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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这个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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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的２００万台币使李敖的生活有了大转机，他除送了十万元给严师母外，又给了弟弟十万元，然后以余款买了东丰街一家小店面。结果没多久赶上了房地价大涨，他把这家店面一出手，便有了翻一番的本钱，再加上“文字之业”的收入，使他从此立于经济上的不败之地——他自我感叹说：“人间‘致富’，可以阴错阳差，时来运转到这一复杂又交错的程度，想来不胜离奇。”他终于实现了他上大学时便有的“经济独立”的梦想。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1）
二、幽居金兰
李敖退出了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又有经济基础做后盾，他在金兰大厦自己的寓所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潜心读书与写作的隐居生活。
这是李敖精神与意志的调适期。在这一时期，李敖刻苦自励，以罕有的勤奋和耐力，为未来独立自足的“长期抗战”奠定了心理上的基础。
自己已经４３岁了，下半生该怎么过？李敖不止一次地想到这个问题。
回首过去，那投身社会的奔波与曲折，那战斗中的喜怒哀乐、收获和浪费，走上坦途和误入歧途，认识了好人和误交匪类，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一切的一切，都像过电影一样从他的脑海中闪过，不止一次地闪过。他想：真应该算他几天账，根据这本账，重新决定自己下半生应该怎么过。
他开始很少外出，不见客人，不接电话，一个人孤独地自得其乐。什么出行、探视、友情、琐闻，一概减少，甚至拒绝。他力求从心所欲地自控一切，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于生命的大业，珍惜余春和时机，使自己锤炼成为“纯粹的持久的不惑不忧不惧的完人”。
他要写出“生命的产品”。他所谓的“生命的产品”指的是，产品的内容是有生命的（可读的、世界性的、永恒的），而且值得自己用下半生的生命去完成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为自己制定了“六百字纪律”：
一、笑脸第一，平静起码，痛恨起码以下的情绪。起码以下的情绪是自己整自己。我决心做到太上忘情的没有起码以下情绪的境界。
二、起码以下的情绪其实只是一种Ｂｙｒｏｎｉｃｕ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坏习惯，是一种娘娘腔，一种多愁善感，我从千锤百炼中活过来，我全用吴汉式的态度骂走起码以下的情绪（“须是一刀两断，萦萦的他妈的讨个什么！”）ｉｎｓｔａｎｔ造出起码以上的情绪（林肯的情绪可造论）。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2）
三、时时刻刻做ｉｎｓｔａｎｔ（按：刻不容缓）价值判断，像个将军一样的立断。
四、用信仰和气势去ｂｕｌｌｄｏｚｅ（按：压倒一切），以发誓、不信邪的精神力量加强这种气势。①
他要求自己努力克服任何有害于生活的负面情绪，不管任何情况发生都要用训练的忍耐与达观乐观洒脱境界化掉，以不信邪的悍气和奋发的生命力去面对一切。
在困居的日子里，李敖的女儿小文被王尚勤从美国送回台湾，先是住外婆家，后与奶奶、爸爸住在一起。在李敖的日记里，便多了与小文一起生活的记录。如：
小猫“无礼”，竟一再睡在书桌正中央，前晚睡在小文枕头正中央，小文无枕而眠，为老太所见。今日起老太随手关厕门，使猫不得方便。（１０月１１日）
小文被罚禁看电视一个月，今天届满，她的小朋友来，大看特看一下午一晚上。（１０月１４日）
小文气色差，她说睡眠不足，乃解必须六点起之禁，准七点起。她趁机讨价，以七点半起成交。（１０月２１日）
有女儿同住对李敖和母亲自然都增加了一份欢乐。每天上午精神好的时候，他书房里埋头读书写作，下午精神稍差，便干其它活计，或整理房间，或散步，或运动，或洗浴，或看电影录像……且看他在隐居一年时重订的生活表：
六点起床。六点半到一点半七小时保持完整（绝不误用生命，这七小时不用来出产品，其他都是误用生命）。一点半午饭看报散步到三点半。三点半到四点半事理存件一小时。四点半到六点半清洁运动洗澡。六点半到八点半副产品及书面杂务。八点半晚饭（少吃）、清洁、分类到十点。十点半前洗澡后睡。①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3）
他已习惯这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活。他在文章中写道：“大丈夫不能靠别人掌声活，大丈夫自己给自己鼓掌。大丈夫不怕别人封锁他——人能从容把自己封锁的人，没人封锁得了他。”②他不止一次地想到王安石的那首诗：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所表现的那种孤高与卓绝，曾鼓舞他度过了大学时代那段最孤独的时期，如今他已变得自由而豪迈，他有一种“身在最高层”、“无为而无不为”的感觉，他感到周围的“浮云”再浓也挡不住自己的存在，具有高境界的人从不在乎荣枯得失、进退疾徐，他会从容无比地去走一条特立独行的路。他交代家人：所有找李敖的人，除萧孟能外，都不准进门，可告知说：“李敖到中部的一座庙里休息去了，住在哪儿和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也无法转话，你可写信到‘台北邮箱二六——二六四’，也许能找到他。”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台湾远景出版社老板沈登恩来访，留条而去，李敖让家人电话告知，不便相见，后会有期。
第五部分幽居金兰（4）
他认为：“必须牺牲这个，才能成全那个。”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在自己的余生中，什么是自己能做也愿意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也不肯做的。“畸形的环境使我认清实际政治活动已与我无缘（帝乡不可期也），富贵也非吾愿，案牍劳形的学院生活也讨厌，与人的任何交往格于环境，不能施展。除非海晏河清，我余生将过一种休斯式（隐）、爱因斯坦式（孤、愉、淡、高）、萧伯纳式（一世之雄，但独来独往）、威尔斯式、罗素式、丘吉尔式等大量立言家，也是立德家的生活。”①因此，他一个人在自己的书房里，每天不抽烟、不喝酒、不养猫、不见客，也不见三分之二的家人，从不午睡，以全套的翻江倒海的作业，遁世（又大破又大立）、救世（又悲天又悯人）、愤世（又呵佛又骂祖）、玩世（又尖刻又幽默），就像是以色列复国前的犹太人，忧患余生，满怀仇恨，但又斗志不衰。他开始进行小说和剧本的创作，并拟用影射法来与国民党的专制作斗争。他给自己规定每天专注十小时，写作不少于２０００字，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写作上，“因写而看、随看随写”，以此来要求自己、强制自己，使自己的作品达到“世界性、永恒性、普遍性、代表性、生命性”的目标。
１９７８年月１２月１６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
李敖收听了当天上午１１点的新闻广播，新闻说早上两点钟，美国大使将此消息通知蒋经国，蒋经国即时提出最严重抗议。
听到这一消息，李敖的心情是激动的。他回顾１９４９年以来国民党所走过的道路，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到在联合国失位，到蒋介石死去，到美国承认中共，这个专制政党在国际上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每况愈下。他似乎已看到了国民党必然灭亡的末日。和这样一个政党酱在一个岛上，自己又能做点什么？“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你不必对陨石做什么，如果你不与陨石同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恒性生命性的工作罢。”①
在一年半的隐居生活中，李敖曾有过五个半月不下楼的记录。在独居长考中，他已有了个人修养的全套理论，并努力施之于行，在实践中强大自身，终于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充溢着刚毅和悍气的“千手千眼”的“大怪物”。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1）
题记
落落何人报大仇，
明珠岂肯做暗投？
信手翻尽千古案，
我以我血荐蚩尤。
——《李敖回忆录》
一、“二进宫”与“忧患之书”
在国民党官方的一手操纵下，李敖因萧孟能告其财产侵占罪被复判有罪。
按照国民党的出版法，发行人坐牢，就要变更发行人，重新登记。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可以“合法”地因判李敖坐牢而封杀《千秋评论杂志》于胎中。
于是，国民党用舆论和法律对李敖形成的双杀局面——从斗臭到斗倒，就这样前后完成。
按照判决，李敖将于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４日起再坐６个月的牢。
这是李敖已经预料到的事情。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７日，李敖在准备第二次入狱的前夜，再一次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成长道路，充满激愤地写下了长文《被封杀的“人民公敌”》。他写道：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2）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１４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史，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前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２０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得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２０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诩、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３２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的大丈夫、男子汉，作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但是，一位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①
此心无悔，此心不改，任何的艰辛和苦难都不能改变仁人志士的初衷。
李敖不怕苦难的折磨，不怕把牢底坐穿，他惟一的悲哀是不能被人民所理解：
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５０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５０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作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Ｔｈｅ Ｑｕｉｎｔ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ｂｓｅｎｉｓｍ）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１８９１年，是论易卜生最精采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①
第五部分“二进宫”与“忧患之书”（3）
面对周围令人无奈的环境，李敖的心中在淌血，在流泪，他无法理解这一切，只有从中外的先贤那里寻找寄托了。他认为，自己如今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他联想起了在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代严侨老师对自己的劝告，想起了那篇《十三年和十三月》，在那篇文章中他曾写道：“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们看！我还有一杯毒酒！’”如今，他真的要继续喝下那一杯苦酒了！他在文星沉没之后写下的一首小诗《我们相信》，现在成了他的碑记和鼓舞：
我们相信：
他们只是一种气候，
像一阵阴天，
他们总要过去。
面对荒谬的判决，李敖并没有屈服。他开始仔细研究继续战斗的对策。他找到了国民党出版法的一个漏洞，即若违犯当局出版法规定，对“新闻纸类”的刊物可以“定期停止发行”、“撤销登记”，使你无限期停止；而对“书籍类”则只能出版一本查禁一本，而不影响下一本书的出版。按照官方“出版法”第１６条至２２条之间的规定，作者可以自己出书，并且不需经过书店的登记。他想，如果能定期（“按期发行”）出书，在某种形式上不就与杂志一样了吗？而每月一书，十万字的写作量，且要坚持下去，显然对一般作者来讲是难以做到的。但要继续战斗，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不再办杂志，而是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每月出版一本，这就是变相的《千秋评论》杂志了。国民党当局除非重新修改出版法，不许作者每月出一本书，否则他们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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