手法是：一、违反胡适遗嘱，由台湾大学把权利转赠中央研究院后，再化公为私，由中央研究院转赠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证明书；二、胡夫人凭这证明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权；三、再由“内政部”违反不得申请注册的规定，硬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发给胡夫人２５年的权利执照；四、最后由胡夫人拿执照告人。在这一系列“先上车，后买票”式的违反法律原则的赶造证据下，在胡夫人吵着“要见‘总统’”的配合下，法院亦给予积极响应和密切配合，１９７１年，台湾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判将《胡适选集》一书没收、销毁。　　　　　
　　　　国民党当局和江冬秀终于借着所谓法律，达到了封杀《胡适选集》的目的。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1）

　　　　题记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　　　　　
　　　　——李敖译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一、退出《文星》，朝野双杀　　　　　
　　　　《文星》的“星沉海底”并不等于李敖的“星沉海底”，因为国民党对李敖的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李敖十分清楚，现代的专制统治者在消灭异端之前，必须有一个先将其“涂黑”的工序，为了使这些叛逆者“死得卑微、死得丑恶、死得有话不能讲，有血流不出”，就必须“先用秘密而卑鄙的方法，毁掉‘烈士’的历史、毁掉‘烈士’的信用、毁掉‘烈士’演说的自由、毁掉‘烈士’出书的自由、毁掉‘烈士’通信的自由、毁掉‘烈士’登报的自由”，“使愚昧的小百姓们觉得：原来‘烈士’并不烈！原来‘烈士’历史不清白！原来‘烈士’没有信用！原来‘烈士’不敢说话！原来‘烈士’在骗我们！”于是，百姓对他们的偶像失望了，他们会“用看杀强盗一般的眼光，去参观行刑了”！①李敖太了解自己所面对的这个政党的卑劣伎俩了，他知道，自己的沉没还在进行时。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文星”出版的殷海光、李敖、陆啸钊、李声庭、于熙俭等人的著作１１种被警总查禁。其中李敖作品有《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教育与脸谱》、《历史与人像》、《文化论战丹火录》、《上下古今谈》、《传统下的独白》等六种。　　　　　
　　　　此时，李敖已经３２岁，眼看前路茫茫，荆棘密布，许多朋友背他而去、离他而去、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他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５０年前，梁启超在台湾岛上曾写过两句小诗：“历劫此身成落瓠，浮天无岸有虚舟。”如今，他感到自己也如同那无人摆渡的“虚舟”一样，孤独无靠，飘忽无定。他不由想起在初中时就已背会的那首小诗：　　　　　
　　　　人生如美酒，易醒复易醉。　　　　　
　　　　微醉亦难醒，醒来都是泪。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2）

　　　　就李敖所宣传的社会改革思想而言，他并没有步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轨道，是一个淑世的改良主义者。他曾公开表示：“一般不了解我的人，很少知道我是一个憎恨暴力的人，我憎恨以暴易暴，憎恨不关心小百姓怎么生活而高谈美丽的乌托邦。我是实际的人，是淑世的改良主义者，我主张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他还说：“我的目的就在鼓吹和平而渐进的转移或改革，并且我相信，这种转移或改革的基本动力是孙中山所说的‘思想的变化’”。①但李敖并没有想到，一切专制统治者决不会主动地接受来自外界的批评，更何况这种批评触及到了它的政治利益。因此，他那激进的“全盘西化”和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最终还是难以被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所容，尤其是他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文字，与国民党当局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事至今日，亦实在预料之中。　　　　　
　　　　还是在《文星》杂志被封时，他就有了某种预感，翻读殷海光五年前写下的《我看雷震与新党》，其中有一段话，李敖此时此刻感同身受：“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室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的一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底身体，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议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①他在给殷海光的信中说：“夜色真深，在深暗的夜色里写这封信，真凄厉。”他在自己居住的四楼书房里，每天晚上通宵不睡，“看书、写书、思考、思‘过’、走来走去、像动物园里那头熊。”他不是沮丧，而是在调整。他并没有因自己的失败而灰心。他认为，自己失去的只是一种“幻”，而“真理”会永存。他对自己要走的路并没有因此而稍有改变，他已认同了自己的孤独，他在给女友的信中说：“梁实秋先生说我的智慧成熟过早，我颇不谦虚地认为他这看法不错。再过三天，我就是３１岁的人，我自认在３１岁的‘男孩子’中，我是一名‘老狐狸’，而为那些傻小子们所不及。但是做了‘老狐狸’，并不值得得意，因为那很孤独。——当你把人生看破，把许多误认为有价值的价值摧毁，你难免会有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虚无情绪。对人间，在许多方面，你不再是一名熟客，而是卡缪笔下的‘异乡人’。”②　　　　　
　　　　面对一党独大，身单力薄的李敖并没有因此失掉斗争的勇气，“艰难岂足道，一弃若敝屣。”梁任公的诗鼓励着他的斗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是一个很少休息的妖怪，半夜三更，活得比谁都起劲。”他要爬起来继续干，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有限度的做做看”，他准备再办杂志、开书店，自己单枪匹马地去干，但这种愿望已不像他当初谋教职那么简单了。他已经成为官方注意的目标，单是手续一关就不可能通过。　　　　　
　　　　靠笔杆维生已不可能，走文化商人之路显然亦无希望，１９６６年８月底到９月初，李敖先后在《中央日报》、《联合报》、《征信新闻报》、《民族晚报》、《自立晚报》等登出广告，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做本钱，改行去卖牛肉面，并特备签名簿一册，请“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签名以示赞助。　　　　　
　　　　当时，柏杨正在《自立晚报》社走红，他见李敖来登广告，跑过来说：“李敖哇，你自杀算了！这个岛上没有你的活路！”李敖笑而不答。　　　　　
　　　　


第四部分退出《文星》朝野双杀（3）

　　　　广告一出，社会哗然。谁都明白，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文人作出的最后抗议，许多文化界人士纷纷撰文表示同情和支持，热衷于李敖的读者亦来信、寄款预约订书。李敖在９月１３日给同学的信中说：“我这阵子收到的读者来信也不知有多少，几乎封封都提到牛肉面如何如何，几乎投资或帮忙我卖面的人，比要买我的书的人还多。真令人啼笑皆非，惊喜交集也！”在《文星》时代与李敖来往甚多的著名作家余光中亦在信中给李敖打气：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面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惟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面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①　　　　　
　　　　李敖的《告别文坛十书》自然又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新上任的《文星》总编胡汝森（军方人物）与“警总政战部”副主任段春理少将、政三处副处长伍一心上校、政战部第二处文化组主任李国瑾中校多次会面磋商对策。　　　　　
　　　　在广告登出后，接着就是印刷出书。印刷“十书”的装订厂不断遭到警方的干扰，装订好和未装订好的书籍相继被警方查禁、抢走，眼看“十书”无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李敖在悲愤之中向约订读者发出“敬启”：　　　　　
　　　　敬启者：　　　　　
　　　　“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出版经过，奉陈如下：　　　　　
　　　　第一号“乌鸦又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